服刑人员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人格特质P的调节作用

目的:探讨男性服刑人员人际信任与人格特质、社会支持的关系。方法: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和人际信任量表(ITS)对188名男性服刑人员和155名对照人员进行调查。结果:男性服刑人员在ITS量表中对父母信任因子、SSRS量表中社会支持总分和主观支持因子、EPQ量表中精神质P和掩饰性L因子上得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男性服刑人员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人格特质P和N呈正相关,与人格特质E和L呈负相关,对照组人际信任与人格特质N和主观支持相关显著,与其他因子相关不显著;男性服刑人员的人格特质P对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的调节作用显著。结论:男性服刑人员对社会支持的主观感受少、对父母信任度低;男性服刑人员人格特质P能调节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间的关系,高精神质男性服刑人员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     

教内信任:基督教信仰与人际信任——基于2010年度CGSS的分析

韦伯认为,新教伦理能够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中国基督教的发展能否增加社会的普遍信任?本文利用2010年度的CGSS数据分析了基督教信仰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分析表明,与非基督徒一样,基督徒的人际信任也是建立在特定关系之上,呈现出一定的信任差序格局。与非基督徒相比,基督徒的普遍信任更低。回归分析表明基督教信仰对于普遍信任有显著性的负向影响,基督教信仰只是增加了基督徒的"教内信任",并没有提高基督徒对"教外人群"的信任水平。     

网络交往中的人际信任

网络人际信任是人际信任在网络交往中的延伸.网络人际信任表现出脆弱性、认知性的特点,其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持续过程.网络环境因素、网络使用行为、个体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网络人际信任水平;此外,网络人际信任对个体网络自我表露、知识共享、行为决策以及团队合作等网络行为起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并提出未来应基于网络人际信任的特点开展深入研究,明晰网络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过程.     

当代中国社会的宗教信仰和人际信任

许多研究均认为中国社会中的人际信任是一种差序格局的模式。本文将人际信任具体区分为亲缘信任、熟人信任和外人信任,指出信任水平从亲缘、熟人到外人依次降低,并且宗教信仰对不同的人际信任类型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对2007年居民文化生活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无论哪一种宗教信仰归属都不会显著增强亲缘信任和熟人信任的水平,比如佛教徒、道教徒的亲缘信任、熟人信任水平显著低于无信仰者;但是宗教信仰可以显著增强普遍的外人信任,比如佛、道教和基督宗教都能显著提高外人信任;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和宗教活动参与频率也能够提高信任水平。另外,基督宗教比佛、道教具有更高的教内信任程度。     

信任者权力对其人际信任的影响

信任者权力对其人际信任的影响是基于双方权力的不对等实现的还是取决于信任者自身的权力水平的问题值得研究。为此,本研究在实验一中考查了信任博弈任务中信任者的权力感（与被信任者的权力水平无关）对其人际信任的影响,在实验二中通过角色扮演任务操纵信任者与被信任者的权力关系（对等vs.不对等）,同时测量信任者的人际信任倾向。结果表明：信任者自身的权力感影响其人际信任,低权力感个体比高权力感个体更信任他人;双方权力对等与否对信任者的人际信任倾向没有影响。可见,信任者权力更多是作为信任者自身的属性特征影响其人际信任,而不以双方权力层级不对等为前提。     

特质认知和关系认知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特质认知和关系认知是影响人际信任的两个重要因素。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特质认知和关系认知对人际信任存在不同的影响。通过整合以往有关特质认知和关系认知影响人际信任的研究成果,发现关系认知影响人际信任的相关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简单的"亲疏关系"效应。尤其是在理解中国人人际信任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诸如能够体现中国社会关系核心构架的"阶层关系"等更为重要的社会关系的认知过程对于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深刻作用。以"阶层关系"认知为核心的关系认知可能调节着特质认知对于中国人人际信任的影响。     

大学生人际信任度研究

本研究以296名广西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人际信任量表》(IT)为研究工具,考察不同性别、年级、专业、生源、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人际信任上的差异。结果表明:大学生人际信任度偏低,人际信任不存在性别、专业上的差异;普遍信任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性,普遍信任度的高低依次为大四>大二>大一>大三;来自农村大学生的特殊信任度高于城市大学生;独生子女特殊信任度高于非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的普遍信任度高于独生子女。     

大学生内外控倾向与人际信任的相关研究

本研究使用IE量表和信任量表对291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测试,以探讨内外控倾向与人际信任的关系,发现二存在有极其显的负相关,内控比外控有更高程度的可信任度,本对此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信任的跨文化差异研究：视角与方法

信任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其相关研究不能脱离个体所处的文化背景。个体在一般信任水平,信任的建立方式,信任的种类及信任修复的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文化差异。信任存在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个体对线索的提取方式不同、所处社会文化情境不同及文化的变迁。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是信任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其中卡片分类与深度访谈相结合法、“桌面游戏”法最受研究者的青睐。未来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探查信任的本土化概念,并关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下个体的人际信任建立的问题。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视角来探讨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人际信任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网络社交效能的中介作用以及自尊的调节作用.采用整群抽样法对432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网龄对网络人际信任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人际信任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网络社交效能在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网络社会支持通过网络社交效能对网络人际信任的间接效应受到自尊的调节.对高自尊个体而言,网络社交效能起部分中介作用;对低自尊个体而言,网络社交效能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人际信任只有直接作用.     

中国人的信任逻辑

受独特的文化传统、制度规范与社会结构的影响,中国人的信任行为与西方人相比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同。本文通过分析中国人在面临一些特殊情境时的行动选择,来解读中国人的信任建立方式、运作机制与约束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中国人的信任格局与产生这种信任行为的社会结构性条件。     

媒体信任与现代公民文化的成长——影响公民文化成长与培育的媒体信任因素探析

本文以南京市的实证调查为研究个案,通过公民对媒体的信任程度与公民文化之间的方差分析与多元回归分析,描述公民对媒体的信任程度与公民文化成长的关联.媒体是现代社会传播政治知识、培育现代公民文化的重要社会力量,提升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是促进公民文化培育的可行途径之一.     

人际信任研究及其在组织管理中的应用

组织中的人际信任,可以促进组织成员之间的沟通,增强组织凝聚力,提高工作效率,从而降低组织运行和管理成本。因此,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从各自的角度对组织中信任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该文综述了国内、外对组织人际信任的研究。首先探讨了几种基本的信任定义;然后重点介绍了在组织中建立人际信任以及导致信任破坏的个人因素、人际互动因素以及组织环境、社会文化等宏观因素;最后从组织管理的角度展望了信任研究的未来方向。     

安全感对服刑人员人际信任和社会适应的影响

【目的】调查服刑人员社会适应现状,探讨安全感对服刑人员人际信任和社会适应的影响,以及人际信任在影响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方法】采用劳教人员社会适应量表,人际信任量表和安全感量表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随机选取河南省某监狱7个监区服刑期均在10年以上的服刑人员发放问卷450份,回收问卷404份,有效问卷366份,使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问卷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安全感对人际信任显著有负向预测作用(β=-0.265,p0.01),对社会适应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341,p0.01),人际信任在安全感与社会适应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的作用。【结论】提高服刑人员安全感能够显著提高服刑人员的社会适应性并影响人际信任水平。     

人情与人际信任:关系类型与主题的调节作用

为考察本土化元素人情、主题及关系类型在人际信任中的作用,对37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在人际互动过程中,人情对信任行为有积极预测作用;人情与人际信任间的正性关系主要出现在熟人间,且受到主题的影响。可见,人际信任与人情、主题、关系类型及其交互作用有关。此结果对理解本土文化在人际信任中的作用以及跨文化交往实践中有重要意义。     

论法家学派中的信任观——从《管子》《商君书》到《韩非子》

对《管子》《商君书》与《韩非子》三部经典的法家著作中的信任观与信用观进行了分析,得到法家学派信任观的四个特点:重视个体信用但并不盲信道德;明确信任的作用但对信任非常谨慎;试图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角度来保障信任;辩证地区别了个体信用与国家信用这两种不同层次与重要性的信用。法家学派塑造过辉煌的国家建设成就,其信任观在当代中国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指向具体人物对象的人际信任:跨文化比较及其认知模型

本文对指向具体人物对象的人际信任作了跨文化实证比较研究,并探讨了人际信任的认知模型。使用人际信任行为量表(ITBS)测量了中国、香港及美国三地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根据三组被试对诸如父亲、哥哥、同班同学、医生和陌生人等20个人们生活中经常能够接触的人物信任程度的高低,可将这些具体人物对象归为“亲人”,“熟人”和“陌生人”三个群体。三组被试对“亲人”群体的人际信任没有显著差异,但中国被试对其它两个人物对象群体的信任要高于美国和香港被试,而后两组被试的差别则不显著。另外,利用多元回归法在人际信任与六种认知变量间建立了模型关系,发现其中只有两个变量对模型作出主要贡献,即:(1)对由信任行为而得到得回报的期望值越高;(2)得不到回报而引致损害的严重性评估越低,则一个人作出某一信任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被试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工业化程度对人际信任认知模型没有影响。     

亲亲为大，亲贤仍重：亲疏关系、人情取向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本文基于以往理论,提炼出人际交往中影响信任的两大因素：关系因素和个人特质因素,通过两个情景启动实验尝试探索亲疏关系、可信赖特质（能力、善意和诚信）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机制及其作用的边界条件。结果发现：亲疏关系除了可以直接预测人际信任之外,还可以通过感知被信任者的可信赖特质产生间接影响。此外,个体的人情取向可以分别调节亲疏关系对感知被信任者的能力、诚信特质的效应和通过感知被信任者的能力、诚信特质影响人际信任的间接效应,并且作用的主要对象是关系网中的熟人。本研究对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在多元文化交融下的人际信任具有重要意义。     

惩罚和社会价值取向对公共物品两难中人际信任与合作行为的影响

通过两个计算机情境模拟实验, 采用“取消惩罚”范式, 引入社会价值取向变量, 发现惩罚对人际信任和合作行为具有消极影响, 具体表现为当惩罚取消后, 经历过惩罚的被试的人际信任水平显著低于无惩罚条件被试的水平。惩罚对博弈者合作行为的影响在社会价值取向不同的博弈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经历过惩罚的亲社会型被试在惩罚取消阶段的合作程度显著低于惩罚存在阶段的合作程度, 并且显著低于无惩罚条件被试的相应水平。惩罚通过亲社会型博弈者的人际信任水平对合作程度产生间接负效应, 即惩罚程度越强, 亲社会型博弈者的人际信任水平越低, 进而使其合作程度也下降。     

人格特质、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的关系

该研究运用问卷法探讨了人格特质、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的关系。对386名大、中学生的调查结果表明：(1)人格特质和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人际信任具有直接影响;(2)人格特质还可通过网络社会支持(主要是网络主观支持)间接影响网络人际信任;(3)网络人际信任不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