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指导下的互联网宗教治理

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为推进互联网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互联网宗教安全事关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大局。在互联网宗教治理领域应坚持依法治理和综合治理,要构建互联网宗教治理的制度规范,依法治理互联网宗教。在互联网宗教的综合治理格局中,政府要落实监管责任,平台要承担主体责任。要完善互联网宗教内容审核把关和监督检查机制,加强互联网宗教内容建设,推动宗教信息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利用大数据方法和思维,打造互联网宗教大数据分析平台,建立互联网宗教重大事件预警和舆情引导机制,坚持综合治理,推动互联网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建设,是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浅议“职业团体道德”研究的必要性

“职业团体”是指构成各种职业系统的自然单位,包括机关、学校、商店、企事业单位、生产队以及经国家认可由劳动人民自愿组织的一些非经济社团,如各种协会、学会、研究会,等等。“职业团体道德”就是指这些单位和组织不仅应该遵纪守法,承担国家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而且还应该接受共产主义道德的约束,承担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     

论传染病防治领域医师对第三人的披露义务

传染病防治领域不认同医师对患者有绝对的保密义务。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医师对第三人承担了一定的注意义务,但医师是否因此而对第三人承担披露义务,需要做区分探讨。医师对第三人承担披露义务能更有效地防范法定传染病的传播风险,保护第三人的生命健康。但不宜让医师承担过于宽泛的披露义务,需要对披露义务的对象、内容和方式做出限制。披露义务当是在具备必需性、紧迫性时做出,是对保密义务的必要限制,因而应在《传染病防治法》《艾滋病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对披露义务做出明确的规定。     

论《安全生产法》对运营性道路交通事故的适用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并非意味着在法律适用中,特别法完全排斥一般法的适用,而是指两者在同一事项上出现不一致的规定而又不能同时适用的情况下,应优先适用特别法的规定。《安全生产法》第2条第2款并非意味着在交通运输领域中应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而排除《安全生产法》的适用,全面贯彻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求道路运输企业既要遵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特殊性规范,同时也要遵循《安全生产法》的一般性规范。由过错导致的运营性道路交通事故同属《道路交通安全法》与《安全生产法》的调整范围,因此既是道路交通事故,又具有生产安全事故的属性,故对于该交通事故应同时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与《安全生产法》,分别追究驾驶人员的"交通肇事责任"与交通运输企业的"生产安全责任"。     

责任是伦理学的重要范畴

在伦理学基本范畴的研究和阐释中,一般都把责任和义务等同起来,或者用后者代替前者。实际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弄清二者的区别,从而突出责任在伦理学范畴体系中应有的位置,充分发挥责任在道德调节和评价中的作用,有着重要意义。 责任与义务的区别 据史料记载,中国思想史上责或责任概念的最初含义有二:一是表示臣民对君主、帝王对“天”主动尽职和效忠;二是表示个人应对自身行为的不良后果和过失负责(参看《史记》)。义务则不同:义者,自外入也。就是说,义含有“外加的”、“外     

《民法典》体系化下船舶物权变动规则解释论

因《民法典》和《海商法》欠缺船舶物权变动条件的规定，学界对此形成了“交付说”与“合意说”两种认识，两种认识的分歧缘于交付主义对船舶法律属性的认识偏差及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思维惯性。在我国《民法典》对物权变动采取形式主义和意思主义二元模式并存的背景下，船舶物权变动“登记对抗”规则与动产物权变动形式主义模式下的“交付说”并不契合。为此，解释船舶物权变动规则，应以船舶作为准不动产且其交易需注重内部安全的价值判断为逻辑基点，综合运用目的解释、比较解释以及体系解释等方法，诠释《民法典》体系下船舶物权变动的意思主义模式，阐明船舶物权变动中“登记对抗”构造的真意，考虑船舶物权与地役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变动规则的一体化，以合意生效弥合我国现有船舶物权变动规范的不完整，并通过未来修改《海商法》予以完善。     

生态责任分配正义原则何以可能

人类已经遇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承担生态责任势在必行。人类要承担生态责任，就需要确立承担生态责任所依据的原则，而其中生态责任分配正义原则的建构尤为重要，因为存在着生态责任主体的认定和环境正义问题。生态责任分配正义原则要具有可能性，应具备普遍必然性、自律和他律的统一性、公平性和普遍有效性。我们可以依据如下理论和现实确立它的内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统一，所以人类应保护自然界；自然物具有生存权，应受到尊重；基于不同性质国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确定它们生态责任的大小。生态责任分配正义原则具体包括不伤害原则、不干涉原则、积极保护原则和合理补偿原则。     

论患者的不真正义务

患者的不真正义务是法律没有规定且医患双方亦没有约定患者必须履行的,医方通常不得请求履行,而其违反也不发生损害赔偿责任,仅使患者遭受权利减损或者丧失之不利益的义务.主要包括患者的披露的义务、遵照医嘱的义务与签字的义务.患者的不真正义务是不同于患者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的一种独立义务.患者的不真正义务不应保护医方使其免于承担治疗失当的责任.     

道德哲学建基在错误之上吗？

责任或义务是伦理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它是客观的、绝对自明的,因而是不可定义的、无需推理的。人们既不能从别的非伦理的事实或非伦理的属性中推出义务,也不能把它归约为任何其它伦理属性。以往的各种伦理理论的错误在于用一些其它伦理属性来规定责任,从而使其丧失了绝对客观的和自明的意义,其结果是使伦理学长期陷入困境之中。     

《管子》的生态哲学思想

本文论述了《管子》的生态哲学,认为:《管子》把天地人看作是一个以“道”根据和调节机制的和谐平衡的有机整体系统,认为天地生态系统遵循着基本的生态法则,阐述了“人与天调”、“天人相因”的内在统一的生态存在论和实践观。《管子》以“道为物要”的生态价值观为基础,把自然现象道德化,把人类的道德推广到自然万物,提出“德润万物”生态伦理命题。《管子》从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的观点,揭示了自然现象的属性与人的能力品质的内在一致性。《管子》主张遵循天人感应之“时德”的农业生态伦理与政治生态伦理。《管子》把生态伦理法律化、行政伦理化。     

论国际法渊源的编纂与发展——基于国际“造法”的视角

根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渊源可理解为任何可引起国际法义务的依据，包括条约法、习惯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等。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负有编纂和发展国际法的职责，尤其是通过编纂现有国际法渊源的规则和起草有关国际公约，起到国际“造法”作用。研究已有国际法渊源的编纂与发展，有助于深入了解和客观评估其实际的国际“造法”效果，这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以国际法渊源方式将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落到实处，成为国际关系的共同准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应加强相关研究制度的建设，以期更加积极参与和引导国际法渊源的“造法”。     

论我国行政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行政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是指因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而造成损害的,依照法律规定由国家行政机关所承担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68条规定:“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     

医生告知义务的类型与范围——来自德国的启示

根据医生告知义务的内容和保护目的的不同,告知义务可以被区分为针对自决权的告知、针对治疗的告知和针对治疗费用的告知,违反不同类型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也应当不同。《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混合规定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告知义务,导致医生的责任范围可能被不当扩大。针对治疗的告知义务普遍存在于诊疗规范的要求当中,应当予以补充规定。《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还应当进一步明确应当向患者告知的医疗风险和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的范围界限。     

荀子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的思想

荀子在对人的类本质、人类社会基本结构的认知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治理方面带有普遍意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指出“群”“分”“义”是由人的类本质决定的社会构成要素;人类社会必须通过“明分”来“使群”,即通过明确社会角色权力义务来使社会运作;一个社会必须在等级差别和社会公平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君主、官吏以及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君子是社会治理的责任主体,他们承担着“群居和一”、达成社会治理目标的重任。荀子的社会治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孔、孟和老、庄那种基于血缘宗法制、小国寡民自然社会伦理的政治观念,带有更多人类社会的普适性,也更适合广土众民大一统政治局面下社会治理的实际需要。     

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于2006年3月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是以保障交通事故受害第三人得到及时、有效救助为政策性目标,具有填补交通事故受害第三人损失、转移被保险人交通事故责任、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等制度优势,但条文在确定责任范围、责任承担规则、维护受害第三人利益适用方面,依然表现出实务中的不足。     

论企业的慈善责任

慈善既体现了人们对构建美好社会以及美好生活的愿望,也蕴涵了人们对社会对他人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一种自觉意识.而企业作为一种营利性组织,其社会责任体系中乃包含着慈善责任.慈善责任在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中举最高层次,是企业主观意识到的自主自愿承担的责任,它不具有其他责任与义务如经济和法律责任的强制性特征.企业承担社会慈善责任,符合社会的倡导与公众的期望,但其对慈善责任的承担是有限度的,即企业承担社会慈善责任应与自身的承受能力和企业自身的正常生产以及可持续发展相适应,应量力而行.     

反垄断法视域下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守门人”义务之构造

为维护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欧盟出台《数字市场法》以强化对数字经济领域的规制。《数字市场法》基于渠道理论建立守卫思想，提供仅适用于数字经济领域掌握核心平台服务企业的“守门人”规则，以事前的义务框架实现数据的开放、共享与可获取。我国推出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延续我国传统反垄断规制的分析框架与思路，以事后监管为主进行执法补救，不足以预防平台经济领域中的垄断行为。我国尚需借鉴欧盟平台经济领域“守门人”义务规则，建立“负面清单+例外豁免”分类监管相结合的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规则体系，以实现数字经济市场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责任的伦理意蕴

责任,在现代汉语中有三个基本含义:分内应做的事;特定的人对特定事项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成果负有积极的助长义务;因没有做好分内的事情或没有履行助长义务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1]康德指出,责任"这一概念就是善良意志概念的体现","道德行为不能出于爱好,只能出于责任".[2]     

社区卫生服务保护居民健康的三重责任委托

社区卫生服务参与保护全民健康,是在全民网格化的社区结点上保护本社区居民的健康。保护社区居民健康责任由三重主体责任构成,即全民公共均等的健康保护责任;社区居民群体的特殊健康需求的健康保护责任;社区居民个体的特殊健康需求的健康保护责任。三重健康主体将健康责任委托给社区卫生服务,形成三重责任委托的形式。各主体需要对所委托的责任承担相应的义务,如参加活动义务、承担费用义务等,体现责任与义务对等原则。社区卫生服务所承担健康保护的范围是在"治未病"方面开展健康管理。     

“国家治理与现代伦理丛书”出版

<正>2018年11月,"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当代湖湘伦理学文库·国家治理与现代伦理丛书"在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包括《国家治理与政治伦理》(李建华著)、《国家治理与经济伦理》(向玉乔,周琳著)、《国家治理与文化伦理》(彭继红,向汉庆著)、《国家治理与生态伦理》(廖小平,孙欢著)、《国家治理与社会伦理》(周谨平著)和《国家治理与网络伦理》(李伦著)共6册。丛书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当代中国的宏大主题,紧扣国家治理的主要方面和重大伦理需求,深入分析国家治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及在转型中遇到的主要政治伦理、经济伦理、文化伦理、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与网络伦理问题,全景呈现了国家治理的伦理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