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个体

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弗雷德不仅复活了古代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是个体的观点,而且将这个观点也运用到了属性范畴上,提出了与个体实体相应的个体特性的概念。为了支持这一观点,在这篇论文的第一部分,弗雷德就"个体"(individuals)这个概念,对其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中的思想起源做了穷根究底的分析和研究,在对《范畴篇》中许多关键性段落的理解上提出了发人深省而又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解,从而成功地为个体实体和个体特性的概念进行了辩护。而在此基础上,在这篇论文的第二部分,他又就个体实体的概念的形而上学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引入了"忒修斯船"的分析,对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个体实体的概念提出了富于启发的思索。     

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的共在论比较

尽管海德格尔和亚里士多德实际上都把共在视为人的基本规定,但是亚里士多德对于共在的论述更为详尽,他从家政学、伦理学和政治学视角揭示了共在的诸种具体形态。海德格尔呼吁个体此在摆脱在公众意见中的沉沦,转向独立判断之本真状态。亚里士多德在很大程度上尊重群众意见,但是他更加关注的乃是卓越个体的意见如何在公众生活中发挥引领作用。海德格尔认为,本真共在之实现有赖于个体此在自主、自觉、自愿和自由地联合。亚里士多德认为,唯当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在理智方面有了心悦诚服,在利益方面有了共存之互信,共在之诸种形态才能通达本真之境界。     

孔子对天人关系的本体论诉求

在周初"以德配天"、"保民而王"的观念下,天对"德"的鉴察重点指向王者的功业而非个体的德性,这使当时的天命观呈现为一种政治化的贵族式天人关系,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孔子的仁学立足于个体的安身立命,将周初的天命问题由外在的承领转作内在的证悟,提出了对人的道德意识的普遍性的思考。他对天人关系的本体论诉求,使得儒家之天实现了从纯粹主宰之天向形上的价值本体之天的超越。孔子对天作为价值本体的认识,与春秋时期天从意志之天(礼法道义的晓告、赐予者)向价值本源之天(天道)的转变有关,在这一点上,他尤其可能受到了齐国政治家晏子的天道观的影响。     

论柏拉图对理念世界的构造

柏拉图构造理念世界的过程,就是他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庞大的本原论体系的过程。这里之所以使用“本原论”而不用“本体论”是有意识的。为本文阐述方便起见,有必要首先对此加以说明。现在有许多论及本体论的出版物对“本体”的含义颇为模糊,把“本体”与“本原”相等同的不乏其人。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早就对它们作过区分。他为“本原”下了两个定义,一是在《形而上学》第5卷中,在分析了本原(archē)的7种含义后,他归纳道:“一切本原的     

分析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以斯特劳森的《个体》为例

通过对斯特劳森《个体》一书中的"描述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本文在揭示它与亚里士多德的以可感实体为基本存在者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内在一致性的同时,也揭示了这种在日常经验中复活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企图的内在思想问题。文章联系培根的"四假象"和康德的"先验幻相"对这种经验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并由此论及分析哲学与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上的共同特征,说明了当代分析哲学家经常诉诸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文本进行哲学史编纂的方法论根源。     

“存在”(Being)之伦理向度——列维纳斯对亚里士多德的批判

列维纳斯的《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将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作为他所要批评的对象,特别是其将认知作为思维之主导活动的做法。通过分析列维纳斯对西方传统中的"第一哲学"的颠覆和重构以及构成他对此批判的核心对象的自我之反思同一性与亚里士多德的关联的讨论,可以解释列维纳斯自己之作为伦理学的"第一哲学"是如何与存在和形而上学结合在一起的。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功能主义和自然目的论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一个长期引起人们争论和困惑的问题.本文从对<形而上学>T卷开始的一段话的分析入手,在澄清了人们的种种误解之后,表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以一类特殊的实体亦即不动的动者为研究对象的根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出发,通过分析这个理论的本质主义的、功能主义的、目的论的内涵,最终说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体系是一个自然目的论的体系.     

第二届国际前苏格拉底学会会议简记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一个长期引起人们争论和困惑的问题.本文从对<形而上学>T卷开始的一段话的分析入手,在澄清了人们的种种误解之后,表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以一类特殊的实体亦即不动的动者为研究对象的根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出发,通过分析这个理论的本质主义的、功能主义的、目的论的内涵,最终说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体系是一个自然目的论的体系.     

高清海本体思维方式批判思想研究——基于《哲学的憧憬》的解析

本文通过《哲学的憧憬》解析高清海有关本体思维方式及其批判思想。从《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到《哲学的憧憬》,意味着将主体自我意识遭受的束缚归于本体论的批判性解读中并予以解除。《哲学的憧憬》将本体思维方式区分为现实实践、教科书以及本体论哲学三种语境及其症候,并着眼于本体论哲学批判,其将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本体论哲学看成是"物"与"物"的关系模式,揭示物质本体论及其实体主义本质,进而把握本体思维方式批判何以必然导向马克思哲学所主张的人本学思维方式及其实践观变革。高清海批判的物质实体,并不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或本体,他通过重新规定本质与实体,让本体论哲学从属于本体思维方式批判。高清海讲的实体,是一种以抽象的概念规定现实世界并具有本质主义症候的实体,是其本体思维方式的概念支撑,本体思维方式也表现为实体的思维方式。但如何突破本体、实体与存在的牵制,进而在生存论的意义上定位实践主体以及类主体,依然还是一个问题。     

质料与形式:胡塞尔范畴直观理论的困境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六研究"中发展出了范畴直观理论,通过这个理论他说明了一个空的意向如何被完整地充实,由此,从现象学的角度重新解释了符合论的真理概念。范畴直观概念的关键在于说明范畴展现的来源,以及说明如何从范畴展现(质料)中获得范畴形式(形式)。但是,胡塞尔的范畴展现理论存在着许多争议和难以克服的困难。他本人最终放弃了这个理论。本文结合学界对范畴直观以及范畴展现理论的讨论,从质料和形式的角度来说明,为什么后期胡塞尔最终选择放弃范畴直观的基础——范畴展现理论。     

论罗尔斯顿的人承负环境义务根据论的不足

罗尔斯顿在持"大自然不是文化"的观点下,构建了他的客观自然价值论,目的是要确证人类承负环境义务的坚实根据。他的理论有不少的创新,然而他的人类承负环境义务根据论并不充分。因为其中存在如下问题:(1)仅从自然价值论中难以成功推导出人类的环境义务;因为(2)不能避开文化概念直接从自然界本身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据;尽管(3)他提出了自然价值论,但没有区分和说明人的内在价值与自然的内在价值之间关系的性质;(4)从"资源性"工具价值角度批判人对自然的不合理利用,但没揭示人与自然的这种资源性关系的本质;最终(5)人们并不因为他所提出的人类承负环境义务的根据论而深爱自然。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的“四因说”:从方法到存在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和哲学的一般方法论原则是:从对于我们说来较为易知和明白的东西进到就自然说来较为明白和易知的东西。技艺与自然的类比就是这种方法论的一种体现。所以,亚里士多德通过技艺与自然的类比来解说"四因"。但是亚里士多德仍然严格地从"存在论"上区分了"自然事物"和"人工制品",没有因为这个类比而以己度物,他的哲学也不是人类学。     

论“本体”的三种含义及其现代混淆

中国古代的"本体"概念,原指本来的形体或存在,后指事物固有的(恰当)样式;可针对一切事物而言,不专对宇宙或万有全体,而且主要在"体用"意义上使用。这种体用义的本体概念,与近代以来学界普遍从宇宙万有的最高决定者、最后本质或终极实在角度所言之本体,有根本区别。中国古代的"道""天理""本无"甚至"良知"(心学中)等范畴虽然可按现代流行用法称为本体(宇宙或万有本体),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们更接近于世界各大宗教中的本体概念,而未必可称为哲学意义上的本体。混淆三种不同的本体概念,即:(1)体用义本体、(2)宗教义本体、(3)哲学义本体,将中国古代的本体概念不加置疑地当成哲学义本体、并以此说明中国哲学特色,是现代中国学术接受西方学科体系时的错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困境。     

《范畴篇》导论

波菲利(Porphyry)约公元234年出生于叙利亚,约301—306年逝世于罗马,曾在叙利亚和雅典学习,深受郎吉努斯影响并与之交往甚密。波菲利是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他编订了普罗提诺斯著作并撰写其传记,他还注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因此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波菲利在西西里期间,罗马元老院议员克里塞欧西乌斯(Chrysaorius)因学习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遇到困难而写信向他求教。于是他写了一封信,这就是《导论》。后来《导论》和《范畴篇》一起被译为拉丁文,传入中世纪,成为文学院逻辑课的必读书,被认为是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概念和学说以至整个哲学的导论,成为一份哲学经典。传统逻辑讲的谓词理论(种、属、种差、固有属性、偶性)就是基于波菲利《导论》中的思想,足见《导论》在逻辑史上的重要性。亚氏的四谓词理论与波氏的五谓词学说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没有个体词作主词因而只有类与的关系而后者个体词作主词因而不仅有类的关系而且有个体与类的关系众所周知传统逻辑没有能够清楚地区别个体与类的关系。     

浅析经院哲学的“在物共相”

"共相问题"之所以在12世纪成为经院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是有着多种促成因素与理论铺垫的。在中世纪"共相之争"中,面对"先物共相"与"后物共相"的激辩和思想漏洞,经院哲学适时提出"在物共相"的主张,其理论思考与亚里士多德"从知识到本体"的知识进路的形而上学(存有学)不无关系。阿伯拉尔提出了概念论;托马斯·阿奎那则试图说明个别事物的共同存在状态即它们之中的普遍本质或一般存在,从而将阿伯拉尔的概念论转变为实在论。"在物共相"以将"共相"定位于"在物"之中的方式委婉而较有成效地平息了"共相之争"。     

“未完成”的节奏——卢梭与启蒙理想的音乐性

卢梭的启蒙思想向来充满复杂性,而如何真正建立并维系个体之间的统一性关联无疑是其核心问题之一。他质疑理性的普遍性,试图从情感的根源重新探寻答案。由此他基于"公意"概念对种种政治和艺术的表象方式进行了批判,并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将音乐作为真正解放性的艺术形态。但他对音乐的局限性的界定、对旋律的至上性的强调使他既无法真正说明纯音乐形式,亦无法真正理解音乐发展演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对音乐的另外两个基本要素(和声和节奏)的探讨将启示另外的可能性,并进而揭示启蒙理想与音乐理想之间的相互契合。     

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唯名论者吗?

<正>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概念存在许多争论,其主要是围绕(1)他的形式到底是个别形式还是类别形式;(2)他的形式是在物先、物中、还是物后;也就是说,(3)亚里士多德到底是一个实在论者还是一个唯名论者。在一本简短的专著《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共相》中,劳埃德(A.C.Lloyd)对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新的诠释:亚里士多德持有一种个别的形式概念,他的共相不是在物中,而是在物后,也就是说,关于共相的本体论地位,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实在论者,而是一个唯名论者。这个诠释一方面与传统的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实在论者的诠释相冲突;另一方面,从现代科学和哲学发展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观点。然而,劳埃德的论证既不明确也不完备。本文的目的是沿着劳埃德的思路提出     

亚里士多德论不自制

对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阐述的不自制理论,西方学者历来都有诸多争议,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在此书第七卷第三章对苏格拉底不自制理论的最后"承认",激发了后世学者持续的激烈争论。但这些争论很多建立在对亚里士多德表述的错误理解之上。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理论的态度与其说是"承认",不如说是"反讽";以此"反讽"为基点,我们能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体系中把握他关于不自制的圆通理论,并进而发现建立在错误理解之上的种种争论得以产生的根源及其问题所在。     

“功能”(Ergon)与“德性”(Aretē)——对《尼各马可伦理学》卷I.7的“功能论证”传统解读的质疑

本文将论证当代亚里士多德研究者(也包括一些哲学家)对《尼各马可伦理学》"功能论证"的批评主要是基于一种主流的理解(本文称"传统重构")。根据传统重构,亚氏首先并且独立地诉诸他的理论科学来说明人依据其本性所具有的"功能"(ergon),进一步界定好人的ergon是什么,最终得出幸福的定义。本文将通过反思"功能论证"中ergon概念的特性以及ergon和德性(aretē)的关系,论证二者不是相互独立的,并且人的ergon是从政治共同体中有德性的人出发来确定的,由此对该传统重构提出质疑。这种解读也能更有效地回应来自当代研究者对"功能论证"的一些常见批评或质疑。     

从陈康与刘述先的争论看事物的个体性与同一性

陈康与刘述先半个世纪之前关于性质如何结合成个体事物的争论,对于我们今天探讨事物的个体性与同一性仍有启发意义,但是陈康的论述也存在着若干问题。他把"许多性质如何结合成一个个体"的问题等同于"一个个体如何是一个个体"的问题和个体的同一性问题,并把对象的同一性混同于自我的同一性,这使他未能提出解决事物的个体性与同一性的方案。纵观西方哲学史,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哲学、英国经验主义,还是康德式的理性主义,都在这个问题上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但是詹姆斯的思想流学说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示了一条可能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