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释中,还是以西化中?——以康德自律道德哲学为参照

康德道德哲学被称为自律道德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律道德哲学通过理性意志自我立法的学说,对道德哲学的几个关键问题:道德的基础、道德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道德义务的绝对性、道德行动的动力等作出了系统而有创意的回答。然而,康德自律的道德哲学并非凭空提出,而是要回答近代西方道德哲学所面临的一些根本问题。现代中国的某些学者在康德哲学的影响下,将中国古代儒家哲学也说成是康德意义的自律道德哲学,这种以西释中的结论忽视了中国古代哲学特殊的问题语境和切问思路。本文在梳理了康德自律学说的基本原理和立场之后,将儒家哲学与之比较对照,证明将传统中国哲学说成是康德式的自律道德哲学是郢书燕说,不能成立的。以西方现代性哲学来包装中国传统哲学,使得中国传统哲学真正有创见和有普遍意义的贡献被遮蔽和歪曲。     

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性道德及其对现代文化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中虽然提出了实践性的思维理路,但是却并没有贯彻始终,而是最终又偏向于理论理性式的形而上学思维理路.而近代以来的道德哲学一方面遮蔽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之善与生活世界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又纳入了亚里士多德知性本体论的内容和形上思维模式,如此就使哲学性的道德反思和现实实践性的道德行为之间拉开了距离,进而使前者把道德问题总是作为一种“孤立性的”、“独断性的”、“理论思辨式的”形上思考,而忽视了蕴含于生活实践境遇基础上的历史文化维度.如此就使近代以来的道德哲学成为一种远离生活世界的无根浮萍.所以重新彰显道德与文化之间的连续性和关联性就成为解决近代以来道德哲学困境的一种重要尝试.     

道德如何教育——以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为中心

关于道德如何教育的问题,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一书中探讨了三种解决方式,即对话的、独断的以及问答的教学方式,其代表分别为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康德自身。苏格拉底从德性即知识出发,强调知识即回忆,道德的受教过程就是天赋理念的回忆过程。亚里士多德倾向于从习俗的立场来理解德性,主张德性的习得最终要落实于习惯的养成之中,道德不是先天据而有之的,它是后天训化的结果,人们只有运用它才能真正拥有它。与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不同,康德尤为重视从德性的"新生论"与"道德自律"的角度来阐释道德的授受问题,以此摆脱传统思想中的"预成论"与"道德他律"的缺陷。不过,他的道德哲学与其道德教育之间的悖论问题也由此引发了后世学者持续不断的争论。     

20世纪伦理-经济范式与道德哲学的理论创新

伦理-经济关系是道德体系的哲学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课题.20世纪的中国道德哲学的发展,历史而共时地存在三大理论范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韦伯新教伦理的"理想类型",还有所谓"经济伦理".三大理论范式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合理性,但也都内在着深刻的矛盾.21世纪的文明将是生态文明.21世纪道德哲学和道德体系的形而上学基础,既不是机械的"决定论",也不是抽象的"气质论"和"立法论",而是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辩证法精髓,融摄三种范式并扬弃它们的内在局限的"生态论".辩证合理的伦理-经济生态既是21世纪道德体系的建构,也是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中国化必须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道德哲学概念阐释

道德哲学概念只有在道德概念出现之后才有可能.“道德”是在人的主观自由的精神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绝对的、权威的、直接的伦理习俗的反思而建立起来的不同于传统伦理习俗的“伦理”.这种“伦理”已经不是传统的未经反思的直接的“伦理”,而是取得了主观思维形式的新的“伦理”——“道德”.在本质上,道德的哲学本性在于它的反思建构性,与反思相结合的伦理就是道德.在西方道德哲学史上,苏格拉底道德哲学是第一个道德哲学形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也是一种“道德哲学”形态,与前康德道德哲学形态不同,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是先验纯粹的“道德哲学”形态.     

道德信仰何以可能——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及其现实性重建

与宗教信仰相对立,康德试图要在主体自身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对道德的信仰.主体自身"纯粹的实践理性"是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存在着现代性道德困境,如果不能化解这一悖论,那么"道德"就难以成为理性存在者的普遍信仰.为此,康德试图以制度公正作为现实中的上帝来确保建立"善恶因果联系"的理性法则.因此,康德的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包括个体的道德理性和制度的道德理性两个方面.尽管由于康德的矛盾心态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他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实践哲学最终是不彻底的.但康德的意义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把对道德信仰的思考从"纯粹的实践理性"导向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实践的理性".     

康德自主道德的理性主义基调及其困难 ——兼论对话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之关联

韦尔默在其《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一书中基于康德道德哲学之困难,考察对话伦理学为克服其困难所做的尝试并分析其成败得失,他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解为一种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检验准则确立法则的程序,并认为这只有在预设人类可能的"共同意志"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种对绝对命令的颇具经验主义色彩的解读因忽视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基调和道德普遍主义立场而难免误读之嫌。作为道德性的最高原则,绝对命令并非程序性原则,而是表达"理性地行动"这一自主道德的要求。由此引出的论证和应用的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其困难所在。就对话伦理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联性而言,相比于韦尔默重点分析的哈贝马斯版本的对话伦理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更好地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紧扣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并尝试对之进行"改造"。     

“道德价值”与“道德运气”

"道德价值"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道德运气"论者试图通过对康德道德价值概念的批评从根本上瓦解康德的伦理学。本文试图表明康德的"道德价值"概念具有多重意蕴,它不仅关乎动机和准则,也关乎努力、付出和道德勇气;"道德运气"问题不构成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根本挑战,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可以容纳"道德运气"并内在地回应其挑战的;康德伦理学与"道德运气"论尽管存在着诸多根本差异,但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并且二者存在融合的可能性。     

道德存在的普遍性维度及其界限——朱熹对孟子道德哲学的“转戾”与“曲通”

孟子道德哲学突出个体主体性及其完善,而在人的普遍本质与普遍道德原则上有着晦暗不清之处。朱熹从认知主义立场出发,将人性"理化"为普遍而超越的规定性,并将道德规范"理化"为形上的普遍原则,由此化解了孟子道德哲学中的自任心性之流弊。同时,在认知取向下,朱熹突出了"思"的独立性展开及其对于道德生存的积极意义;进而将认知的主体、道德的主体、道德的规范等加以条分缕析,对孟子道德哲学起到了廓清作用。不过,由于性、善、义、思等都被引向抽象普遍而超越之物,活生生的现实道德生存活动便被湮没了。由此,孟子道德哲学中的推扩问题,在朱熹就成为一个抽象观念世界与现实生存活动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而普遍的类本质与超越道德原则的强化,也使得个体性的具体行事活动没有得到恰适的安顿。这表明,在个体性现实生存与普遍性原则之间的和谐融合,仍然有待于儒学新的创造性哲思。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道德情感

康德早期的道德哲学深受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影响,他批判地接受了情感主义者的"道德情感"概念,后者贯穿康德道德哲学的始终。不过在不同时期,道德情感在康德道德哲学中的内涵和作用不尽相同。在成熟时期,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主要指对道德法则的敬重,这种敬重感充当了道德的动机。不过围绕道德动机存在着诸多争议,针对情感因素在动机中的作用,也存在理智主义与情感主义两种相对立的解释。然而如果将人类的道德状态描述成一个由道德现实到道德理想的渐进而无限的历史进程,那么两种解释都可以被包容在其中。     

论西方主流伦理理论的前提错误——兼论道德无力症与冷漠症对医疗的影响

从"畏死的恐惧"出发重塑扎根生命的道德基础,即道德行为和"生-生"式的道德关系是人的本真需要,道德权威性的根据是人类生命共同体这一"内在永恒大我"和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的需要。这拯救了道德相对主义,也使个体作为潜在的人类生命共同体而能以"与永恒相关的生命意义"推开恐惧。进而,道德行为是出于内在自由而达于实在的自由的。道德主体应具备的道德实践能力包括独立能力、通达能力和勇气。生存性境况中的原子式个体不具备道德实践能力,生命境况中的"超个体的个体"才有此能力。由此,人类道德无力症和道德冷漠症的根源是西方主流伦理理论的前提错误,即以原子式个体充任道德主体。它是医疗纠纷和暴力频发的原因。     

乌托邦精神与现实的人道主义——布洛赫道德哲学的历程及其启示

恩斯特·布洛赫是20世纪以来德国最富盛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希望的哲学、一种具有乌托邦主义色彩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在实践中改变这个非正义的世界，才是未来乌托邦得以实现的现实路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对宗教“弥赛亚”的变革及其对现实的否定性批判，还是通过劳动和实践来从事乌托邦式的人道主义的现实化，抑或是在追溯天赋人权时对尊严、道德和自然法的人道主义阐明，无一不彰显了布洛赫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所持有的以人为本的道德哲学，以及他对现实的人道主义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在伦理价值问题上的固有论述方式，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同时，将人道主义理想视为超越现实意识形态的道德形式，并将之置于希望的乌托邦之中，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念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导引作用。     

论牟宗三哲学中的“实践”观念

牟宗三将"实践"观念作为其对传统儒学诠释和阐发的核心内容,不仅着重揭示了"实践"在儒家哲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而且将这一观念作为儒学超越康德哲学的重要标志。在牟氏自身所建构的哲学体系中,"道德实践"赋予"本心"活动性内涵,确证了"智的直觉"必然呈现。从儒家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牟宗三哲学继承并发挥了传统儒家思想中道德实践观念的"超越向度",而对"现实向度"重视不足,因此造成了其实践观念的思辨化倾向。从儒学学术形态的现代演进来看,牟宗三哲学的理论旨趣、思想资源和话语方式都不同于传统儒学,这种对于"实践"观念思辨化的理解方式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     

康德道德哲学的上升之路与下降之路

康德的道德哲学具有形式主义的特征,但正是这一点被人们所误解,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一种空洞无物、没有实际效用的学说.然而,综观康德的道德哲学,可以看到,康德对道德法则形式化的追求只是其道德哲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另一方面,康德力图使自己的道德哲学走向经验和情感,走向生活世界.这也就构成了康德道德哲学的上升之路与下降之路.     

理性事实与自然主义谬误——兼论摩尔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误读

论文以摩尔自然主义谬误概念为出发点,指出摩尔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评是不恰当的,并分析了摩尔对康德的误解及其原因;进而提出康德以理性事实概念为基础,解决了关于善与道德法则的关系,并为善的概念之阐明开辟了新的视野;康德的理性事实概念学说超越了从"是"到"应该"规范伦理学的思路,以及自然主义谬误所指出的错误路径,指出"应该"作为定言命令是被给予的而非被推导的,从而为规范伦理学开辟了新的境界.     

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追问及存在论意义上的超越

康德的道德哲学与其政治哲学是逻辑一致的,康德认为正义的优先性在于人先天的自由,而自由的主体坚持正义和遵从道德,则在于人的实践理性自身具有的善良意志,康德就这样通过自由、实践理性、善良意志等概念为道德奠定了基础。然而它仍然是先验的、空洞的,唯有从道德是人存在的方式这一存在论的根基处入手,才能理解道德并使其获得自身存在的坚实根基。     

想象与形式主义的伦理学 ——以对《实践理性批判》的批判性考察为例

康德道德哲学一般被视作形式主义的伦理学,这种形式主义的特征可以从《实践理性批判》中对想象的态度得到辨明。通过考察想象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位置,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虽然康德明确地要求在实践理性领域中排除想象,但他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把想象从他的道德哲学体系中排除出去。据此,康德伦理学不完全是形式主义的,舍勒对他的指责只有在一般和不严格的意义上才是可以接受的;第二,形式主义伦理学自身有其必要性,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特征一方面是他最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也因压抑和束缚了想象力在道德实践中的根本作用而误解了实际道德行为,否定了实践智慧。通过这一例证式的分析,我们能够表明:任何一种伦理学,若不懂得想象在道德实践中的根本作用,就都意味着致命的缺陷。而想象的这种作用又包含先验想象力的作用和经验想象力的作用两个方面。     

情理、心性和理性——论先秦儒家道德理性的形成与特色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以康德作为会通儒家与西方思想的桥梁,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由于康德的实践理性思想完全否定情感在道德基础中的地位,相对而言,在道德哲学的基础方面,儒家道德思想与康德实践理性的共同点反而不及与休谟经验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共同点多,彼此沟通的难度也更大。实际上,原始儒家道德思想的建构有其独特的路径,就是情理合一,其成熟形态则是孟子的心性论。从《性自命出》的"道始于情"而"终于义",经过《五行》篇"形于内"的探索,原始儒家道德思想发展为孟子的以四端说四德,性、心、情理合一,以心性论完成了情、理合一,成为儒家道德理性的典型形态,进而为工夫论奠定了内在基础。     

道德律自明性的根源：早期市民阶层的理性激情 ——阿多诺对康德道德律令自明性的批判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由于意识到先验自由的实在性不能从一个思辨理性设想的理知世界获取,康德于是先肯定道德律令的存在,再以此出发去设定自由。康德直接肯定道德律的客观有效性,认为我们的理性可以直接意识到这一点,具有自明性。阿多诺指出,康德这种严格的道德命令,这种简单的绝对应当,绝不是自明的,康德的绝对的应当其实是一种压制,是对复杂的现实条件的归约。阿多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是为他设想伦理寻求的第三条道路做铺垫。     

从“理念式道德”到“实践式道德”——对马克思主义是“非道德主义”的驳斥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对道德的否定性论述和消极性评价,是部分西方学者判定马克思主义是"非道德主义"的主要依据。但对于终身与"意识"做斗争的马克思来讲,他消极对待的或反对的只是具有规范的超验性和意识的终极确定性的"理念式道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理念式道德"折射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乃至整个西方哲学传统,这种形态和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出发去理解道德、志向于改变世界、重视革命意识、反对道德说教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池与分野。马克思主义"跳出道德同情的羁绊",建构了一种实践的、历史的观点理解道德的非模式化、非实体化的"实践式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