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的对象问题审思

学界一直基于"伦理就是道德"的认识将伦理学的对象仅归于道德,致使伦理学学科体系一直存在一种结构性的缺陷。实际上,伦理与道德是两个有着内在逻辑关联的不同概念,关涉两个不同的社会精神领域,伦理属于社会关系范畴,道德属于社会意识范畴。道德的功能和价值在于维护伦理和谐,促使人们"心灵有序",维护和优化适应社会和人发展进步之客观要求的"思想的社会关系"。伦理学应以伦理与道德及其相互关系为对象,为此,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里丰富和发展伦理学的基本原理,这是当代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研究与建设的一个重要学术话题。     

朱熹的形上学:解释性的还是基础主义的?

将现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的"美德"观念代入宋明理学内部,在广阔而深远的研究前景中,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能否因为"美德"的附属性来否认宋明理学所讲的形而上学是基础主义即实体主义的?换言之,儒学美德论与形而上学是否是绝对不相容的?这不仅仅涉及以美德伦理学研究儒家伦理的适用性和限度问题,以"儒学是什么"这一元问题视之,还内在地关涉儒学的理论特性。结合儒学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应当说,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学中的形上学是基础主义的而非解释性的。承认这一点,并不减损美德伦理学与儒家伦理的深度理论关联。     

实践就是伦理学实践——伽达默尔哲学伦理学的理论构想与意义理解

伽达默尔真正实现了诠释学与实践哲学的统一,并从存在论意义上将实践理解 为伦理学实践。不同于一般的关于行为规范的伦理学,伽达默尔的“哲学伦理学”从存在论 的高度处理实践哲学与价值伦理的内在联结,并把价值存在论问题当作伦理学核心,通过实 践理性反思,回溯前科学的人与对象的原始关系即人的现实存在的明见性来思考和确立人 的普遍价值意识与“共同的伦理”。同时,伽达默尔指出了当前伦理学发展的困境和新突破 的可能:既继承和吸收康德的先验主义道德哲学的严格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纯粹性和无条件性 ,又高度重视和肯定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人之具体存在伦理经验的有条件性、可疑性、境况 性,并以此为基础阐明了“作为一门哲学的伦理学如何可能”。伽达默尔的伦理学思考触及 了伦理学本身的存在论分析,是当代伦理学发展不应忽视也无法绕开的重要思想理论。     

20世纪伦理-经济范式与道德哲学的理论创新

伦理-经济关系是道德体系的哲学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课题.20世纪的中国道德哲学的发展,历史而共时地存在三大理论范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韦伯新教伦理的"理想类型",还有所谓"经济伦理".三大理论范式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合理性,但也都内在着深刻的矛盾.21世纪的文明将是生态文明.21世纪道德哲学和道德体系的形而上学基础,既不是机械的"决定论",也不是抽象的"气质论"和"立法论",而是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辩证法精髓,融摄三种范式并扬弃它们的内在局限的"生态论".辩证合理的伦理-经济生态既是21世纪道德体系的建构,也是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中国化必须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阿奎那的基督教德性伦理学及其对现代中国道德建构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道德哲学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向:"德性转向",即从现代规范伦理学向传统德性伦理学的转向。托马斯·阿奎那代表的基督教德性伦理学再次引起了学界的瞩目。阿奎那的德性伦理学因其"综合性"、"体系性"、"超越性"和"渊博性"等特征被誉为亚里士多德之后德性伦理的一大典范,又因其鲜明的"理智性"与世俗道德哲学有着更为亲和的关系,也更适于参与到当代道德哲学的新发展和新思潮中,因此,对当代德性伦理复兴和道德建构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君子上达:儒家人格伦理学的理论自觉——以陈来先生《儒学美德论》为中心

陈来先生新著《儒学美德论》借镜美德伦理学把握美德伦理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思考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寻找中国道德思想的出路,促发了儒家伦理学的理论自觉,开辟了当代儒家伦理学发展的新路径.沿着陈先生的理路系统地探讨儒家伦理学的理论形态,可以发现:不同于以行动为中心的规则伦理学,作为一种(广义的)美德伦理学,儒家伦理学以行为者为中心,核心主题在于"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成为这样的人");同时,儒家伦理学超越了"行为与品质"/"规则与人格"二元对立的伦理学范式,克服了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美德观念的狭窄性和抽象性,而是朝向一种整体性的理想人格.特别地,儒家理想人格不仅追求道德上的完满,更进而寻求在天人关系中安顿生命与价值,具有深切的形上意蕴.整体而言,在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背景之下,儒家伦理学蕴示着一种相对更优的未来伦理学的建构路径.     

何谓道德成熟

现代道德哲学常常在“正当”与“善”二者谁更优先的问题上争执不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关涉我们对道德哲学性质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现象学、女性主义伦理学以及儒家伦理的视角来补充康德主义伦理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并挑战主流的道德认知理论对何谓道德成熟的看法.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责任伦理思想——基于对至善思想的考察

韦伯、约纳斯和阿佩尔等责任伦理学家不管是将责任伦理视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补充,还是将之视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改造,都预设了后者是缺少责任伦理之维的意念伦理。本文质疑这一预设,试图基于对康德至善思想的考察,表明康德道德哲学思想中包含了责任伦理的思想。本文将先指出责任伦理学主张在承认道德原则的基础上在原则应用环节纳入对行动后果的考量,是一种整合义务论伦理学和后果论伦理学的尝试,并呈现了以阿佩尔为代表的典型责任伦理基本论证思路。在此基础上,本文在康德实践哲学的框架内对其至善思想展开考察,通过对至善所包含的德福一致思想、上帝理念的分析以及对其论证思路的重构,表明至善思想体现了责任伦理的主张,并且康德的论证思路与阿佩尔对责任伦理的论证思路基本一致。     

朱熹人性论与儒家道德哲学

儒家道德哲学的建构是以人性论的建构为基础的。先秦儒家思孟学派以人的内在德性为人性,并且希望建立人性的超越源头。但人性的超越性依据如何建立?此超越性依据与人的道德主体性有何内在关联?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对此作了出色的回答。朱熹的"性即理"从宇宙本体论推演出人性论,肯定人的道德本性源于宇宙本体;"心统性情"把人的理性和情感纳入心的统御之下,凸显了超越性依据与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内在关联。     

程朱对孔孟仁学的改造与发展

儒家仁学的建立是孔孟对人类理性之觉醒的巨大贡献,孔孟奠定了儒家仁学之基础,却未封闭仁学之体系。宋代新儒家程朱等人继承了孔孟仁学的基本精神而又作了重大改造与发展：他们将孔孟的道德情感之"仁"升华为道德之本,将孔孟的道德条目之"仁"提升为道德宗元,将孔孟的主体精神之"仁"扩展为宇宙精神,将孔孟的个体生命力之"仁"发展为宇宙生生之德,儒家仁学因此而由道德伦理学升华为道德哲学。     

从道德哲学的视角看陆九渊“心即理”的伦理意蕴

陆九渊以"心即理"为核心的道德哲学体系,继承了儒家德性伦理的历史传统,其理路就在于由个体伦理而社会伦理。"心即理"的道德哲学意义不仅在于把握了道德本性是作为"主观意志的法"的道德自由,而且解答了伦理的本质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揭示了道德的本质是道德主体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因此,陆九渊"心即理"的命题更为深刻地揭示了道德本性不是他律而是自律,不是制裁而是自愿,它是推动人们在道德行为选择与践履的自主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一种精神力量。     

略论儒家生命伦理精神及其理论渊源——以“生”为视角

儒学语境下的"生命"概念,不同于当代生命伦理学语境下的"生命"概念,而是表现为具有特定内涵的义理系统,其中,"生"可视为儒家生命伦理学的总纲和根本精神。儒家这一"生"之伦理思想与原始的崇"生"观念、上古天命意识以及上古气论,具有深刻的渊源关系。对儒家生命伦理精神及其理论渊源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从更原始、更本真的意义上正确解读儒家生命伦理精神,这也是在当代构建真正的儒家生命伦理学的重要前提。     

当代儒家伦理研究的方法论省思

整体而言,儒家伦理自成系统,非任何一种西方伦理学理论所能够范围。当然,这并不就意味着西方伦理学理论进入当代儒家伦理研究领域必然地是不合法的。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后果论、义务论、德性论三种伦理学进路下的儒家伦理阐释各有所当,亦各有所偏。相对而言,儒家伦理与德性论在理论旨趣上表现出更为深刻的契合性。有鉴于此,当代学者做儒家伦理研究,在方法论上有必要保持自觉的反省意识,对西方伦理学理论的意义和限度应有足够的警醒,从而得以在两种不同的伦理学传统的哲学会通中把握一种恰当的分寸感。     

儒家生态伦理的两条基本原则及其关系

"万物一体"和"爱有差等"是儒家伦理中的两条基本原则。"万物一体"是儒家理想中最高的道德境界,是仁人的德性表征;"爱有差等"则是仁人的"万物一体之仁"在具体道德情境中的必然表现,是儒家"万物一体"思想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标志。从二者关系来看,前者优先于后者,只有达到"万物一体"境界的人才能合适地做到"爱有差等"。儒家伦理的德性论特征和这两条原则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整合当代生态伦理学诸种理论的重要途径。     

西方道德形而上学分型研究论纲——从柏拉图到马克思·舍勒

一般来说,伦理学研究有三个层次:一是道德形而上学研究;二是道德哲学研究;三是应用伦理学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于伦理学的分型研究主要是在道德哲学和应用伦理学领域展开,相对来说,对于道德形而上学分型研究则关注较少."道德形而上学"是关于"道德的纯粹理性的概念体系",它主要是探究伦理价值概念与命题证明系统.以"伦理学的哲学本性"为根本原则可以将西方(从柏拉图到马克思·舍勒)道德形而上学理论划分为五种型态."应当之应当"的道德基础是西方道德形而上学分型研究的判定标准.     

问题、事件与先验的经验主义——试论德勒兹划分伦理学与道德哲学的根据

德勒兹在《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一书中认为,伦理学,亦即作为存在之内的诸样式之类型学区分于道德哲学,因为后者总是将存在归因于超验的诸价值.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德勒兹区分伦理学与道德哲学的最终依据是什么?而针对该问题,德勒兹一直晦暗不明.但要讨论该问题,我们首先还得从德勒兹激进的"问题"本体论出发.在德勒兹看来,真正的伦理"问题"关联到的是未被表达与展开的潜在的领域,它深深嵌入某种异质性的、生存论的境遇当中,而且这种据于个体生存实情的境遇往往先于抽象的道德规训或价值约束.在此基础上,德勒兹通过事件理论具体阐释了事件是作为蕴藏于事实中的那种潜在,即它并非事物状态的时空实现,而先天的价值秩序或者伦理规范仅仅只是作为时空实现中的一个现实化了的事态而已.最后,德勒兹基于先验的经验主义立场,深度刻画了其伦理学是区别于基于人类理性形象而建构的道德哲学这一基本事实.据此,从问题、事件到先验经验主义相关哲学理论的致思来看,这都与德勒兹区分伦理学与道德哲学的思想努力有着直接的关联.     

康德自主道德的理性主义基调及其困难 ——兼论对话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之关联

韦尔默在其《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一书中基于康德道德哲学之困难,考察对话伦理学为克服其困难所做的尝试并分析其成败得失,他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解为一种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检验准则确立法则的程序,并认为这只有在预设人类可能的"共同意志"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种对绝对命令的颇具经验主义色彩的解读因忽视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基调和道德普遍主义立场而难免误读之嫌。作为道德性的最高原则,绝对命令并非程序性原则,而是表达"理性地行动"这一自主道德的要求。由此引出的论证和应用的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其困难所在。就对话伦理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联性而言,相比于韦尔默重点分析的哈贝马斯版本的对话伦理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更好地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紧扣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并尝试对之进行"改造"。     

从交互主体视角看儒家对世界伦理的贡献

现代学者尝试反思西方主流的追求普遍规则的伦理学理论,以着重社会与家庭角色的关系互动的方法诠释儒家的道德哲学与伦理观,并认为这是儒家能够贡献未来世界伦理的所在。儒家通过家庭与社会以及前人与后人的关系网络,以实践与示范作为传播方式,尝试建构其伦理价值的传播体系。以朋友关系作为突破点,则说明了儒家跨文化的价值传播的可能。在儒家的框架下,未来的世界伦理并不是发现绝对普遍的规则,而是通过文化之间的关系互动,双方相互学习对方有效成素,不断地示范、实践与探索,从而追求道德价值在当下的场景中最适当的实践。这个框架便是对未来世界伦理的贡献。     

儒家伦理对当代生命伦理学发展的价值及其局限

对于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儒家伦理提供了一种理论资源和研究进路,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一方面,儒学是一个历史概念,儒家伦理有其历史局限性和文化相对性,另方面,生命伦理学有不同于传统伦理学的性质、任务和方法,因此,对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儒家伦理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儒家伦理不能自发地成为当代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分析工具和核心价值.只有在认真地清理传统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在不断地对儒学进行"现代诠释"或称之为"儒学创新"的基础上,所构建的儒家生命伦理学才能在后现代多元文化处境中占有一席之地,对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早期儒家与德性伦理学:儒学研究中的相对主义话题——兼与安乐哲、罗思文商榷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德性伦理学的复兴.万白安、艾文贺、余纪元等西方汉学学者参照德性伦理学视角来重新诠释中国早期儒家伦理学,借以彰显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对话的新路径.安乐哲和罗思文《早期儒家是德性论的吗?》一文则持一种与德性伦理学完全相异的视角:他们认为早期儒家伦理是一种角色伦理(role ethics),“儒家不寻求普遍,而是集中关注特殊性”.本文尝试对此问题展开讨论.意在阐明三个论点:其一,德性伦理学是儒家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一点上,早期儒家伦理虽不及宋明新儒家突出,但实备此一面向.故此,以德性伦理为视角来考究早期儒家伦理,不仅并非绝然扦格,而且可以开启理解儒家伦理的新视域.其二,安乐哲、罗思文的观点固然能够启人心智,但其论说与其说阐明了早期儒家伦理的根本特征,莫若说自我指涉性地流露了其自身的理论限域:去本质化的过程哲学、以实践为先的新实用主义.将这一理论限阈视为“奥卡姆剃刀”,只会使早期儒家伦理成为一种过度后现代化和单面化的狭隘存在.其三,与角色伦理相关联的文化相对主义极度排斥普遍主义的价值诉求,对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应有的张力视若不见.以儒家伦理为价值取向的理论和行为主体若将这种绝对了的相对主义内在化为主体自身的信念内容,则无异于自我设限,从而在根本上使得跨文化交流和融合成为一纸空文,在最低限度上也不能避免或消弭不同伦理体系之间的道德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