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壶与道

壶,古器名,深腹,敛口,用以盛酒浆或粮食。《诗·豳风·七月》：“八月断壶”,指的是壶卢,现在写作葫芦。俗话说的“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与它的用途有关。《西游记》第五回中说：“大圣直至丹房里面,寻访（老君）不遇,但见丹灶之旁,炉中有火。炉左右安放着五个葫芦,葫芦里都是炼就的金丹……他就把那葫芦都倾出来,就都吃了,如吃炒豆相似。”因为古代的游医习惯用葫芦装药,所以“悬壶”就成了行医的代名词,这个典故出自《后汉书》卷八十二《费长房传》和葛供《神仙传》,说汝南人费长房曾为市吏,见一老翁卖药,总悬一壶于…     

《庄子》与道教重玄学

在道教发展的历史上,老子的地位始终是显赫的,他一开始便被尊为教祖,而《老子》一书也一直被奉为上品经典。与老子相比,庄子就没那么幸运了。仙道的创始者葛洪,就曾在他的《抱朴子·释滞》中针砭《庄子》“永无至言”、“不足耽玩”,因而在他的《神仙传》里也没给庄子留以神仙位次。然而,如果我们深究道教义理同庄学的关系,究其实质,论其本旨,就会发现,道教从《庄子》中所摄取的营养实较从《老子》中所摄取的营养多,受《庄子》的影响也更深。早在南朝,上清茅山道的陶弘景就极为推崇《庄子》,他在《真诰·序录》中写道：“仰寻…     

《周易参同契》作者考

翻开历史的载籍,似乎都明明白白地写着《周易参同契》的作者是魏伯阳。不信,请看——晋代葛洪的《神仙传》中说:“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卷”。《旧唐书·经籍志·五行类》载:“《周易参同契》二卷,魏伯阳撰;《参同契五相类》一卷,魏伯阳撰”。《新唐书·艺文志·五行类》载:“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二卷;又《参同契五相类》一卷”。五代后蜀彭晓的《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序》中说:“真人魏伯阳者……不知师     

《太平经》中的音乐理论

巫以歌午降神。《周礼·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尚书·伊训》:“恒午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古时的巫师,以歌午作为“娱神”、“悦神”、“降神”的方法,故巫同古代的音乐有密切关系。《诗经·小雅》:“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易经·豫卦》:“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古时各种祈神的祭祀,莫不作乐,故各种宗教仪式也都同音乐有密切关系。道教远源于巫祝,继承了“巫以歌午降神"的传统,同时道教     

“仙”字溯源

道教的仙界是美丽而洁净的世界,道教的神仙是自由而长生的生灵。道教的仙界和神仙表达了人类的永恒理想:永远地享有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个理想是永恒的,但是它在观念中被澄明,却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考察“仙”字的起源,就是为了从词源学的角度看“仙”字是在什么语境之下出现于中国的文字系统乃至观念系统的,又是怎样演变成为仙人或者神仙的称呼的。“仙”字在先秦典籍里就已经出现了,但却是一个很少用的字眼。最早出现仙字的地方是《诗经·小雅·宾之初筵》,曰:宾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仪反反。曰既醉止,威仪幡幡。舍其坐迁,屡舞…     

道士的生活

(译者的话:已故吉冈义豊教授是日本研究中国道教的专家。他最后一本书是《追求长生》,1970年在日本京都出版。书中194页至228页介绍了“道士的生活”,主要讲的是解放前夕北京白云观道士的生活。1979年美国研究道教的专家荷尔姆斯·韦尔奇教授和法国研究道教的学者安娜·塞德尔合编了一本中国宗教论文集,题为《道教的多面性》,由耶鲁大学出版。书中收入了有关“道士的生活”这一章,     

“黄神”、“治都总摄”道教法印考

现存的道教官印、名号印、法印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传世无多,且较难识别。现介绍洛阳发现的两件颇为罕见而具有明显时代文化特征的中国古代道教法印。一、“黄神”印“黄神”一词,始见于先秦、多见于两汉文献,指黄帝。《淮南子·览冥训》云:“西老折胜,黄神啸吟。”高诱注:“黄帝之神,伤道之衰,故啸吟而长叹也。”①班固《幽通赋》云:“黄神邈而靡质兮,仪遗谶以臆对。”应劭曰:“黄,黄帝也,作占梦书。邈,远也。言黄神邈远,无所质问,依其遗谶文,以胸臆为对也。”②黄帝为五天帝之一,中央之神。《礼记·月令》云:“中央土,其日戊己,其…     

秦昭王时的"四贵"是何许人?

《国策·秦三》与《史记·范睢列传》都记述了范睢入秦游说昭王一事:范睢冒着极大风险,对昭王力陈秦廷中“四贵”专权乱政的事实,分析其危害性,使昭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痛下决心铲除了“四贵”集团,改用范睢为相,最终成就了帝业。     

何谓“道教”——“道教”一词考和道教神学同儒、墨、佛之关系

一什么是“道教”,首先应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使用“道教”这一概念来考察。在中国思想史上所谓“道教”这个概念,最早见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墨子·非儒篇》及比其稍后的前三世纪的《耕柱篇》。(儒者)“又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     

论《庄子·天地》篇中“玄珠”与道教的关系

《庄子·天地》篇中之“玄珠”本意是比喻道家的形上本体之“道”。由于“玄珠”渗入了神秘性内涵,因而道教对其进行了借用与发挥。在外丹术中,“玄珠”是水银的隐名;在内丹术中,“玄珠”是内丹的别名。道教内丹学是心性之学在其理论上的表现,随着内丹学的发展,“玄珠”又被看作心与性的代称。道教赋予“玄珠”以宗教与信仰的内涵,其对“玄珠”这个特殊概念的借用和发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庄子》对道教的深刻影响,以及道家与道教的亲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