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的《尚书》学诠释思想

朱子对于《尚书》并未有专书论之,但他对这部经典却有着精深的理解,对《尚书》思想的诠释是深刻的。朱子在治《尚书》的过程中,不仅重考证,而且重义理。训诂考证方面,在朱子的《尚书》学中主要是对伪《古文尚书》及《孔传》、《书序》的考证辨伪;在义理阐发方面,朱子提出治《尚书》要"求圣人之心",并强调重在以义理解之,通其所可通,毋强通其所难通。可以说,重义理阐发而又不废章句训诂是朱子对《尚书》经典诠释的原则。     

“四端”“七情”:东亚儒家情感哲学的内在演进

"四端""七情"是儒家情感哲学的核心内容,分别代表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先秦儒学对自然情感做了初步归纳,最为完备的表述是"七情"说。孔子对道德情感多有指点,孟子进一步总结为"四端"说。朱熹正式探讨"四端"与"七情"的关系问题,《朱子语录》中提及"四端理发、七情气发",但在其"心统性情"的架构中却将两者同归于属气之"情"。朱子思想内部关于"四七分合"的矛盾对东亚朱子学产生深远影响,在朝鲜儒学史上形成了持续日久的"四端七情论辩",其中以李退溪为代表的岭南学派主张"四七分理气",以李栗谷为代表的畿湖学派主张"四七气发理乘一途"。从孟子到朱子再到退溪,儒家情感哲学关于四七关系的理解经历了"正—反—合"的发展过程。     

朱熹“格物”:即物穷理还是择善工夫——王阳明、张履祥的不同解读

朱熹把《大学》"格物"诠释为"即物而穷其理",又认为格物所求的"理"是"合内外之理",是善的,因此,朱熹又把《大学》的"格物"与《中庸》的"择善"联系起来,讲"致知格物便是择善"。阳明将朱熹的"格物"误解为向外求物理,是"析心与理而为二",并把"格物"诠释为"格心",讲"为善去恶是格物"。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不赞同阳明把"格物"诠释为"格心",强调以《中庸》"择善"通《大学》"格物"之义,讲"择善即格物之谓",反对阳明"为善去恶是格物",而且还把朱熹"即物而穷其理"的"理"解读为"当然之理",不仅还原朱熹"格物"之本义,以克服阳明的误读,而且对于今天重新解读朱熹的"格物",具有重要的启示。     

胡炳文的道统观与学术倾向

元代理学家胡炳文提出:"明道统者"之功大于"行道统者",孔子因作六经而贤于尧舜。他将朱熹视为孔子之后阐明道统的集大成者,以在现实生活中传播和践行朱子学作为传承儒家道统的重要方式。由此,儒家之道的理想逐渐由治国平天下转向普通人的日用常行。儒家道统是圣人之学,也是圣人之心,但道统不是圣人所专有,圣贤相传之心便是人人所具有的本心。学术倾向上,胡炳文以朱子为宗,却并非笃守朱学,而是广泛吸收陆学,对朱子学进行修正,其思想是对朱陆及宋代哲学的整合与发展。     

日朝通信使笔谈中的朱子学辩论

宋代以来,朱子学在引领中国本土思想潮流的同时,对东亚思想领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朱子学在日朝两国的发展境遇却截然不同。朱子学在朝鲜王朝开国时就被奉为"国学",始终享有"独尊"地位;反观日本,却呈现出朱子学、古学、阳明学、折衷学等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导致日本学者在与朝鲜通信使开展笔谈交流的过程中,在认同朱子学的同时,也表露出对其他哲学思想的追捧,不可避免地与朝鲜通信使产生思想交锋。通过《朝鲜后期通信使笔谈唱和集》,即《支机闲谈》《长门癸甲问槎》《对礼余藻》三种文本,可探究日朝两国文人朱子学思想的异同,进而考察朱子学在日朝两国的具体发展脉络。     

朱子“全体大用”观及其发展演变

"全体大用"思想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一般意义上,"全体大用"指"明德",指"心具众理而应万事"。"全体"指"心具众理","大用"指"应万事",这是朱子明确写进《大学章句》的晚年定论。朱子"全体大用"的精神不仅体现在朱子的政治实践之中,也体现在其书院教化、《家礼》实践、社仓制度的社会关怀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之中。经历了宋元明清的思想交锋和承传与创新,"全体大用"思想也渐渐从注重内在道德的提升不断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还走向东亚,成为世界性的儒学资源。     

正负方法与心学重构——论冯友兰新理学中的阳明学

冯友兰先生以"正底方法"与"负底方法"建构了新理学体系,相较于对朱子学与禅宗的肯定,阳明学在其中却受到忽视与批判,原因在于:从"正底方法"角度看,阳明学因缺乏概念辨析而思想朴素,"心即理"命题悬置了形而上的理世界;从"负底方法"角度看,阳明学对实际多有肯定,与注重空灵的"负底方法"相悖。因此,如何接着新理学讲的问题,便归于如何以正、负方法重新理解阳明学,揭示其合理性,呈现其价值与境界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说明:(一)阳明学以概念辨析为其形而上学基础,并非朴素思想;(二)阳明学"心即理"命题是朱子学"性即理"命题在认识论上的体现;(三)阳明以"负底方法"对形而下的人伦事务,进行形而上意义的肯定,从而呈现日常践履中的圣人境界。     

张栻《太极图说解义》及其与朱子解义之比较

从南宋道学总体发展来看,朱子的《太极解义》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朱子、张栻、吕祖谦经讨论后形成的共识,而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则可视为朱子《太极解义》的补充。两者学术宗旨相同,但诠释表述有异,毕竟朱、张、吕在共识之外还有其个人的认识特点。在以"无极而太极"为宇宙的根源、以太极为理等问题的理解上,朱张略同。但张栻以孟子"莫之为而为之"解"无极而太极",以"两端相感"论太极动静,以人心即天地之心,以未发已发中和问题论"五性感动",以中仁为体、正义为用,以及在"诚通诚复""太极体用"的诠释上,这些方面都显示了其与朱子不同的思想特色。总体来看,朱子《太极解义》注重义理的哲学分析与综合,在本体论上具有优势,张栻《太极图说解义》注重功夫界定,是朱子解义有所忽略之处。朱子所争者多在义理之铺陈,故张栻解义为朱子解义之补充,二者相结合乃构成道学在南宋中期的主流认识。"朱子学"的成立包含了东南三贤的共同参与,"朱子学"的概念可以有丰富的含义,这是我们今天论及张南轩和朱子学时不可不注意的。     

楚简《五行》心灵哲学分析

郭店简《五行》论述仁、义、礼、智、圣等五种德目来源及其关系,它与"金木水火土"为代表的"五行"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仁义礼智圣"是指人的品德修养的五个方面和两个层次。仁义礼智是人道的层次,圣是天道的层次。由物质性的"金木水火土"向精神性的"仁义礼智圣"转变,偏向于心性论,也有心灵哲学的思想颗粒,如内存于心理的德性如何转化为行为,还有如何成圣的问题,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的心灵哲学。郭店简《五行》是以"思心"为基础,以"心"为门槛将"五行"划分为"德之行"和"行"。《五行》强调人在感官、理智不能触及到的深层生命上下功夫,将意识转化为五行或五种"德之行",强调"德之行"与"行"并重,超越"仁义礼智"四行层次进而进入到"圣"的高度,才能成为圣人。     

王懋竑《家礼》辨伪的逻辑进路与思想意义

《家礼》是否为朱熹所作,是元明以来儒者聚讼纷纭的学术公案。清儒王懋竑以精于朱学著称,撰作《家礼考》《家礼后考》《家礼考误》诸篇以证《家礼》非朱熹之书,在清代学术史、朱子学研究领域影响深远。近百年来,学者虽多反驳王懋竑之说,却对王懋竑辨伪《家礼》的逻辑进路缺乏完整清晰的了解。王懋竑辨伪《家礼》的逻辑进路包括征于古今礼书、验诸人情风俗、考之朱熹行年等三方面。王懋竑将相关史料置于具体时空背景下进行考辨,对还原朱熹礼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气学视野——以黄宗羲《明儒学案》《孟子师说》为中心

明清之际"自性理转向经史"的哲学转型是中国哲学史的重大事件之一。其中,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术开展出心学向经史之学转型的思想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黄氏在其名著《明儒学案》《孟子师说》中提出一条独特的明代哲学发展脉络,亦即心学的气学视野建构,由此建立了以"理为气之理"与"事的本体工夫论"为主要内容的气学形上学,使得作为知识学的经史之学顺理成章地成为性理之学开展的一部分,展现出逸出传统理学思想藩篱的新意义。     

论冯友兰的朱子学

冯友兰是理学一系的现代新儒家学者,自然对以朱熹为核心的宋明理学格外重视。在他的三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以及其他著作中,系统地勾勒和阐释了自己的朱子学思想。冯友兰的朱子学是历时性的,尤其以《中国哲学史新编》最为完备。与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创立时期的其他中国哲学史家相比,冯友兰的朱子学在诠释框架、哲学意味、系统性方面独具特色。研究冯友兰的朱子学,对于深入把握冯友兰的哲学特色和宋明理学的精髓具有重要意义。     

朱子学在江户时代的一种“日本化”模式——以安东省庵为例

江户时代初期,日本儒学作为相对于"虚学"佛教的"实学"逐渐获得独立的发展,尤其在朱舜水实学思想和罗钦顺"理气为一物"论的影响下,朱子学者安东省庵和他的同门贝原益轩等人把朱子学的"理"从先验的理转化为经验的理,主张"理气合一论",其后学新井白石进一步发展了朱子学的格物穷理精神,重视实用性、实践性和经验性。他们在近世日本传播和普及朱子学的过程中,推动了朱子学从形而上学的道德主义向经验合理主义的转变,为实证科学和经验科学在日本社会的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     

宋儒以理释礼的思想历程及其困境北大核心CSSCISSCI

宋代天理论的兴起,既代表了传统儒学理论创新的最新形态,也基于对礼制秩序和政治运行的宏大思考。理学家以理释礼的思想成果一方面凸显了天道、人性以及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为礼义的发挥奠定了新的哲学基础;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天理与传统礼仪、现实礼制之间的紧张关系,礼理之间的沟通仍然困难重重。     

朱子学的治学方法、精神及其当代意义——以朱子、勉斋《论语精义》之辨为中心

探究理学集大成者朱子的治学方法,是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的题中之义。朱子的治学方法,集中体现于其最有代表性的四书学中。《论孟精义》作为朱子《论孟集注》的蓝本和阶梯,充分反映了朱子对二程学派思想的传承与吸收,构成了朱子《四书》思想演变的重要一环。而朱子与勉斋就《精义》的讨论,体现了朱子学"虚心熟读而审择"的治学方法、"会看文字"的治学要求、"读书不可不仔细"的治学理念,彰显了朱子学长于分析、善于继承、当仁不让的反思批评精神,显示了朱子学实是"略一绰过"浮浅学风之"天敌"。因此,朱子学对于当前传统儒学之创新与转化具有不可或缺的借鉴意义。     

儒家“敬”论的三个发展阶段——以《尚书》、《曲礼》和程朱理学为例

"敬"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贯穿了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始终,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商、周时期由"敬天"转向"敬德"的以政治伦理为主导的第一阶段,此时的"敬"体现了圣王先哲的忧患意识,其主要理论载体为《尚书》;其次是战国秦汉时期以礼履"敬"、以"敬"行礼的规范伦理阶段,这体现了纷乱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人文理性精神的升华,其代表性文献是《曲礼》;最后则是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视"敬"为圣门至上心法的理学时期,此阶段的"敬"论最为系统,代表着儒家心性论、工夫论的最高成就。     

形上宇宙论架构如何安放道德主体的自觉心?——周濂溪思想解析

周濂溪关注宇宙论中生成、化生的全体,而价值论意义的"善恶"并"诚"与"几",必在心、性、情的心性论框架下方能顿现。如果假设濂溪思想中含有基本的道德价值理论,需先设定一"本然之理",此理可以是仁、义、礼、智"至善"的实体之理,预设一自由自律的道德理性、明觉心体的自觉心、道德心,情、意、欲、念、物、事(行动)之道德实践、践履若依本然之理而动即得正与和,成就道德本体的"善"与"诚",心若不依理,即反道德而为"恶"。但是,这些究竟是濂溪思想并未明白呈露的内蕴架构,还是强为之说,以《太极图说》和《通书》为据,尚晦暗难明。     

杨简对陆九渊心学的超越

杨简既继承陆九渊,又在"心即理"、批评孟子和《论语》、以心解经、坚持心一元哲学等方面超越陆九渊心学。体现为对"心即道"的重视,不盲从旧权威,通释和遍注群经,突出吾心"常一"的经典解释原则,批评对心即道的割裂,将心学与经学相结合,在心一元论和"心即道"思想的框架下更加突出心的权威性,发展了陆氏心学,并对后世心学和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心术还是心性?——《性自命出》心术观辩证

本文认为,《性自命出》关于"心"的思想不是心性论而是心术论,代表了前心性论时期儒家对心的看法,同时又为后世的心性论奠定了基础。心术论没有预设一个形而上的心性本体,而是将道德的产生视为自然情感向道德情感提升转化的结果,促成这一转化的是诗、书、礼、乐的教化过程。在"道始于情"而"终于义"的理路下,通过内在心术与外在礼乐教化的有机结合,《性自命出》不但实现了道德基础与道德原则的统一,也实现了道德的主观精神与客观教化过程的统一,是周代礼乐文明道德实践的思想总结,与后来以理学为代表的道德形而上学形成明显区别。     

论李朝后期从朱子学到“实学”的嬗变

实学思想能够在以朱子学为主流思想的李氏朝鲜后期兴起,不仅有社会政治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朱子学内在反思和转变的结果。当然,李朝后期的实学思想中确实有对朱子学的批判和否定的内容,但其主体还是朱子学。如果过分强调实学"反朱子学"之性质,把其与朱子学放在对立层面的话,就会忽视实学思想对朱子学的承继关系,从而不能真实地还原历史的实际面貌。所以,李朝后期的"实学者"所追求的并不是对朱子学的否定,而是朱子学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