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理势观

王夫之为学,通贯六经,尤擅长发挥经中义理.借经阐发己义,是他独特的经学诠释模式.其理势观则是这一思想模式的范例.一王夫之论理势首先重视对理势的界定.他论“理”,指出:“理者,固有也.”(《春秋家说》上卷)“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张子正蒙注》)卷五)“万物皆有固然之用,万事皆有当然之则,所谓理也.乃此理也,唯人之所可必知,所可必行,非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而别有理也.”(《四书训义》卷八》)“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势之顺以趋者,理也.”(《尚书引义》卷四)“顺必然之势者理也.”(《宋论》卷七)“天者,理而已矣;理     

中国传统理欲观评析

作为伦理学范畴的中国传统理欲观 ,内容丰富 ,历时久远 ,影响巨大 ,梳理其主要观点 ,评析其利弊得失 ,吸取其经验教训 ,对于今天的思想道德建设 ,是有借鉴意义的。“理”具有物理 (即自然规律 )与性理 (即道德原则与规范 )双重涵义。孟子强调后者 ,开启了理、义并用与性、理并举之先河。他说 :“口之于味也 ,有同嗜焉……至于心 ,独无所同然乎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谓理也 ,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盖理义之悦我心 ,犹刍豢之悦我口。”②认为理义为人心之同然 ,是一种道德普遍性。宋代程朱学派把理视为万事万物与伦理道德的最后根据。…     

韩国儒学的“理”概念

韩国儒学主要是在吸收中国朱子学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中国儒学的诸多概念范畴也被继承并发展。作为哲学的重要范畴——理,韩国不同时期的儒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性理学者退溪从能动性的层面强烈主张理的能发、能动以及"理自到"。栗谷则在朱子"理一分殊"的基础上强调气的活动性,提出"理通气局",同时也提出用"理气之妙"来解释理气关系。阳明学者霞谷提出"生理说",认为理具有神妙的生命力,既是生命的主体,又是道德的主体,认为良知与生理为一。实学者茶山全面否定朱子学之理,认为理是"依附之品",气是"自有之物",只有存在气的发展变化,理才会显现;同时他也坚持"实理',强调儒家道德行为的实践性。韩国儒学之"理"概念的发展演变,反映了朝鲜时期社会变革及思想发展的趋势。     

“神”与“理”：王夫之“神理”论中的画学思想

"神"与"理"是中国美学思想中的传统范畴,也是王夫之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王夫之将两者结合提出"神理"论,认为创作和审美要以"神理相取","神理凑合"时就会自然怡得,创作应该"穷物理""尽思理"且超于象外。这与古代画学思想具有共通性与共识性紧密相连。     

中日朱子学“理”范畴比较

朱子学精深博大,古人和今人对之研究者甚多。全面分析朱子学者有之;探求朱子学逻辑结构者有之;研究朱子学分化演变者有之。笔者在这篇文章里,着重分析朱子学“理”范畴及中日朱子学“理”范畴的异同。“理”是朱子学的核心范畴。剖析朱熹“理”范畴的建构,可以看到它具有三重意义:一是     

黄元吉道教思想略说

黄元吉,名裳,清末江西省丰城人。著有《乐育堂语录》、《道德经精义》。其姓字与元代净明派黄元吉相同。其丹功为中黄直透。他的基本思想是: 一、理气合而生万物黄元吉说:“夫太极,理也。阴阳,气也。理气合一,而天地人物生焉”(《乐育堂语录》卷三)。他认为,“理”与气相结合,即生成天地万物和人。“理”是什么?“理”即是太极,即是性命,也就是性。通俗地说,理即性,乃指心中至善之理。所谓“理气合一曰仁”(《道德经精义》第五章),归根结底,就是说天地万物和人是由“仁”     

罗钦顺哲学逻辑结构的内在矛盾及其原因

罗钦顺对自然界"理"、"气"范畴和理气关系的探讨及其对程朱理学的批评形成其"气本论"的理气观,所提出的哲学命题作为其整个哲学体系的立论根据构建了其哲学逻辑结构的理论基础.罗钦顺对人生界"心"、"性"范畴和心性关系的探讨及其对程朱理学的继承与发扬、对陆王心学和禅宗佛学的批判与排斥形成其"性本论"的心性观,所提出的哲学命题作为其整个哲学体系的论证主题构建了其哲学逻辑结构的思维重心.罗钦顺用人之"心"、"性"即自然之"气"、"理"作为统一其自然界之理气观与人生界之心性观的逻辑前提,但其哲学逻辑结构中阐发其论证主题的人生界之"性本论"的心性观与提供其立论根据的自然界之"气本论"的理气观存在着无法统一的内在矛盾.     

论王船山历史观主要范畴的脉络

王船山在历史观中使用的范畴,继承了我国古代哲学唯物论思想传统,并有所创新。他在历史观中使用的范畴相当庞杂,而且概念的规定性也不那么精确,外延和内涵时常有变化,有些范畴还包含着一些唯心主义杂质和神秘化的倾向。例如,对于“天”这一范畴的理解,歧义就很多,有“天之天”、“物之天”、“民之天”等等。有时王船山还把不同性质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混杂在一起,如说“气”有什么“善气”、“恶气”之分。这就增加了对其正确理     

朝鲜时期儒学思想史的分类方式及其问题点——以主理、主气问题为中心

朝鲜时期儒学史的分类范畴中使用最多的术语是主理和主气，这是日本官方学者高桥亨最初提出的。尽管这种提法存在问题，但迄今为止韩国的众多学者在研究朝鲜时期思想史时却对此不加批判的使用，缺乏明确的概念定义。这样甚至会扭曲思想史的真相。一般意义上认为，主理派主张理的实在性，其代表学者为退溪；而主气派则否定理的实在性，认为理是气的条理，其代表学者为栗谷。但朝鲜性理学者们主要关注的不是“理比气更具有根源性，还是气比理更具有根源性”以及“肯定或否定理的实在性”之问题，而是“应如何看待理气并设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才是决定他们性理学体系的根本因素。笔者认为，从“离看、合看”以及“不离、不杂”的观点（或立场）上来设定朝鲜时期儒学思想史的分类范畴会更容易接近问题的本质和实相。在同样的思路下，主理与主气也可以设定为分类范畴，比如说主理式的合看派、主气式的合看派等，这都是可能的。关于韩国儒学史的叙述方法，今后我们有必要从多种角度来进行综合探讨。     

王玄览道教重玄美学思想简论

在道教美学思想的范畴里,“道”(有时又称为“玄”“一”)是其本体论的核心判断。“道”是一切美的根源与归宿,是修道之人获得宗教化审美体验的源泉。早期道教著名学者葛洪在其所著《抱朴子》中开宗明义地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妙昧乎其深也,故能微焉;绵邈乎其远也,故能妙焉。”妙者,美也;玄即妙即玄即美。在道教哲学里,如何说明作为世界本原的“道”即是内在于万事万物中的本体之“道”,一直是一大难题。这个问题在美学上同样不能避免。作为美的本原的道与作为美的本体之道如何即二即一,即沟通美的本原与美的本体,使作为最…     

黄宗羲富有开创意义的心性说

<正> “心性”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重要而古老的形而上学问题,也是明清之际浙东学派尤为重视的一个问题。正是在这一问题上,黄宗羲出于时代的需要,在总结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和对陆王心学的反省基础上,以气一元论为基本理论前提,系统地论述了心物关系、心性关系和性情关系,提出了富有开创意义的心性说。在心物关系问题上,黄宗羲反对程朱的“理先气后”和“理与气决是二物”说,提出“理为气之理,无气则无理”的气一元论。在此基础上,黄宗羲不仅批驳了王阳明“心即     

论张载的“知礼成性”说

张载是“北宋五子”之一,著名的理学家和哲学家。他在宇宙本体论上提出的“太虚即气”的著名命题,形成了中哲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也受到了后人们的广泛称颂。然而人们在重视他的“气本论”思想的时候,却忽略了他的另一个重要命题——“知礼成性”说。而这恰是他以宇宙论说明人性论,进而作出关于“学能成圣”亦即理想人格的学说。它包含着极为深刻而     

退溪与阳明:朱熹哲学的不同走向

陈荣捷先生曾从儒学的整体发展上把理学看作一大模式,认为从广义上可以把朱熹也看作心学,从朱熹到王阳明,亦是理学的发展进程。退溪学对理学的发展不仅是继承朱子,亦可以说是以阳明心学的传播及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为中介。退溪学与阳明学大约处于同时代,面对朱子学在明初以后向着心性道德之学发展的形势,及提出的理论课题,他们从不同方向上发展了朱子的心性之学(或可从广义上称为心学)。阳明学走了体用合一之路,他以“一性”消解心、物对立,将外物移至心中,以期杜绝士大夫外事物以求理的“口耳之学”;而退溪学走了体用重整之路,他分析理、气,心、性,心、理之不同,在“心统性情”的基础上主“性情理气分发”说,侧重理、气在性中及情中的分别。退溪的“四端七情”说是坚持朱子的以“理”为本体的路线,而对朱子心性学的发展,也是对宋明理学乃至东亚儒学发展的贡献。     

重思罗钦顺的“理只是气之理”——学术史与哲学史交织下的新理解

罗钦顺的理气论所关注的不是理气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而是理气的统一性问题。通过"理只是气之理"这一命题,罗钦顺表达了理气间的"本质-现象"关系:理是本质、是体,气是现象、是用。在罗钦顺的理气关系中,气不是与理无关的纯粹惰性质料甚至恶性质料,气实质上是理的现象。罗钦顺强调的于"气之转折处观(理)"与理气间的"本质-现象"关系一脉相承,他并非是要强调主体意识与客观实存的二分。     

李退溪哲学逻辑结构探析

李退溪(1501—1570)为朝鲜李朝朱子学之大家。他继承和发展了朱熹哲学思想,而构成了博大的哲学逻辑结构系统。他的哲学逻辑结构系统的最高范畴是“理”,或谓之“太极”、“道”,其核心范畴是“理”与“气”。“理”既是最一般的规定,又是最具体的发展。它是其逻辑结构的起点;由于“理”、“太极”、“道”的动静流行,便从“天道”(圆)到“地道”(方),包括“人道”。在这个流行过程中,形成了三个层次:“理”、“太极”、“道”,属于“理本”范畴,作为宇宙本体的第一层次。“气”、“阴阳”、“五行”,属于气化范畴,作为宇宙化生的第二层次。第一、     

曾国藩的思想

<正> 一、性命观“性”与“命”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两个传统概念,是立足于人文主义用以阐释天人关系、人伦关系的两个基本范畴。但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对这两个范畴运用的重点,以及对它们的内涵和外延的说明,是各不相同的,以宋学为例,有张载等人所作的唯物主义解释,也有如周敦颐、朱熹等人所作的唯心主义解释。声称自己“一尊宋儒”的曾国藩,没有继承张载的唯物主义传统,而把包孕在“性、命”中的唯心主义和伦常思想接受了过来。何谓性?曾国藩说:“性不虚悬,丽乎吾身而右宰”,“真与精相凝,而性即富于肢体之中”。(《曾国藩全集》第133—134页。下简称《全集》)他的“真与精相凝”,实是同敦颐《太极图说》“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的简缩。他把“性”与“无极”、“两仪”、“五行”这些东西紧紧联系在一起,认定“性”是这些东西演化的结果。至于“命”,曾国藩说得更清楚:“命非外铄,原乎太极以成名。”他认为,“命”是主宰一切的,“功名富贵,悉由命定”(《全集》,第92页),甚至“洋人之患,此无所为,实非一足一手所能补救”(《候选训导计棠禀     

关于朱熹法律思想的几点探讨

一、朱熹法律思想的理论根据朱熹建构了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其伦理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律思想等等都被纳入其理学体系之中，而这一体系的建构基础则是其理气论和人性论。朱高所谓“理”是宇宙本体，它与气结合而派生万物，在派生万物之后又存于万物之中，成为万物生存发展的内在根据。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作为“生物之本”的“理”和作为“生物之具”的“气”结合到一起…     

论王夫之“乾坤并建”的宇宙生成发展说

针对《易传》的“先乾后坤”说和老子、《易纬·乾凿度》、《序卦》、邵雍的“天地有始”说,王夫之提出了“乾坤并建”的宇宙生成发展学说。就易卦而言,他认为乾坤二卦是变化的主体,六十二卦是变化的作用,二者统一于《易》,这是对《易学》的根本改造。“乾坤并建”思想体现在宇宙本体和万物万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上,王夫之确信“乾坤之合撰”的“太极”和万物万象之间是“体”和“用”的关系,即宇宙本体和万物是同时发生的。王夫之认为“天地之化日新”,没有“起灭”,无始无终。他把日新之化概括两种形式：一是“内成”,即在事物内部的质和量的渐变,二是“外生”,即由一种事物发展为另一种事物的质变。指出“推陈致新”是事物发展的不可抵抗的发展规律。     

《中庸》“诚”说三题

<正> “诚”是《中庸》的中心观念之一。《中庸》提出“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天地之道,为物不二”、诚者“性之德,合外内之道”等命题,对宋明理学发生过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在其意谓被曲解的情况下发生的。今之论者,对《中庸》“诚”说的理解亦多未能摆脱这种曲解的影响。因而对它们的真实意谓,有深入探索一番的必要。一、“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解朱熹在《中庸章句》中对此命题作了解释。他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     

辟佛、反本与开新:二程“生之谓性”新解

"生之谓性"是先秦告子提出的命题,二程进行了新的阐发,将儒家的心性论哲学提高到新的高度。二程引入"气"的概念,以"生之谓性"诠释"性即气",以"天命之谓性"诠释"性即理",折衷告子与孟子之间的歧异,打通生命实存与德性超越之间的隔阂,用以对抗佛教空无寂静之性,解除佛教对儒家心性哲学的威胁。二程又通过生、性、气、理的沟通,不仅使"生"上升为本体概念,也使"理"不再是一个悬置的抽象本体,而是内蕴于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的宇宙大化之中,进而打通了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隔阂,以"生意"作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显现,并落实到人的生存境域,成为其工夫修养的本体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