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新语》思想新探

陆贾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思想家,其思想内容主要保留在《新语》一书中。本文首先对陆贾思想中的历史思想、天人思想和政治思想这三个方面作梳理与再现,并就此探讨陆贾思想的历史价值乃在于他能结合汉初的历史背景,对汉以前的历史传承既能有所继承、批判与发展,又能根据具体的形势权衡选择。其次,以上三个方面又是彼此联系的,共同构成陆贾思想这一整体,而这一整体又具有以史为鉴和立足时代这两大特点。     

试论齐文化权力制衡思想

先秦齐国实行"权力受限"的开明君主制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君主权力制衡思想。齐文化的君主权力制衡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以法制权、以权制权、以民制权、以礼制权。通过权力制衡,有效规范了君主权力的行使,促成了齐国"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冠"的强国富民地位。挖掘、阐发齐文化的权力制衡思想,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黄老思想因素在韩非子政治学说中的作用

战国后期盛行的黄老思想对韩非子的政治学说无疑有着重要影响。但黄老思想在韩非子政治学说中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这个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探讨。考察可知,黄老思想中的因循之道启发韩非子要求君主"缘道理""因人情"而立法,其无为思想则被韩非子用来告诫君主不要凭个人的聪明和能力治国,而要依靠法度;黄老思想中的阴柔玄妙、以柔克刚之术在韩非子学说中既可以被君主用来防范大臣专制,也可以被法术之士用来控制和驾驭君主。总的来说,黄老思想在韩非子政治学说中起到了减弱君主专制成分的作用。     

论隋文帝与隋代的儒学

<正> 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学,从魏晋南北朝的衰颓中发展宏大起来,隋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恢复和发展阶段。所以,史学界长期以来否定隋文帝对儒学发展的作用,实非中肯之论。其实,处在隋代这一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的隋文帝,与儒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执政期间对繁荣儒学做了不少的贡献。可以说,儒学在隋唐时期一改消沉局面,再度振兴于     

董仲舒儒学多元特征试析

<正> 一、董仲舒儒学理论框架的多元特征董仲舒是儒学发展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历史作用在于重建经过秦火之后式微了的儒学。并使之成为二千余年君主专制时代的统治思想。原始儒学是有某些弊端的。它正如《论六家要旨》所指出的那样,是“博而寡要,劳而     

论法家的"法治秩序"思想

法家基于人性趋利避害的假设 ,提出“以暴制恶”的治国路线 ,期求通过君主高度集权、以暴力控制群臣、役使全民而寻得“安定秩序”。对君主不作任何伦理与理性的诉求 ,只以能否保证君主实现国家控制为惟一目的 ,强调君主必须集中全部权力以造势 ,以暴力作为最基本治理手段 ,首先以阴谋权术控制群臣 ,进而通过臣以严刑峻法控制民 ,建构金字塔式高度集中的权力格局。“法治秩序”是君主专制秩序、绝对的人治秩序和恐怖秩序 ,是进入政治权力圈的士人为君主集权需要进行的功利主义精心设计。它完全排斥历史、理性、伦理的价值与依据 ,只要求以恶制恶方法的有效性 ,虽能收一时之效 ,却难得一世之功。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与儒学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等,不断地交流,相互影响,互相补充,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明,推动了中国历史不断前进。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与儒学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儒学对兄弟民族哲学的形成、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兄弟民族对儒学的传播、发展则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①本文仅从儒学对兄弟民族哲学的影响方面,提出几点粗浅之见,就教于同仁。一、孔孟儒学与兄弟民族哲学在祖国大家庭中,绝大多数兄弟民族的文化和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孔孟儒学的影响…     

真德秀的君主论

近年来,对于朱子学的君主论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之趋势。本文以为朱子学之官学化做出很大贡献的真德秀为例,探讨其君主观。儒家传统有"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之理念对立,在宋代,天子之继承权仍以"家天下"之血统继承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加入"天下为公"之要素而已,真德秀对此也完全承认而无反省。就其君主论之内容来看,一方面真德秀全面继承了朱熹的皇极思想而绝对化君主之"名",另一方面还要求加强君主之权力以对抗权臣,因此有绝对尊王论之倾向。此外,对于不正之君主,真德秀也不取孟子之"义合"而选择继续为官,正是因为其重视君臣名分之故。     

汉初儒家对原始儒学的综合与拓展

以陆贾、贾谊、韩婴为代表的汉初儒家,在行仁义、尚礼治及重人为的天人观方面,是一本孔子而综合了孟、荀的思想。但汉初儒学不是对原始儒学的简单复制,而是根据当时社会实践的选择和思想界多元并存的情况进行了拓展,从而表现出行仁义而不废“道术”、尚礼治而不废法治、重人为而不废“天人感应”的思想庞杂的特点。汉初儒家是从原始儒家到汉代新儒家的过渡环节,它既推动了汉代的思想融合,又为董仲舒重铸儒学做了铺垫。     

从公孙弘看汉初儒墨的融合

自觉融合其它诸家学说之长,做到广采博收、兼容并包,而又有所取舍、发挥运用,是汉代儒学能够取得理论上的优势并取得独尊地位的重要原因。其著名者如陆贾纳黄老无为之说入儒,贾谊颇采法家之术人儒,董仲舒援阴阳五行入儒等已久为史家广泛注意。但开创汉代儒学兴盛局面的弃学①代表人物公孙弘的综合儒、墨,从而将影响极大的先秦“显学”─—墨学融入儒学,并摈弃其中不合西汉王朝时宜的部分却无有措意者。本文拟根据史料,探讨墨学对公孙弘思想的重大影响,并试图说明以公孙弘综合儒墨为主要中介,墨学在汉代已逐渐融入儒学之中,对汉朝…     

“存天理,去人欲”提出的针对性、原因及其流弊再探

"存天理,去人欲"是理学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对儒学道统论中"从道不从君"、仁义之道高于君主之位思想的继承发展。它主要针对统治者违背儒家纲常伦理,失德乱政,恣情纵欲而发。这一思想要求统治者以道制欲,遏止私欲,以德治国,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非禁止普通民众饮食男女的基本物质需求。它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合理性,但亦存在自身的流弊和消极影响。自近现代以来,这一思想遭到了人们的激烈批判,这虽有其道理,但亦需要我们对"存天理,去人欲"思想提出的针对性、原因等作客观的分析,以便更好地认识其实质和意义。     

试论韩国儒学的特性

韩国儒学是在本土形成的固有思想基础上,吸收了中国的朱子学,并在适应本国国情的历史中形成的。其固有思想中很早就存在着儒学性的因素,传统思想也与中国的传统儒学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使得中国儒学思想很容易地传入并被吸收。而吸收朱子学形成的朝鲜性理学与中国相比,则发生了不少深入而细致的变化。朱子学传入之初便被新兴士大夫们接受,后来以此为指导理念建立了朝鲜王朝,从而被定为国学。与政治的这种紧密而又特殊的关系,使得儒学不再是一门单纯的学问,而成为了指导阶层的统治理念、士人阶层的权斗工具。朝鲜儒学者对人的道德心性的深入探索、士人们强烈的历史和现实意识以及学派的分化和党争都与此息息相关。     

大一统下的致用——论贾谊对荀子礼治思想的改良

面对社会环境从战国末的分裂走向秦汉大一统的历史趋势，贾谊试图通过继承和改良荀子的礼治思想来为汉帝国提供一种有效且长久的统治方式。在致用观念的影响下，贾谊从礼制、君主与社会三个层面对荀子的礼治思想进行了改良：在礼制层面，贾谊扩大了礼治的等级范围、弱化了礼的“自修”作用并进一步完善了礼治等级的外化表现；在君主层面，贾谊转而注重君主道德形象的塑造和对太子的教育；在社会层面，贾谊由反私斗扩大到净世俗，注重社会财富的积累。究其原因，当与秦朝“以法治吏”“以吏为师”的历史教训、士人自主性丧失而君主权力加强的大一统困境、汉室平民出身且游侠风气炽烈、社会积贫积弱以致革新求变迫切等因素有关。在贾谊的改良之下，荀子的礼治思想经历了一场由理论到实践的转变。     

荀子批判诸子及儒家之学术检讨

荀子因应战国后期思想界话语环境的变化,展开了批判先秦诸子之历史活动和思想主张的学术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辟枉、解蔽、批儒等方面内容。荀子期望藉此彰显绍述孔子学统,尊孔隆礼,“净化”儒家理想人格,廓清儒学发展的道路和儒家门户。这种学术批评实践,排除了其他学派对儒学可能造成的非理性渗透和侵蚀,对秦以后儒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厘清方向的作用,并使其避免了其他先秦诸子之学的命运——退向边缘或走向消解。     

陆贾的“无为”观及思想史意义

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汉初"无为"政治源自黄老道家,而陆贾的"无为""有启文景萧曹之治者",理所当然属于黄老道家。其实,其"无为"是以儒家"道德导向无为"为主干,以道家"自然无为"、法家"法术势无为"为补充。这为重新审视汉初"无为"政治的思想渊源及儒学在其中的地位提供了新视角。汉初"无为"是道、儒、法三家"以秦为鉴"提出的相似治国之策,故"文景之治"仅仅归功于黄老道家显然不妥,儒家也起了重要作用。同样,汉初儒学也并非学界通常所认为的处于在野地位,而是早已开始和王权结盟,"独尊儒术"只不过是二者结盟水到渠成的最终结果。     

孟子与韩愈的论辩艺术浅析

孟子与韩愈是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孟子素有“亚圣”之称,他对孔子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使儒学得以广泛传播。韩愈则是新儒学的中兴者。张清华先生在1993年4月20日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给韩愈以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韩愈是复兴孔孟儒学传统的倡导者和奠基者,相当大程度上规范了唐以后中国文化的面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一代巨儒,孟子与韩愈不仅“道统”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其传授手段即论辩艺术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荀子批判诸子及儒家之学术检讨

荀子因应战国后期思想界话语环境的变化，展开了批判先秦诸子之历史活动和思想主张的学术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辟枉、解蔽、批儒等方面内容。荀子期望藉此彰显绍述孔子学统，尊孔隆礼，“净化”儒家理想人格，廓清儒学发展的道路和儒家门户。这种学术批评实践，排除了其他学派对儒学可能造成的非理性渗透和侵蚀，对秦以后儒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厘清方向的作用，并使其避免了其他先秦诸子之学的命运──退向边缘或走向消解。     

孔子思想与儒学的承传发展——李锦全教授访谈

李锦全先生1926年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现东莞市)。195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分配到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工作。1954年调回中山大学历史系,先是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研,继而转为研究中国思想史。1960年转到中山大学哲学系,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1983年任教授,1984年任哲学系主任。1986年创建中国哲学博士点,担任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方向的研究。日前,李锦全先生接受了中山大学哲学系李宗桂教授的采访,就孔子儒学与汉代董仲舒儒学、宋明儒学的特质及其关系、儒学是否宗教、儒家文化的历史作用、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儒学复兴、儒学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现刊发于此,以飨读者。     

董仲舒的新诠与重估--读《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

如何定位董仲舒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关涉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思想系统的价值与意义,又会对儒学发展史的分期产生重要的导向。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直存在重大分歧。肯定者认为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为儒学争得了官方的认可及主流的地位,也在理论建构上提出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并深刻影响了其后儒学发展的轨迹。董仲舒作为汉代的群儒之首、儒者之宗,实为与孔子、朱子同等重要的儒学大师。贬之者则从道统论出发,以原始儒学为参照,坚持心性体证的成德之路,将董代表的汉代儒学视为歧出,不是纯正的儒学,更有视之为“儒学一大没落”。无论如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董仲舒的思想系统仍具有其当代意义：“董子思想学术给我们的启示是,历史文化具有一种生命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乃表现为历史和经典对每一时代之思想创造的内在参与,并由之而具有切合于当下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之教化的功能。”［1］由此,董仲舒不仅创造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独具特色思想体系,并对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展现了自觉的教化功能。刘红卫博士新著《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董仲舒天人思想研究》亦有见于此。此书专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对其天人体系、天人体系下的人性理论、元理论体系、天人感应思想诸问题,探赜索隐,辨微钩玄,做了深湛、细致的研究。天人思想可以说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拱顶石,历来被研究者所熟悉和重视,但熟知并非真知,越是熟悉的东西,往往越会被成见所束缚。刘博士不囿于成说,不依傍他见,对董仲舒的天人思想这一“老”话题作出了新的诠释,发人深思。此处试图就此书的理论特色,择其大要,略陈管见,以方便大家更好地了解此书的创获。     

儒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定位

<正> 儒学,作为一种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曾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造就“国民劣根性”起过巨大作用。虽然它的统治时代早已结束,但其影响至今犹在,仍有一定的生命力。今天,人们争论的焦点,已不再是儒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有无作用的问题,而是儒学能否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并为现代化服务的问题。全盘否定者固然有之,寄予厚望者亦不乏其人。二者的答案虽然相反,但有一共通之点,那就是对儒学的本质及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缺乏正确的评估和准确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