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集注》的“集注”体例及其意义

"集注"与"集解"一样都是经学注释的传统模式,在朱熹之前,卫瓘、孙绰、李充等都著有《论语集注》,朱熹注释《论语》历经《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论孟精义》等多种尝试,最后选定"集注"体例。本文通过对《论语集注》中所引三十五家注的所属时代、学术派别、注释重点及其风格等方面的分析,揭示了朱熹对《论语集注》的"经注"定位,也揭示了《论语集注》成为超越时代的经典之作的原因。     

《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新解

"子不语怪、力、乱、神"历来被视为判定孔子在鬼神问题上持理性态度的力证,但从何晏《论语集解》、朱熹《论语集注》及刘宝楠《论语正义》的注解来看,"子不语怪、力、乱、神"与传世文献对孔子言行的记载却存在抵牾之处。从文意与语言风格上考察,将此句重新断为"子不语怪力、乱神"应更为合理,因而该句也不可视为判定孔子对鬼神问题持理性态度的力证。     

20世纪《论语》的英译与诠释

任何翻译都是一种诠释行为。由于《论语》文本的开放性、概念的模糊性以及中外语言文化的差异,《论语》英译的诠释性更加突出。20世纪是《论语》翻译和研究的高潮期,出现了大量的英语译本。中外译者在《论语》英译中采用创造性翻译、现代性解读、哲学诠释、语言分析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等多种诠释方法,既丰富了对《论语》和孔子的理解,也导致了对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利用和曲解。     

《论语》中“仁”之伦理学义试析

"仁"是《论语》乃至儒家最重要的一个德目。在《论语》中,"仁"这一概念的性质取决于使用方式。"非仁"这一评价方式的广泛使用,意味着"仁"已经逐渐剥离于日常语言,而具有理论语言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论语》中的"仁"的意义首先是伦理学的而非伦理的。     

试论《论语》文学表现的诗化特征

《论语》是儒家经典 ,也是文学名著 ,但《论语》的文学表现应是近诗而远散文 ,这是由其产生于春秋时代诗性文化的大背景下决定的。《论语》文学表现的诗化特征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语言的诗化 ;2 表现手法的诗化 ;3 形象的诗化。《论语》的诗化正是其大异于先秦诸子散文的卓越之处。     

《论语》故训疑误举例

从汉代以来,解释《论语》的文献非常多,其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或错误。本文指出了《论语》故训中存在的一些疑误,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并从语言(包括词语、语法、篇章、版本文字等)、思想、心理等不同的层面出发,试图整理和归纳一些特点,以期对《论语》的解读,对训诂学,都能有所裨益。     

《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比较研究

《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为浙东学者刘宗周与黄式三研究《论语》的力作。在《论语后案》中,黄式三采用了刘宗周、万斯大、全祖望的学术观点,展现了对浙东学派的继承和反思。比较《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在诠释经义方面,展示了从意义的理解到文本的还原之异趣。在学术思想方面,从《论语学案》的重心演变为《论语后案》之崇礼。在文学气象方面,则由《论语学案》的崇气象嬗变为《论语后案》的重考据。从《论语学案》到《论语后案》,一方面展现了《论语》研究的传承,另一方面则为研究浙东学派思想的变迁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论语》名义和简称问题

语言是最为原始和基本的文明记录及承传形式,先秦时期所见种种以流行性为核心限定的旧"谚"新"语"正是其后世的见证和延续。《论语》即条理化的孔门"语"。同作为言体与文体的"语"相比,"论"字更能体现《论语》的编纂过程及内容特点,因而在汉代即被采为《论语》的简称用字。以"《语》"相称属于后起,较之于"《论》"亦欠合适。     

《论语》诠释的有效性及其向度——对《论语义疏》的一种诠释学考察

《论语义疏》是《论语》诠释的经典注作之一,它所汇集的汉魏六朝诸家注释,含有深刻的诠释学意义。首先,《论语义疏》讨论了《论语》文本与孔子的真正意旨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论语》诠释的有效性问题。其次,《论语义疏》包含了《论语》原文、汉代《论语》注和六朝《论语》注这三重义理和结构,体现出了《论语》诠释的历史性。最后,综观《论语义疏》的全部注释,可以看出《论语》诠释的两种向度,即知识的向度和意义的向度,两种向度互补、互动是中国经典诠释的一大特点。     

《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

<正>本书为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研究成果,分上下两篇。上篇论及两汉"论语学"概要,包括两汉"论语学"的三种类型、两汉《论语》注的诠释种类、汉代经学《论语》注特色总括、汉魏之际儒家《论语》思想的演变、魏晋之际玄学《论语》的兴起、两晋之际玄学《论语》新意等。下篇论及东晋《论语》注综述,包括东晋《论语》注考释、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特色;东晋玄、儒《论语》注研究、南朝     

康有为《论语》观析论

晚清今文经学家极为重视《论语》,致力于贯通公羊学与《论语》,以申发《论语》蕴含的微言大义。康有为继承了这一传统,在《论语注》中以孔子改制及三世说阐释《论语》,康有为以刘歆与曾子为两大对话系统,极力清除二者对《论语》施加的影响,以还原孔子思想的原貌。康有为将《论语》视作受到刘歆伪经影响的曾子之学,乃抑《论语》之经为曾子一家之学。     

关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几个问题

1973年定州汉墓出土竹简《论语》是现今所见最早的《论语》抄本,通过统计对照简文避讳用字,我们认为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当属汉高祖刘邦时期抄本。因为《古论》是汉武帝时期才出现,而《鲁论》与《齐论》的产生年代又晚于《古论》,所以竹简《论语》已经超出了传统已知汉代三论的范围,属汉初今文隶书《论语》。     

论康有为、谭嗣同的《论语》观

近代哲学家对《论语》倍加关注,康有为、谭嗣同也不例外。近代哲学家对《论语》的审视和解读既围绕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展开,因而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又受制于各自的哲学观、国学观和文化观,因而呈现出差异性。一方面,作为《论语》的近代视界,康有为、谭嗣同的《论语》观带有与生俱来的时代性和一致性。另一方面,两人对《论语》与孔子、曾子关系的认识呈现出明显分歧,对《论语》在孔学中地位的认定和对《论语》的评价相去甚远。康有为、谭嗣同秉持不同的范式解读《论语》,建构了不同形态的《论语》观。     

《论语》多种称谓与书名问题

《论语》一名定于何时,历史上有两种主要争论:一种源自《汉志》,以为《论语》成书时所名;一种源自《论衡》,以为汉代始定。有两现象似与《论衡》之说相合:其一,除《论语》一名外,《论语》汉代还有"传""语""记"等多种称谓;与此同时,其二,先秦及汉代早期文献中鲜见《论语》一名。然《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及《宋书》等史籍中《论语》的称引情况表明,以上两现象其实并非缘于《论语》书名未定之故,而是与《论语》的称引方式有关。鲜见《论语》一名乃是由于鲜以"《论语》曰"方式称引《论语》的称引习惯所致,这一称引习惯广泛存在于先秦、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     

书讯

<正>书讯:《论语学史》,唐明贵著,58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课题"论语学史"的结项成果。本书分绪论、《论语》概说、先秦两汉时期的《论语》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语》学、隋唐时期的《论语》学、宋代的《论语》学、元代的《论语》学、明代的《论语》学、清代的《论语》学和余论十二大部分。本书运用历史文献与哲学思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充分利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对《论语》学     

《论语》训解释疑两则

<正>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恐怕没有哪一本书比《论语》受到更多的关注,历代学者文人都对《论语》的解读作出过努力和贡献,但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目前我们还不能说关于《论语》的解读就尽善尽美、无可挑剔了。在《论语》文句的释读方面,事实上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从不断见诸报章的关于《论语》文句的考释文字和近年出版的多种《论语》注     

试论《论语》的结集与版本变迁诸问题

<正> 《孔子研究》创刊号,载有朱维铮《<论语>结集脞说》一文,考察了《论语》从结集到定型的历史过程,对《论语》内容的可靠性提出了一定程度的疑向。今本《论语》的可靠性问题如果不解决,孔子研究终觉缺少牢固的基础。兹就《论语》的结集时代、汉代齐、鲁、古三《论》与今本《论语》的关系发表一点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宋代〈论语〉诠释研究》

<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50万字本书结合宋代社会政治、文化背景,集中研究宋儒以《论语》、《四书》命名的《论语》诠释著作,通过对《论语》诠释文本具体细致而又全面系统的研究,勾勒了宋代《论语》研究的历史进程,揭示了宋代《论语》诠释的特点和规律,探寻了经学与理学的关系。     

读《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

<正>《论语》是一本常读常新的经典。自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孔子与《论语》的命运随着国运的兴衰而上下起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兴起了一场传统文化复兴热潮,《论语》在其中居高不下。围绕《论语》而兴起的"论语学"随之悄然复兴,对《论语》的研究与诵读成为风尚。不过,就"论语学"史的专门研究而言,结合玄、佛思潮解读魏晋南北朝诸多的《论语》注释著作,却是个公     

《论语》成为经的时间考辨

很多人都同意：《论语》是在汉代成为经的。但是,最近有论者把《论语》成为经的时间定于宋代甚至元代。这种新鲜的看法事实上反映了他们贬低孔子地位的“非圣”心态。汉代七经之说早已确切无疑地显示《论语》是经。《汉书》的有关记载和汉代教育中《论语》的特殊地位等,也为《论语》在那时属经提供了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