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术还是心性?——《性自命出》心术观辩证

本文认为,《性自命出》关于"心"的思想不是心性论而是心术论,代表了前心性论时期儒家对心的看法,同时又为后世的心性论奠定了基础。心术论没有预设一个形而上的心性本体,而是将道德的产生视为自然情感向道德情感提升转化的结果,促成这一转化的是诗、书、礼、乐的教化过程。在"道始于情"而"终于义"的理路下,通过内在心术与外在礼乐教化的有机结合,《性自命出》不但实现了道德基础与道德原则的统一,也实现了道德的主观精神与客观教化过程的统一,是周代礼乐文明道德实践的思想总结,与后来以理学为代表的道德形而上学形成明显区别。     

道德信仰何以可能——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及其现实性重建

与宗教信仰相对立,康德试图要在主体自身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对道德的信仰.主体自身"纯粹的实践理性"是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存在着现代性道德困境,如果不能化解这一悖论,那么"道德"就难以成为理性存在者的普遍信仰.为此,康德试图以制度公正作为现实中的上帝来确保建立"善恶因果联系"的理性法则.因此,康德的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包括个体的道德理性和制度的道德理性两个方面.尽管由于康德的矛盾心态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他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实践哲学最终是不彻底的.但康德的意义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把对道德信仰的思考从"纯粹的实践理性"导向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实践的理性".     

康德是否证成了道德的形上学 ——兼论牟宗三对康德的批评

牟宗三通过对道德理性三义的确立与对儒家的"当下呈现"即是康德所谓智的直觉之肯定,建立了道德的形上学。他进而认为康德只证成了道德理性之第一义,而未能证成其第二义,亦未能透显出第三义,衡定康德只有道德的神学而无道德的形上学。通过对康德理路的分析可以发现,康德建立的道德的神学在《判断力批判》中亦有道德的证明,而非只有《实践理性批判》之单纯分解地形式地建立,与儒家以良知为本体建立道德的形上学的思路有不谋而合之处。     

孟子对传统天命报应论的创造性转化--兼论性善论的价值合理性

在建立以性善论为核心的道德天命观过程中,文化根基的问题观照和传统文化的资源借续是孟子的理论立足点。通过以性善言天善、以心性的价值合理性印证天命的价值理性和“德福合一”的新解释,孟子重建了人的道德信仰,完成了对天命报应论的全新构想。心性的价值合理性与天命的价值理性之间的相互印证,是孟子性善论及其天命观中最有创意的理论运思。     

牟宗三哲学中的“道德情感”问题

在道德情感问题上,牟宗三批评康德情感与理性二分,将道德情感排除在道德法则的根据之外,致使道德的兴趣无法解明,纯粹理性无法实践,自由自律成为虚说。牟宗三也批评伊川、朱子"性情对言"与"心性情三分",致使性理的道德性、道德力减杀,沦为他律道德。同时,牟宗三警惕阳明后学因无真实工夫而"情识而肆",将道德之情与欲念之情混淆,一味留恋自然、洒脱之光景而流于狂荡。牟宗三认为,依正宗儒家义理,必须在"以心著性""本心即理"的架构下将道德情感复原为即心即理的"本体论的觉情",从而证成自律之实义,说明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先天根据。     

重提儒家心性论的现代化课题

从先秦思孟学派到宋明儒学,再到现代新儒学,心性论一直占据着核心和枢纽的地位。牟宗三在康德道德哲学的参照下,清楚地揭示了儒家心性论中所蕴含的道德主体性观念,但他同时也难免将康德的那种先验思维和话语移植到儒家心性论中来。然而,心性论诠释中的先验话语应当受到经验话语的限制,理解儒学心性论应当是理解其形上学及宇宙论的基础,而不应该反过来,首先根据某种形上学或宇宙论立场来定位儒学所论之心性,赋予后者以先验的或超越的性质,忽视它们在经验心理学意义上的真实来源和运作方式。自然主义在当今世界哲坛风头正劲,儒家心性论研究也有必要采纳自然主义进路,破除人—动物、社会属性—自然属性、生物性—道德性等二元论,重视人之心性的发展性与复杂性。将儒家心性论自然化,是儒家思想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康德与罗尔斯的诠释

公共理性是康德和罗尔斯都关注的论题之一.康德把公共理性与包括道德启蒙在内的人类启蒙相勾连,以实践理性为根据,揭示了公共理性与人格、道德律令、正义等的可能性联系.罗尔斯力图在人的一种深度自我道德启蒙的意义上,进一步阐明公共理性与自我、正义、道德感等的关系.康德和罗尔斯对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的诠释,本质上是对现代公民道德的存在根据与根本特征的阐明.     

略论儒家心性修养论

儒家认为人的道德行为建立在心性修养的基础上,心性修养是由道德认知到道德践行的不可或缺的连接环节或桥梁。先秦儒家孔孟荀和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为儒家心性修养论奠立了思想理论基础。汉唐儒家学者继承、传播和维护了传统儒家的心性修养论。宋明儒家学者将儒家心性修养论发展得更为理论化、精致化。探讨儒家心性修养论,在批判其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同时,吸收和借鉴其有价值的、合理的因素,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服务,是时代发展提出的任务。     

性情论还是性理论?——原始儒家人性论义理形态的再审视

"情"在先秦儒家人性论中曾居于核心地位,但汉代以降的儒学发展史,却是情被贬抑和放逐的历史。本文结合新发现资料和传世文献,对情在原始儒家人性论中的地位与意义进行辨析,阐发原始儒家人性论的本义,揭示其与理学性二元论模式的差异。本文认为,原始儒家最早形成的人性论形态是以情论性的性情论,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是性情论发展演变的产物。性情论的形成以人的本源之情为根基,以性情一本和性情相应为特征,情本身具有超越意义,这与理学及现代新儒学所诠释的先秦儒家人性思想具有显著不同。儒家人性论并非是对于人性的知识论考察,而是探讨价值之根源并为工夫论提供依据,这必然与工夫论相表里。故揭示人性论与工夫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探讨儒家人性论具有独特意义。     

“智的直觉”与“理性的直觉”——牟宗三、冯契关于智慧的直觉之比较

康德认为人只有感触的直觉而能获得知识，但并无关于智慧的直觉，故不能把握智慧。牟宗三与冯契则认为人具有关于智慧的直觉，能把握智慧。牟宗三由先验论的、价值的立场肯断道德意识，由之开出迥异于感触直觉的智的直觉，以摄物归心的方式把握存在，获得智慧。牟宗三这一思路缺乏客观实在的基础，其哲思与牟宗三消化康德哲学、恢复儒家心性论的哲学关怀是有内在联系的。冯契以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基于感触直觉与理性直觉的互动统一，在现象与自在之物的统一互动及天人交互作用中认识存在的统一原理与发展原理，即智慧，这与冯契融汇中西马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哲学关怀是内在关联的。     

孟子“义路”说与儒家实践理性的确立

对儒家实践理性的研究已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但是,儒学中的实践理性到底指什么?儒家表达实践理性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它是如何被提出来的?学界并无明晰论述。其实,表达儒家实践理性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是"义"。"义"就是对"仁"学价值的实现之路。"义"的实践性功能在孔子思想中已被肯定,但受"礼"的制约而未能独立。孟子的"仁心、义路"说突破"礼"的限制,建立起一个价值本体与价值实践相对二分的理论结构,将"义"阐释为人的内在理性,又外化为"人之正路",从而为儒家确立了在现实中实现"仁"学价值的实践理性。"义"之所以可以成为儒家实践理性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就因"四德"中的"礼""智"等概念在实践功能上只能从属于"义"。     

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一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主张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根据是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而非感性情感或者欲望,这一点决定着行为的道德属性.对此,情感主义者提出了大量批评,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道德动机的根据应该是在以同情为主的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而康德的"理性中心主义"将导致认知与行动上的诸多困难.情感主义者们并未真正理解康...     

论孟子“义利之辨”展开的基础及其政治走向

孟子"义利之辨"的展开有赖于两大基础,一个是现实基础,另一个是理论基础。现实基础是,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各国的统治者都想快速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理论基础是儒家的"心性论"和"天人论"。其中,孟子本人的心性论和天人论是核心理论。孟子"义利之辨"的最终政治走向是"仁政",也即"王道政治"。从义利之辨出发,孟子的王道政治侧重于"仁义"这个价值要求,忽略了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无法对统治者做出有效的限制。正常的政治实践要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应该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而不是顾此失彼。总而言之,虽然孟子的"义利之辨"可以从理论上推导出"王道政治",张扬价值理性,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诸多困难。     

从神性到理性——康德对基督教"道德金律"的批判

康德为道德寻求客观依据而确立的道德律令,继承了基督教传统道德金律的律法、普世、上帝等观念。但是康德并非简单地蹈袭了基督教文化传统。他要为具有普遍性价值的道德律找到一个新的更为可靠的基础,这就是人的理性。因而,他从理性角度赋予了这种基督教传统文化思想以新的时代意义。这种新的解释具有现代科学理性及人文性特征,从而对后世学者在道德问题上的探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追问及存在论意义上的超越

康德的道德哲学与其政治哲学是逻辑一致的,康德认为正义的优先性在于人先天的自由,而自由的主体坚持正义和遵从道德,则在于人的实践理性自身具有的善良意志,康德就这样通过自由、实践理性、善良意志等概念为道德奠定了基础。然而它仍然是先验的、空洞的,唯有从道德是人存在的方式这一存在论的根基处入手,才能理解道德并使其获得自身存在的坚实根基。     

论"理性事实"与"隐默之知"--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康德与孟子的区别

近年来,牟门弟子李明辉先生以"理性事实"和"隐默之知"为基础诠释康德与孟子,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谨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我的基本观点是:我承认在康德和孟子学理中都存在着"理性事实"和"隐默之知",但这不仅不能消弭反而更加彰显了康德与孟子之间的不同.     

罗尔斯《正义论》与《万民法》展现的两条康德式路径

罗尔斯的思想来源之一在于康德的道德哲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除了在实践理性中的道德自律构成了《正义论》中"原初状态"的理论基础,从而使得公平契约的理性选择得到实现以外,判断力批判中的自下而上的路径也被罗尔斯应用于《政治自由主义》和《万民法》中,这也与其内容来源《永久和平论》相一致。虽然这两条路径的方向不一样,但是其逻辑基础都是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的本质。     

《实践理性批判》的起源和目标

《实践理性批判》的发表标志着康德批判事业的工作一分为三。本文从批判哲学的发展史和《实践理性批判》的主要内容入手揭示出《实践理性批判》的起源主要归于康德的两个发现:一是趣味判断的先天性,二是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前一个发现导致康德重新规定批判与高级能力之间的关系,使他改变他的总体批判计划,把对于纯粹理性的一个批判分成对于纯粹思辨理性、实践理性和反思判断力的三个单独的批判;后一个发现及其解决使康德把纯粹理性的思辨运用和实践运用之间的关系确定为一种平行关系,使理性的实践运用从思辨运用中解放出来;由此产生《实践理性批判》。     

康德关于纯粹实践理性方法论的思想

文章立足于分析康德对“客观的德性法则如何在主观上也成为实践的”这一问题的回答,梳理了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的方法论思想,提出了两个步骤的理论：判断力的练习与自由的意识;并分析了方法论与实践理性批判的分析论在方法上的统一。康德认为这一方法论思想对道德生活与道德培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自由的意识以及对自己的敬重是道德教育的立足点,因为它们也是人在内心防止心灵的腐败与堕落的惟一守卫者。     

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与定言命令演绎

普通人类知识在实践运用中出现自然辩证法,引发对定言命令有效性的怀疑,使纯粹实践理性批判成为必要。纯粹实践理性批判通过追问三个问题,防止实践理性的僭越,确立了定言命令演绎的实践的立场。这三个问题分别对应《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前面三节,说明道德法则除了自由之外,别无根据;自由除了道德法则之外,没有其他基础;追问对道德法则的兴趣,容易把情感当作道德法则的根据。这些观点与《实践理性批判》是一致的。康德从一开始就不是从理论的角度来演绎定言命令,也没有出现主流学界所批判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