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宝岛: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地——海南三亚、陵水、万宁等地穆斯林文化田野报告

<正>一、导言海上丝绸之路是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陆、北非交通往来的重要通道,它以海路商贸为纽带把世界各地的文明与中国紧密连接在一起。它形成于秦汉、发展于晋隋、繁荣于唐宋,式微于明清。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启,它又一度成为了世人的焦点。笔者在对海南穆斯林研究过程中注意到,穆斯林作为一个信仰集合,是海上丝绸之路除汉民族外的另一个重要群体。它以古波斯、阿拉伯等西亚地区的伊斯兰教信     

走相适应的历史必由之路——伊斯兰教本土化的思考

伊斯兰教于公元七世纪初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目前全世界有10亿以上的穆斯林人口,主要集中在西亚、北非、中亚和外高加索、南亚、东南亚五大块地区。伊斯兰教与佛教、基督教同为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国家约有50余个,占联合国1/4-1/3席位,都是发展中国家,是国际社会一支重要力量。有40余个国家的穆斯林占其全国人口的多数。在20余个国家,伊斯兰教被认定为“国教”。伊斯兰国际组织亦有20多个。每年完成“朝觐”功课的各国穆斯林人数约有200万,是全世界信众的1/5000强。伊斯兰教内部教派,派系盈百累千,对政治、社会乃至教义的认识也…     

官绅分合与清末“教案内政化”:以浙江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十年,浙江会党逐步由"反洋教"走向"反满革命",官、绅、民、教之间政治立场冲突与利益纠葛开始取代单纯的"排外"与"仇教"。新政时期,教务教案日益内政化,名之"教案",实为"律案",教务教案与国内各阶层利益博弈息息相关。在消弭教案时,政府主张联络教士,定立专章,保护教民,责成官吏;士绅侧重收回治外法权,广设报馆、学堂,启迪与动员民众。新政后期,士绅权力体制性扩张,浙江官吏与教会处理教案,有时会共同限制绅权,官、绅、民三者之间冲突逐步加剧。浙江社会阶层的变动是政局演变的催化剂,如何协调官、绅、民、教的关系也成为贯穿民国始终的难题。     

论穆斯林在印度印穆关系中的角色与行为

在印度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穆斯林一方的角色和行为非常值得探讨。穆斯林携带着独特的文化传统经验来到印度,这种文化传统与印度教文化迥异,因而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分别形成了具有排他性的集团,这可以说是印穆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最根本症结。印度穆斯林群体构成十分复杂,穆斯林上层的行为主导了穆斯林在印穆关系中的表现。他们多为外来穆斯林,基于伊斯兰教传统,拥有强烈的宗教使命感和政治行动力,以及对传统"乌玛"社会的强烈向往。而印度教低种姓者和贱民改宗者构成了处于次等公民地位的"新穆斯林",改宗也为他们带来了与印度教传统迥然有别的世界观和心理文化取向。这些共同成为印度穆斯林群体"排他性"的根源。鉴于此,印度穆斯林"联合而治"的政治参与机会以及公民意识和心态的逐渐养成或许是实现印穆关系良性发展的一种途径。     

印度的婆罗门教、佛教与中国的儒家、道家

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中国的儒家学说都有着维护社会秩序、延续既有文明、创造符号体系的建构功能 ;与此相对立 ,印度的佛家和中国的道家学说则以反向解构的姿态分别对婆罗门教和儒家学说在民族文化的建构过程中所导致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种建构与解构的关系体现了追求文明与反抗异化、积极进取与消极无为、崇尚秩序与回归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这种逻辑关系的历史性发展 ,印度宗教文化从婆罗门教到佛教再到印度教的发展过程 ,与中国世俗文化中儒家和道家之间的彼此更迭 ,都形成着“否定之否定”式的阶段性变革。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诉求

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和俄国之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凸显了一种“特殊的普遍性”逻辑,其实践旨归不是同质化的普遍性模式,而是基于特殊性的多样化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呈现了这种“特殊的普遍性”逻辑,其中的文化实践蕴含着三个基本指向：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保持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这三者之间不是孤立推进的,而是共时性演进,形成共生性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所指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这种共时共生关系的动态呈现。     

法治资源利用的辩证维度--兼与苏力教授商榷

中国法治建设有很多的法治资源可以利用。法治资源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 ,其对立关系会导致法治资源间出现冲突、排斥与张力 ,从而形成法治资源的内耗 ;而其统一关系则有利于法治资源间的良性互动与互化。苏力的理论仅强调了法治资源间的对立性 ,而忽视其统一性。正确认识法治资源间的这种辩证关系 ,对于我们优化中国法治资源的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从“悲剧诗”到“悲剧哲学”——谢林和黑格尔对悲剧的哲学建构北大核心

继亚里士多德将悲剧的本质视为悲剧人物的偶然过失之后，谢林首次将辩证法引入悲剧理论，他将悲剧的本质定义为“自由”和“必然”这一对最高哲学理念之间的冲突关系，以此回应人物过失说所带来的偶然性挑战。悲剧也得以从关注艺术形式完满性的“悲剧诗”转向呈现哲学理念的“悲剧哲学”。黑格尔承接了谢林的这一讨论，将自身分裂、自我和解的辩证法思想与悲剧理论密切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伦理实体”,悲剧所呈现的不再是最高的哲学理念，而是有限环节的伦理实体力量，这种转换使得进一步的超越成为可能，悲剧的和解也不再是谢林那里双方所达成的平衡状态，而是一个朝向更高理念的动态扬弃过程。悲剧同辩证思想的结合使得悲剧理论从“悲剧诗”走向“悲剧哲学”,这种创造性的建构赋予悲剧以全新的生机和活力。     

永明延寿与禅教一致思潮

永明延寿生于唐昭宗天复四年 (904年), 卒于宋开宝八年 (975年), 浙江余杭人。延寿为禅宗法眼宗创始者文益的再传弟子, 他以禅宗命家, 强调万法唯心, 以心立宗, 力使经教纳入禅宗范畴,进而倡导祖佛同诠, 禅教一致。在中国佛教禅教关系演变史上, 永明延寿是继宗密之后影响最大的人物。正是在延寿之后, 禅教一致说日益成为强劲思潮, 并进而影响了宋以后中国佛教的格局与走向。永明延寿为什么要阐扬禅教一致理论? 他是怎样阐扬禅教一致理论的? 延寿禅教一致理论有什么历史意义? 这篇短文拟就这几个问题作一简要的说明。一、佛教发展的历史要求…     

反思伊斯兰与现代性研究的几种理论范式

在对当代西亚北非诸多穆斯林人口为居民主体的国家现代化过程的讨论中,伊斯兰与现代性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初生于西方现代社会的经典现代性理论认为,现代性起源于理性的启蒙和宗教权威的去神圣化。但现代社会的发展态势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挑战,特别是20世纪以来以此对非西方世界的现实进行分析和对照时,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促使研究者不断对相关理论进行修正和更新,进而引发了现代性理论范式的转换。在对伊斯兰与现代性的研究中,也先后经历了从理性化到世俗化、再到多元化以及历史循环论的范式转换。这一转换,不仅揭示了以神圣"启示"作为确定性知识之来源的宗教,与以"理性"作为自我确证之基石的现代性之间的动态变迁关系,而且展现了一个笼统的现代性概念自身的不确定性:即以现代性为标准对宗教或是其他文化要素进行规范和衡量时,其自身也会陷入难以回避的风险与隐忧。     

中学思想政治教学策略探究

一、理顺政治教学与新课程的理论关系,走向政治教学与新课程的整合 在传统的教学论概念中,“课程”被理解为规范性的教学内容,课程只是政府和学科专家关注的事,教师无权改变或更动课程,当然也无须思考课程,教师的任务是教学,课程和教学成为两个彼此分离的领域。课程是学校教育的实体或内容,它规定教师“教什么”,“怎么教。课程是“专制”的一方,教学是被控制的一方。两者是机械地、单向地、线性地发生关系。这样,思想政治课课程不断地走向孤立,走向封闭,走向枯燥、陈旧,而教学也不断地变得死板、机械、沉闷。在这种背景下的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只是打外围战,像“戴着镣铐跳舞”,师生的主观能动性不可能得到发挥。而现在新课程理念下,课程不再只是特定知识的载体,而是教师和学生共同探求新知的过程,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     

论海舍尔宗教哲学对象征主义的理解

关于"雅典还是耶路撒冷",西方文明在讨论哲学与宗教关系时对之有许多思考。20世纪著名的美国犹太哲学家亚伯拉罕·约书亚·海舍尔为此对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宗教即两希传统的关联及思想差异作了深刻而细致的剖析,他通过对象征主义的哲学考量而在理解两大传统的思想张力上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从分析象征主义的不足及缺陷出发,海舍尔向我们展现出希伯来《圣经》宗教传统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弥补了哲学理性思维的局限,从而说明构成西方文明的这两大支柱均不可或缺,由此使西方涉及哲学与宗教关系的讨论得以深化。在当今时代西方科技文明昌盛而同时却面临道德滑坡和精神危机的困境之际,海舍尔有关象征主义的理论探究对反思当代文化的处境及走向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     

和合学的思维特性与智能价值

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和合学是指研究在自然、社会、人际、人自身心灵及不同文明中存有的和合存有,并以和合义理为依归,以及既涵摄又度越冲突、融合的学说。和合学理论思维体系是纵横得新意式的自己讲、讲自己。其理论思维具体体现在思维逻辑自身所具有往圣的承择性、时代的融突性、思维的包容性、逻辑的结构性、和合的天下性中。和合学理论思维的内在逻辑进路是:源自中华文化往圣的核心话题的理念是和合学理论思维的源头活水;任何民族的理论思维都是在融突和合中寻找自身的时代价值和生命力,是时代融突性的使命;世界各民族在开放包容的实践中创造各自文明,是思维包容性的体现;各民族理论思维都是逻辑结构性的开显;各民族的价值理想世界,即是和合天下世界。和合生生道体的理论思维形态的智能价值体现为传统与现代、形上与形下、本无与崇有、负阴与抱阳、明体与达用、认识与实行、能知与所知、天理与人欲、中国与世界的和合。这种和合并非是西方追求存在就是"一"为宗旨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蕴涵致广大、尽精微的多元形相与无形相的和合体。     

和合学的思维特性与智能价值北大核心CSSCI

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和合学是指研究在自然、社会、人际、人自身心灵及不同文明中存有的和合存有,并以和合义理为依归,以及既涵摄又度越冲突、融合的学说。和合学理论思维体系是纵横得新意式的自己讲、讲自己。其理论思维具体体现在思维逻辑自身所具有往圣的承择性、时代的融突性、思维的包容性、逻辑的结构性、和合的天下性中。和合学理论思维的内在逻辑进路是:源自中华文化往圣的核心话题的理念是和合学理论思维的源头活水;任何民族的理论思维都是在融突和合中寻找自身的时代价值和生命力,是时代融突性的使命;世界各民族在开放包容的实践中创造各自文明,是思维包容性的体现;各民族理论思维都是逻辑结构性的开显;各民族的价值理想世界,即是和合天下世界。和合生生道体的理论思维形态的智能价值体现为传统与现代、形上与形下、本无与崇有、负阴与抱阳、明体与达用、认识与实行、能知与所知、天理与人欲、中国与世界的和合。这种和合并非是西方追求存在就是"一"为宗旨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蕴涵致广大、尽精微的多元形相与无形相的和合体。     

论六朝时期的三教关系与世界宗教大同理想

六朝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随着汉末儒家名教权威的失落,带有道家色彩的魏晋玄学开始登上思想文化的历史舞台。此时的佛教亦经过大量的译经活动及其传播,在中国获得了空前发展;在佛教刺激下,中国早期道教也摆脱了原始状态而进入成熟阶段。于是,包括宗教思想在内的中国文化格局,在六朝时期又获得了多元化的发展,形成了规模宏伟的儒、释、道三教并行、冲突、互动与融合的新局面。从此,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展开,一直贯穿在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由此构成中华民族精神成长和中国历史与文明稳定发展的基石。本文即尝试从五个方面揭示上述寻求"宗教大同"理想的历史借鉴和儒、释、道三教从矛盾冲突走向融合的理论证明。     

我国生育政策的伦理困境

我国生育政策根源于资源有限性与人之欲望无限性的矛盾,处理的是人的生命平等权与资源占有权的关系问题。我国生育政策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其实质却在于以牺牲伦理的善来追求和实现政治的善。由此,我国生育政策陷入了艰难的伦理处境中。从理论预设、实施过程以及实施结果的环节对我国现行生育政策存在的伦理困境进行理论层面的揭示,并从终极根源与现实根源的角度对这种伦理困境的成因进行分析,可以在困境中推进我国生育政策的健康走向,从而实现人口增长与社会进步的良性均衡。     

苗族巴岱信仰中“杀茅人”仪式符号解析——兼论飞山信仰在湘西苗区的适应与改造

"杀茅人"出现在湘西苗族飞山信仰仪式中,是湘西苗族巴岱信仰中较为常见的仪式符号。飞山神在湘西苗区的分布,从腊尔山台地之下逐渐向台地之上渗透,总体呈渐弱趋势。湘西苗族接受了飞山信仰,使之成为苗族巴岱信仰客教之一部分。湘西苗族对飞山神神性的理解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心理,以及湘西苗族飞山神与白帝天王之间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映射出飞山信仰作为外来信仰在湘西苗区流布过程中所遭遇的冲突、适应与改造,这是区域社会差异在宗教意识形态中的反映。湘西苗族飞山信仰仪轨中"杀茅人"仪式符号即是对巴岱信仰仪式符号的借用,是飞山信仰在湘西苗区适应与改造的直接结果。     

错误加工的神经机制

错误加工在认知控制和行为监控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监控自己的认知和行为结果,觉察到应该的反应和实际的反应之间的差别（即错误）,纠正这种错误并防止再犯是错误加工的主要内容。错误反应或由代表反应错误等负性反馈刺激诱发的ERP相对于正确反应或由代表反应正确等正性反馈刺激诱发的ERP,表现出一个相对负走向的波形变化,称为错误相关负波（error-related negativity, ERN）和反馈相关负波（feedback-related negativity, FRN）,两者都定位于前扣回附近。错误加工神经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前扣回与ERN、错误意识与错误加工、ERN与FRN的关系。对于前扣带回和ERN的功能意义的解释主要有错误检测理论、冲突监控理论、强化学习理论和预期违反假说。目前错误加工神经机制的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等方面还存在些问题,这些可能是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敦煌写本S.6388《胜鬘经疏》的种性与如来藏思想

敦煌写本S.6388是《胜鬘经》的汉文注释书，至今未被《大正藏》和《卍续藏》收录。S.6388中使用了地论宗的判教理论及《十地经论》的术语，藤枝晃认为S.6388成书于北魏延昌四年（515）至净影寺慧远（523-592）的《胜鬘经义记》成立之间的某一时间。“种性”这一术语在S.6388中被明确使用，其作者利用菩萨阶位说解释种性，算是对《地持经》的种性说的再解释。但与强调菩萨种性的《地持经》不同的是，S.6388并未限定在菩萨种性的范围之内。S.6388的作者还表示，如来藏是有为法，其体真实不变，但其用有为可变。这种解释与作为初期地论师的法上（495-580）的学说非常相似。虽说都利用了体用学说，但S.6388的作者与《大乘起信论》的关系比较疏远。     

社会解组因子对侵财犯罪影响及其地区变异——基于多元线性与地理加权回归分析

当前中国正在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在高速经济增长和急剧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研究社会解组和侵财犯罪的关系,对于预防和控制侵财犯罪,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的方法,以2015年中国长三角地区S省55个县(市)侵财犯罪为研究对象,借助Arc GIS和Geo Da可视化和空间分析建模功能,对社会解组因子对S省侵财犯罪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对不同区域的空间格局、影响因子及空间分异性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S省侵财犯罪呈现"圈层集中—北中对称—热冷交替—梯度明显"的分布格局;人口迁移和社会结构是S省侵财犯罪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支持社会解组理论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