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仁”的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与冯友兰先生商榷

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有必要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因为,把古人现代化的倾向,不仅存在于《周易》研究中,而且也存在于孔子和其他古代思想家的研究中;把古人现代化的表现,不仅有人把古人马克思主义化,而且还有人把古人资产阶级化。这些人的主观愿望可能不同,但其客观效果别无二致,他们所运用的方法在实质上也是相同的。     

应该划清的两条界限

为了有力地反对把古人现代化达种非历史主义倾向,划清下面两条界限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分析、评论古人同把古人现代化的界限;(二)用现代的科学概念和术语解释古人思想同把古人现代化的界限。本文拟对这两个问题谈点粗浅看法,请同志们指教。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反思和几点想法

中国哲学史这门学问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1919年2月,即“五四”运动发生前夜,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本书模仿西方哲学史的写法,把中国古代思想中西方人称之为哲学的那部分单独加以述评,使中国哲学史从一般学术史中分离出来。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至今只     

对于《哲学史工作中的一种极有害的方法》一文的答复

本刊上期学术评论栏发表了东方明所写《哲学史工作中的一种极有害的方法》,其中不指名地批评了李景春《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续一)一书。发表后,我们接到了李景春的反批评的文章,作者要求东方明答复,并要求尽速予以发表。我们将这篇文章转给了东方明,他立即写了答复。现在把李景春反批评文章和东方明的答复,一同发表在这里。我们建议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同志,就这个问题(可不限于《周易》的研究),从哲学史方法论上加以讨论;并且希望,通过这一讨论,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方法上,获得积极的成果。本刊愿意为此提供篇幅。     

本质的分歧在哪里?

本刊上期学术评论栏发表了东方明所写《哲学史工作中的一种极有害的方法》,其中不指名地批评了李景春《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续一)一书。发表后,我们接到了李景春的反批评的文章,作者要求东方明答复,并要求尽速予以发表。我们将这篇文章转给了东方明,他立即写了答复。现在把李景春反批评文章和东方明的答复,一同发表在这里。我们建议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同志,就这个问题(可不限于《周易》的研究),从哲学史方法论上加以讨论;并且希望,通过这一讨论,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方法上,获得积极的成果。本刊愿意为此提供篇幅。     

《中国哲学史》(季刊)简介

《中国哲学史》(季刊)是由中国哲学史学会主办、《中国哲学史》编辑部编辑的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理论性、专业性学术刊物.由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岱年教授任顾问,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任继愈教授任编委会主任.《中国哲学史》(季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贯彻“双     

论劳思光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评价

劳思光认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有哲学,但只有柏拉图和新实在主义的哲学思想,这是不全面的,因为冯友兰是以整个西方哲学框架为理论设准来书写中国哲学史的。劳思光认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的特性不了解,因此没有中国哲学,不是成功的中国哲学史,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特点的把握是基本准确的,是一部比较成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     

关于“普遍性的形式”——与冯友兰先生商榷

本刊关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是从批评周易研究中把古人现代化开始的。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取得了大体上一致的意见,但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却还需要继续展开,有许多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深入讨论。我们建议,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进行讨论:(一)在哲学史研究中,是否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挂到古人名下以外,还有把古代思想资产阶级化的倾向?一般地说,把古代思想现代化的认识论根源是什么?(二)怎样在哲学史研究中贯彻阶级分析和历史主义?本刊上期发表的方克立的文章、本期发表的昭父的文章和冯友兰的《方克立同志和我的分歧》一文,以孔子的研究为侧,就这个问题初步进行了讨论。我们欢迎一般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也欢迎以孔子或其他哲学家的研究为例来进行讨论的文章。(三)历史、哲学史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本期衷尔钜就这个问题对冯友兰提出了批评,冯先生的《对于陈义成同意的问题的一些答复》,也对这个问题进一步表述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希望,对这个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我们希望参加讨论的文章,“有的放矢”,结合哲学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在互相批评中,要弄清对方的论点,对准“口径”,避免误解对方的意思和不必要的纠缠。     

评《费尔巴哈的哲学史观点》

注意探讨哲学史过程的理论和方法论,乃是近十年哲学史著作发展的显著特征。这里评述的(?).B. 库沙科夫的著作,无疑在这方面是很有意义的。这部著作对费尔巴哈的哲学史观点进行了分析。这种分析和研究之所以显得很有必要,因为费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近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已有近70年的历史。回顾历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弊病是照搬西方哲学史的模式来研究。 1919年胡适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首先采用了西方哲学史的体例来编写,改变了过去那种“学案”体的编纂方法,开启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先河。但胡适的一个最大缺点是没有注意到中西哲学的不同特点,用西方哲学史的传统框架来套中国哲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比胡适的《大纲》大大前进了一步,但仍没有改掉《大纲》的缺点,这尤其表现在哲学史材料的取舍和对古人思想     

坚持哲学史中的严格的历史性

研究《周易》的方法论的讨论,涉及到哲学史研究工作中的诸原则问题,不但对《周易》哲学的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有十分重大的方法论意义。我同意东方明同志的意见,拿现代的思想去改铸古代的哲学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挂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人     

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正确评价历史上的唯心主义

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评价历史上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这是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它关乎到如何对待哲学遗产的问题,也对现今哲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试论先秦儒家关于自我意识的思想

黑格尔在《哲学史研究录》中说:“在古代哲学史中,苏格拉底的杰出贡献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概念,即把伦理学加进了哲学,而过去的哲学只是考虑自然的。”黑格尔的这种思想是根据欧根尼·拉尔修的说法而来的。这就是说,他们都认为,伊奥尼亚学派先建立了自然哲学(物理学),而后苏格拉底才建立伦理学。黑格尔又进一步指出,苏格拉底之所以能够建立伦理学,因为他具有真正的“反     

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

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哲学。它是我們研究各門具体科学的唯一可靠的指南。当然,对于哲学史工作者說来,不但不能例外,而且因为所研究的是哲学史,就更必須时时刻刻地紧紧地依靠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指导。所謂哲学史的方法論,从根本上說,乃是运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研究”哲学史,还是运用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哲学史的問题。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爭的历史;在历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基本路綫的对立是非常鮮明的,第三条路綫是沒有的。哲学史的研究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最激烈的斗爭场所之一;在哲学史的研究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基本路綫的对立也是非常明显的,第三条路綫也是沒有的。因此,我們必須把哲学史工作中的两条路线尖銳地对立起来,必須坚持哲学史工作中的唯物主义路綫,捍衛哲学史工作中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向。     

董其昌的绘画特征及其南北二宗论

明代山水画家董其昌,在我国的绘画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董其昌的山水画和山水画论的症结,就在师古人大大地超过了师造化。他心目中充满古人的笔墨之美,因而他所谓的师造化也就容易流为空谈了。董其昌过分模仿古人,以致也害了清代四王,也误导了明末清初的担当和尚的绘画艺术。文人画精神是董其昌艺术思想的核心和理论基础。他提出山水画南北二宗说,扬南宗,抑北宗;这种用南北的理论来划分文人画和院体画的观点,是为了标榜门户,不免牵强附会,自相矛盾。但是,从另一方面,董其昌研究山水画中的笔墨和风格的演变则有些独到见解,董其昌所尊崇的先工后淡、绚烂之极、反造疏淡的艺术境界,是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的。     

继續深入討論哲学史方法論問题

在前年十一月山东历史学会召开的孔子思想讨论会之后,有些理论刊物相继展开了关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哲学研究》杂志,在去年一年开辟了哲学史方法论问题讨论专栏,进行了比较集中的讨论。这次讨论,涉及的问题很多,争论热烈,吸引了相当多的哲学工作者的注意。比起以往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来,这次讨论要深入得多,涉及的范围也广阔得多。到目前为止,经过讨论,有的问题已经获得了大体一致的意见。例如关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挂在古人名下的问题,大家认为在某些哲学史的文章和著作中确实存在着这     

开展中国哲学史范畴的研究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也面临一个如何开创新局面的问题。近几年来,中国哲学史界正在积极探索新的研究途径和方法,开始注意到把哲学史作为认识史来研究这样一个新的研究角度或研究途径。我们认为,这一点很值得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探讨,而更重要的是如何切实地付诸研究工作的实践。 其实,把哲学史作为认识史来研究,即从认识发展史的角度去研究哲学史,在原则上并不是现在提出来的新思想,不过对于中国哲学史来说,它确实是一个有待开拓的新的研究途     

哲学史研究中的历史与逻辑统一原则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作为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似乎早为哲学史界所接受。但如何正确理解和贯彻这一原则,至今尚有争议。最近,肖萐父同志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争议》一文中,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尤其突出了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他说:“哲学史方法论问题是多方面的。……但就哲学史这个特殊领域来说,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指导原则和方法。这是由于哲学史这门科学既属史学又属哲学这种特殊的性质所决定的”。他抓住了哲学史这门边缘学科的本质,指明了哲学史研究的特殊方法,正确地揭示出“以唯物史观为前提的历史和     

论理性和知性的辩证法

黑格尔十分赞赏康德把人的认识能力区分为以下三个环节:一、感性(Sinnlichkeit);二、知性(Verstand);三、理性(Vernunft)。黑格尔认为康德对知性和理性的区分是特别重要的。黑格尔甚至断言,这种区分正是由康德首次引进哲学中来的,因为“我们未发现以前的哲学家作过这种区分”。但这不完全正确,因为柏拉图曾作过类似的区分。关于这一点,黑格尔自己在《哲学史讲演录》一书中就曾提到过。在康德所作的知性和理性的区分中,黑格尔认为什么是重要的呢?这首先是,按照黑格     

苏联哲学史和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总结及展望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与共产主义建设和当代思想斗争实践密切相关的。如果不研究精神文化发展的规律,那么就不可能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研究。而为了掌握精神文化发展的这些规律,哲学史和社会思想史则会提供极其有价值的材料。批判地领会和掌握以前杰出思想家的思想遗产是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的必要条件。苏联的学者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深刻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修正主义的斗争经验。这一切使得我们的研究能够在五十——六十年代达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其中包括撰述总结性的集体著作和一些专著。在这些著述中,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六卷本的《哲学史》(1957—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