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义利之辨”展开的基础及其政治走向

孟子"义利之辨"的展开有赖于两大基础,一个是现实基础,另一个是理论基础。现实基础是,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各国的统治者都想快速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理论基础是儒家的"心性论"和"天人论"。其中,孟子本人的心性论和天人论是核心理论。孟子"义利之辨"的最终政治走向是"仁政",也即"王道政治"。从义利之辨出发,孟子的王道政治侧重于"仁义"这个价值要求,忽略了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无法对统治者做出有效的限制。正常的政治实践要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应该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而不是顾此失彼。总而言之,虽然孟子的"义利之辨"可以从理论上推导出"王道政治",张扬价值理性,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诸多困难。     

善与恶

正孟子相信"人皆有恻隐之心",也就是"性善";荀子则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的"伪",不是"虚伪"的意思,是个动词,意为"后天的学习和修饰"。这两个大哲学家虽然在人的本性问题上针锋相对,但是对人性的前途都充满信心,认为无论本性是善是恶,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和修炼,达到善,所谓"殊途同归"是也。这"殊途",孟子的想法是,既然"人皆有恻隐之心",那么     

说“大”论“小”

也许是文化性格使然,在大与小之间,国人每每喜欢"大"而不喜欢"小".经济腾飞称"大国崛起",领导批示叫"大笔一挥",完成任务是"大功告成",人出名了也是"大红大紫".可是我们是否思考过,我们的文化血液里是否堆积了过多的"大"的观念——似乎"大"就是重要和时尚,从大片到大典,从大腕到大亨,无一不是好大、喜大、炫大.在这崇"大"观念的作用下,不少人认为:建筑要有大手笔,典礼要有大排场,至于做人,那就要有"大爷"那样的范儿……其实,疯狂追"大"的背后是人心私欲的膨胀以及资源极度的浪费.     

孟子已明言“大义”和“微言”吗?——论皮锡瑞对《孟子》的错误解读

"大义"和"微言"本无固定的内涵和指代对象,也没有公认的标准规定如何使用它们。皮锡瑞提出了一个有别于前人的说法,认为"大义"指"诛讨乱贼以戒后世",而"微言"指"改立法制以致太平"。他的举证主要是《孟子》,但《孟子》两段有关《春秋》的记载都不足以印证其说。这一观点不仅论证错误,而且偏袒《公羊》以贬抑异己,不是真正可以接受的学术定论。     

孟子评“淫辞邪说”新解——以“辟杨墨”为中心

孟子非常关注"言"的问题,认为"知言"与"养气"是成德的重要工夫。孟子站在儒家立场上,对同时代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分析。以往的研究较为关注这些论辩对手的学术派别,但更为恰当的方法是从这些言论错误的类型和原因入手。根据孟子"辟杨墨"所揭示的典型错误特征,可以进一步分析陈仲、许行、白圭、宋■等其他论辩对手的言论问题。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对孟子论"淫辞邪说"的全面理解,即"淫辞邪说"的危害是动摇了道德根基与破坏了社会风气,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孟子的伦理观念。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研究与检讨——从朱陆异解到《性自命出》“实性者故也”

"天下之言性也"章是《孟子》一书中最难解释的一章。(1)从朱陆异解到近来,学者的意见大抵分为两系,一系认为孟子对于"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三句持肯定态度,朱子、焦循、俞樾、杨伯峻等属于此系;另一系认为孟子对于此三句持否定的态度,陆象山、毛奇龄、徐复观、裘锡圭等属于此系。两派学者对于《孟子》此章的解释大殊。(2)竹书《性情论》(即《性自命出》)的公布,引发了对于《孟子》此章含义的重新探讨。裘锡圭等认为援引竹书来解释《孟子》此章是有效的,但可能未必如此。竹书"室性者故也"之"室",应当读为"实";"故"在竹书中是一个褒义词,指有为或有目的的活动,具体指诗、书、礼乐"三术",而非诈故、巧故之义。(3)对于"天下之言性也"三句,孟子持肯定态度;"肯定系"的解释是可取的。朱子等人的解释带有时代特征,也未必尽是。"故"当训为"本故""本然","利"当训为"顺利"。孟子的意思是说,天下之言性,不过是以其本故来谈论其善恶罢了;若以性之本故谈论其善恶,那么在思考、判断其善恶问题上即应当以顺利其性为根本原则。     

孟子“权”思想解析

现时学界普遍以"灵活性"来诠释"权"之内涵,但通过对《孟子》原文案例的分析,笔者认为,孟子"权"之内涵应为一种实践智慧。"权"是使"经"由抽象走向现实的实践方式。在此基础上,孟子"权"思想的内在品质、抉择原则及价值原则得以明晰。孟子"权"之价值原则,合而言之就是"仁",分而言之就是以本心为代表的生命价值,以亲亲为代表的伦理价值,以尧舜之道为代表的政治价值。     

请“礼”让位合理吗?——孟子论“礼”的双重内涵

尽管孟子描绘的君子人格需要成就"仁""义""礼""智"四个方面的要求,但"礼"在孟子思想中似乎处于辅助性地位。"礼"或者被认为是习俗规范,因能实现"仁"与"义"而具有工具价值;又或者有学者认为孟子之"礼"论具有较强的内化倾向,道德性的"礼"弱化了"礼"的外在规范性。同时,在《孟子》中,先贤也有貌似"违礼"的行为,孟子以"权"变解释这些行为是合理正当的。如是,初读《孟子》,难免留下请"礼"让位也未尝不可的印象。然而,对于孟子来说,"礼"并列为四德之一是有必然性的,对"违礼行权"也给出了严格的规定。通过分析《孟子》中与"礼"相关的文本,可以整理出"礼"的双重内涵,即规范之"礼"和德性之"礼"并重,且相互融通依托。通过对"礼"两重含义的梳理,能帮助我们开启对孟子"礼"论研究的新视角;通过重新界定"违礼行权",也可唤起对孟子"礼"思想的更进一步的重视。     

孟子“四端”思想的伦理价值

孟子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突出了"仁义",理解孟子的"是非之心"要结合"仁义"才能得到澄清。孟子的这一处理方式使得"是非之心"有了具体的内容规定。可以把"四端"的顺序调整为: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这一调整有利于协调仁爱与权利、责任和功利原则的关系;有利于合理地处理爱心和正义、公理的关系,从而满足当代伦理实践的要求。     

“四端”“七情”:东亚儒家情感哲学的内在演进

"四端""七情"是儒家情感哲学的核心内容,分别代表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先秦儒学对自然情感做了初步归纳,最为完备的表述是"七情"说。孔子对道德情感多有指点,孟子进一步总结为"四端"说。朱熹正式探讨"四端"与"七情"的关系问题,《朱子语录》中提及"四端理发、七情气发",但在其"心统性情"的架构中却将两者同归于属气之"情"。朱子思想内部关于"四七分合"的矛盾对东亚朱子学产生深远影响,在朝鲜儒学史上形成了持续日久的"四端七情论辩",其中以李退溪为代表的岭南学派主张"四七分理气",以李栗谷为代表的畿湖学派主张"四七气发理乘一途"。从孟子到朱子再到退溪,儒家情感哲学关于四七关系的理解经历了"正—反—合"的发展过程。     

释“善人”

"善人"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早期儒家关于"善人"的表达,基本都是政治性的。作为一种政治性话语,"善人"的含义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从功能上讲,"善人"是具体负责施教的官吏,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善人",是因为他们的言行很好地展现了儒家政教和礼乐的精神所在。但从结构上讲,"善人"之所以成为"善人",需要面临来自人性论方面的责难,或"生而善",或"学而善",都需要上溯到对自然人性的追问。荀子和孟子的学说,大致体现了"善人"这一概念在人性论层面基本的解释方向。后来的解释者,多沿着上述区分,偏于一隅,因而作出的解释也就掩盖了"善人"概念的真正意涵:"善人"是儒家政教传统中担当"宣教"重任的官吏,是联结圣王与百姓的纽带,简单地说,他们是儒家礼乐精神的践行者。     

孟子论孝与“无后为大”

本文从几个角度概述了孟子对孝的论述与实践,认为孟子是一位孝子。同时对《孟子》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进行了阐释。认为孟子只是就舜在特殊情况下"不告而娶"而言,目的是强调人类社会繁衍。"后"不一定单指男子,应指子、女而言。今日之"后"更是如此。     

《荀子》之“子弓”为“仲弓”而非“馯臂子弓”新证——兼谈儒学之弓荀学派与思孟学派的分歧

古人字前的"伯"、"仲"、"季"或"子",或存或省,并非不可变通。《论语.雍也》篇孔子说"雍也可使南面",上博楚简《仲弓》显示仲弓向孔子请教的多是临民为政之道。《说苑.修文》说"仲弓通于化术,孔子明于王道,而无以加仲弓之言"。《史记.李斯列传》说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这些皆可间接证明荀子承传了孔子、仲弓一系之外王儒学。在《孟子》书中,提到孔门十哲中的九位,唯独少了仲弓,荀子则极力批判子思和孟子。由此看来,弓荀学派之外王儒学,与思孟学派之内圣儒学相区分,似并非向壁虚造。     

孟子知《易》说综论

《孟子》七篇未尝有一语提及《易》,亦未见有对《周易》经传之引用,故后儒对于孟子是否知《易》看法各异。赵岐认为孟子"通五经",程颐言"知《易》者莫如孟子",朱熹却持相反意见。程朱二说可视为汉唐经学向两宋理学转型时理学家尊崇"四书"的不同表述,与赵岐在五经独尊的学术背景下言孟子"通五经"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语境截然不同,但其出发点皆为推重孟子其人其书。明末黄道周以其象数《易》学思维阐释《孟子》与《易》之关系,而刘宗周则从其心性学视阈论述之,为认识此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清儒焦循认为"孟子深于《易》",其《孟子正义》在对《孟子》语句、篇章之意蕴及赵岐传意之解读中多处以《易》解《孟》,但因其对宋明理学家解《孟》之成果一概不收,故也失去了对"《孟子》知《易》"这一学术问题进行全面梳理的可能。围绕《孟子》知《易》展开的各种讨论其实正是各个时代思潮与学者治学个性的综合体现。     

孟子义利学说辨正

孟子其实有两种"义利关系"学说:"以义制利"说和"唯义无利"说,分别对应于论说的语境和游说的语境。在论说的语境中,孟子认为"利"之所得正当与否,要看其是否合于"道",只要合于"道",在道德上就是正当的。此外,孟子还表达了对"社会交换"、"士"的社会功能和个人利益的社会分配原则的深刻见解。在游说的语境中,孟子要说服诸侯们接受自己的学说主张,就只能采取这样的手段:教唆诸侯们借"仁义"之名而谋其"大欲",反过来希望借诸侯谋其"大欲"而推行"仁义"。     

“四端”之心——孟子对德性理据性的追问

孟子对"四端"之心的思考,是为德性与人性的成就寻求一个最终的理据性支持。孟子言性是通过一系列的理论努力将原本表示与生俱来之禀赋的"性",转化为抽象的对于人之应是的回答,此回答呈现在一个动态成长的过程中而不表现为某种预先确定的"本质"。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并规定了人性发展方向的,就是被视为良知良能的"四端"之心。从后果角度可被评价为善的心之"四端",只是德性养成的潜能或"才",而如果希望真正实现有德性的人格,则还需要"扩而充之"的修养工夫。与康德的理性主义相反,孟子所谓"四端"之心是德性的非规范性依据,其构造更接近亚里士多德和休谟的传统。而围绕心所可能建立起来的所谓本体论问题,实际上出现在更为广阔的儒家"为己之学"问题域内部。     

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北大核心CSSCISSCI

《荀子·性恶》所引三处"孟子曰",应出自《孟子》外书,反映的是孟子后学"性善修习论"、"性善完成论"的思想,与孟子的"性善扩充论"有一定的差别。《性恶》乃针对《孟子》外书之《性善》篇而发,荀子批判性善论,一是认为其"无辨合符验";二是指责其否定了礼义、圣王;三是批评其对人性的态度过于乐观。其批判的理论根据,则是"性伪之分"。     

从“人文引领健康”到健康人文学——“大/小传统”视域下的健康人文学之建构

提出建构健康人文学是引领"健康中国2030"之关键;也是弥补当今医学人文幽灵化,提高临床诊疗水平,消弭尖锐的医患矛盾之抓手。借助"大/小传统"理论及"N级编码论"理论,对健康人文学的学科属性特点等进行论证,认为它是健康大系统工程中的支持"软件",而且健康人文学可以上承儒道生命及养生认知精华,下接当今流行的慢性病防控之常识,从生命(生死)观、疾病观、养生观等切入,加以展开和提升。此理论成熟后,应该成为公民的通识教育,如此,又能反哺医学人文及全民健康水准。     

"浩然之气"与"德气"——思孟一系之气论

"浩然之气"是孟子的一个重要概念,而如何理解"浩然之气"也一直是孟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孟子·公孙丑上>在"浩然之气"的一段文字前,又提到"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所以学者往往用"体之充"之气来理解"浩然之气",或未对二者做出明确区别.     

重思荀子的“大清明”

学界对荀子的"大清明"观念一直研究不够,但此观念实蕴含着荀子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由认知之心是否可以通于道德和政治?本文通过详细疏解先秦秦汉对"清明"一词的使用,指出该词的基本含义是清楚明白的认知,但又与道德、政治乃至经学相关联。事实上,荀子认为,通过"大清明"的认知之心,人可以认识到至善——道,并以之来对治自身心性和各种现实中的恶,进而使自身和现实都达到善。可见,如果转换港台新儒家从孟子出发的心性论样式,和近现代西方哲学中认识与道德相分的心灵模式,或许可以收获一种更加丰厚的心性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