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对孔门仁学的新诠释

忠恕之道是孔子仁学最为根本的实践工夫和最为核心的诠释原则。《中庸》本忠恕之道将孔子仁学做了新的诠释。其中,"中庸"含两义,即对中和之情的运用和中和之情的效用。就前者说,中庸就是忠恕;就后者说,中庸就是由忠恕而达到的仁境。中和之情乃是人情本然之规律,但必须以慎独工夫来维持。由慎独而至中和的工夫,即同于由忠而恕的方法。"诚"是子思从慎独工夫中自然转出来的观念。诚强调成己成物的统一,即体现了忠恕一体而仁的精神。《中庸》的主旨与孔门仁学一脉相承。     

叶适《论语》学思想的特色

叶适在释读《论语》时,注意扬弃前人思想,注重推陈出新。在诠释《论语》中,他采用了经与史、义理与史实结合的解经方法,提出了事功与德性统一,事功与践行统一的主张。他否定了曾子独得从尧到孔子的一脉相承之道而传之的说法,认为曾子把一贯之道简化成了"忠恕之道",仅保留了"止于其身"之道,因此他不是独得孔子之传而又传之后人的关键人物。叶适的上述做法,一方面丰富了《论语》学的解经方法,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故无论是在《论语》学史上,还是在当时的学界,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保训》的“中”与“中庸”

本文对清华简《保训》篇的"中"进行了研究。《保训》的"中道"思想就是儒家的"忠恕之道",亦即"中庸"。"中"的意思是内,指内心而言。《保训》"中"和"中庸"作为一种方法论,无论是从内涵("但行于己,则外能及物")、条件(诚)还是其适用范围(人及万物)来看,都是一致的。《保训》"中"的思想就是儒家"中庸"思想的滥觞。     

朱子有关《论语》“三年无改”章诠释中的义理探究与经世关怀

正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历代学者常以诠释经典的方式,深入开掘经典的思想内涵与精神价值,承续历史传统,解答现实课题,以回应时代挑战。南宋的学术思想大家朱子,即将其思想创获,融入所编撰之《四书章句集注》,对此后历史,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论语》"三年无改"章,乃孔子对"观人"与"孝行"所作之议论。然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究竟为孔子所提出的一条普遍性的孝道原则,还是针对具     

《大学章句》中的"出发点丧失"问题

先秦儒学史上,《中庸》对"过之"问题的强调,以及对由此引出的"真知"问题的处理,从根本上确立了心性论在儒学中的地位.宋明时代,《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几经遴选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平起平坐的圣人之书.朱熹于"四书"之中最重《大学》.《大学章句》既是对《大学》的注释,同时也是在系统阐述朱子本人所服膺的修身之道.然而,《大学章句》在借用《中庸》、《孟子》的"性"概念时,几乎完全忽略了与之相应的"过之"与"真知"问题.顺此继续追踪,我们发现,《大学章句》虽设定了"仁义礼智之性",但实际上并未将其作为修身的出发点.在对"过之"与"真知"问题缺乏深刻体会的情况下,《大学章句》试图以"格物致知"作为获取真知的途径.然而,"格物致知"所蕴含的怀疑精神,最终却使实践者陷入了"不知该如何格致"的"出发点丧失"困境.     

“性无善恶”与“穷理尽性”——苏轼的《中庸》诠释解析

"中庸"是儒家哲学的基本概念,苏轼的诠释则是对以前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发展之处为从本体论的高度来诠解《中庸》。他认为舜、禹、皋陶之所以能够达到"中庸"的境界,是因为他们能够"穷理尽性"。所谓"穷理尽性",就是认识、体察"道"之大全,而此"道"是宇宙之本原、本体。若能体道,就能"道济天下"。由此,苏轼既论证了达到"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又论证了"内圣"与"外王"的合一。当然,因苏轼理论自身的不足,其《中庸》诠释被理学家所超越是必然的。     

《中庸》仁学四境论——基于《中庸》文本解读的孔子仁学体系新诠释

孔子仁学即是儒学成德之教,其为学次第及境界内容以《中庸》论述最为完备,《中庸》可作为儒学成德之教的摄义,及诠释孔子仁学体系的恰当文本。抉择《中庸》宗要为"性道不二",以"性"、"道"两个概念展开阐释道之共相的体性义和道之殊相的差别事理义。《中庸》文本结构编排蕴含着孔子仁学的为学境界次第,可概括为"仁学四境"——性理境、仁爱境、智用境和不测境。性理境是成德之教的哲学基础;仁爱境是尽性成己的仁德之道;智用境是在礼义事理中开大成物的智德之道;不测境是诚通大化的中道圆融境界。《中庸》文本之谨严,义理之缜密,足以代表孔子仁学体系之纲领文献。     

范仲淹的《中庸》诠释及其影响

进入北宋后,面对佛教的挑战,宋儒提出了多种应对措施。柳开、种放等士人继承韩愈的路线,欧阳修则从"礼义"上辟佛。与之不同,范仲淹继承了李翱的思路,通过发挥《中庸》的"内圣外王"思想对佛教加以批判。更进一步,范仲淹以此建构了以"道"为核心的儒学理论,并要求士人把此"道"内化为意识。这一思想的实质在于"内圣外王"既是行为,更是理念,这就为士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价值规范。在范仲淹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士人对《中庸》进行诠释,进而逐渐形成了《四书》学。     

《四书集注》“改易本文”述作精神发微

朱子《四书集注》于所引二程学派之说,多以己意改之,然似因"每有增减"乃古人引书通例之故,"增损改易本文"(以下简称"改文")历来成为《集注》诠释中一个向被忽视的重要问题。《集注》"改文"略分两类:一为"述而不作"型,即循古人惯例,引其意而改其文,以求表达简要、典雅;二是"寓作于述"型,因不满被引之说而改之以就己意,甚至改为对立看法。朱子对引文的增删调并,运用了数字简化、副词指代、语序调整、文本对应、突出虚词、化俗为雅、引文杂糅、概念修改等方法,实现了精密称等之效。《集注》改文的曲折反复,直观反映了朱子自身思想的前后演变,有助于从发生学角度认识《集注》的创作过程。改文之取舍出入,显示了朱子与二程学派思想异同和在批判中传承创新的述作兼具之精神;改文之文、意兼顾,显示了朱子融训考据与义理为一的诠释取向,实现了经典诠释与思想建构的内在一体性。深入分析《集注》改文现象,是读懂《集注》用心,落实朱子"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训诫的必由之路,对中国哲学的转化与创新具有启示意义。     

《中庸》郑、朱注比义

郑玄所注《礼记-中庸》和朱子《中庸章句》,无疑是关于《中庸》最为重要的两个诠释文本。二者在文本形态、文字训诂、理论体系、立说旨趣诸方面存在区别和联系。而这些方面,实则隐含《中庸》从礼学文献上升为理学经典文本的内在变化。朱子通过建构文本体系,参酌吸取郑注之训诂,同时消解郑注经学体系和礼学色彩,使得《中庸》从前代经学系统中...     

朱子如何诠释“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章的解读历来存有较大争议，朱子参酌多家之说，赋予此章以明晰意涵。在“其”字解诂上，朱子不废多方观点研讨，最终以《集注》为准的，继承了邢昺“指子”之论。钱大昕不明朱子训诂演进过程，遂酿成以朱子书信、《或问》反《集注》的谬误。朱子一方面接受了汉唐注疏观点，认为此章文字属圣人之论，另一方面又力图消解古今论说的矛盾，通过对此章之“三年无改”“道”等处展开阐释，增强本章义理的适用性。朱子对“三年无改于父道”的诠释，触及“人情”与“原则”、“公”与“私”这一哲学论题，解决了人的生活实践、孔子学说中存在的道德难题；同时，朱子以生活化为视角、日用人情为论域，就此章贯彻“下学上达”的学术思路，反省荆公新学影响下的务高谈妙之风。     

从刘宗周对经典的诠释看明末新王学的发展

刘宗周依傍经典诠释提出"慎独说",建构出一套颇有新意的心体学理论.他劝导儒士读书治学,将求吾心与读经典有机联结成一体,并因"得心"之故,将朱子设计的读"四书"次第进行了改变,且重释了"虞廷十六字".通过深入解读《大学》《中庸》等文本,刘宗周又将"慎独"发挥为"诚意",提出二者互为本体工夫,在"心性归一"的理路中,大力倡...     

易学与《中庸》《孟子》的交锋——从朱陆“无极太极之辩”切入

宋明理学与经典关联紧密，经典义理与理学家的阐发处于相互“交织”的状态。交织意味着被解释的经典本身的思路与作为解释者的哲学家的洞见都是哲学的主体。先秦经典之间存在分歧，但理学家试图将群经统为一贯，使得儒家哲学内部存在分裂与统一的对拉力量，因此需要以一种理路为“解释主轴”来统合其他经典。朱子与象山分别以易学与《中庸》《孟子》为主轴，“无极太极之辩”正是二者交锋的集中体现。朱子坚持易学本体论结构，区分形而上与形而下，将“无极而太极”解释为天理，这种结构源于《易传》的道器之分；而象山则从《中庸》《孟子》心性论的贯通性出发，认为极就是中，无极就是无中，因此“无极而太极”必非周子本义。朱陆之辩也与四书升格运动的高峰相耦合。儒家哲学的内在张力也是发展的动力之源。经典与哲学的互动为中国哲学史书写提供了新视角。     

仁的工夫论诠释——以朱子“克己复礼”章解为中心

学界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章的解读多从仁之名义、仁礼关系入手,朱子则基于工夫论立场对本章作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阐发。朱子的工夫论诠释首先体现于对"克"、"为"、"一日"、"归"等词数易其说的曲折解读,导致后世议论纷纭;其次为凸显工夫的心性和事为两面,以"本心之全德"、"天理之节文"对"仁、礼"作出了独特揭示。由此,朱子创造性揭示了克复工夫笃实、亲切、健勇、精细、彻上彻下的"切要"特点,尤其对"理"与"礼"、"克己"与"复礼"、彻上与彻下等问题反复其说,诱发了后世极多争议、误读。总之,朱子本章之解,体现了其致广大、尽精微的学术特质,显现了经典诠释的工夫论目的和现实教化的使命意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子思想由依傍程门到走向独立的过程。这同时也启示我们,朱子"不用某底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之说,实为准确理解其思想之密钥。     

论朱子的《尚书》学诠释思想

朱子对于《尚书》并未有专书论之,但他对这部经典却有着精深的理解,对《尚书》思想的诠释是深刻的。朱子在治《尚书》的过程中,不仅重考证,而且重义理。训诂考证方面,在朱子的《尚书》学中主要是对伪《古文尚书》及《孔传》、《书序》的考证辨伪;在义理阐发方面,朱子提出治《尚书》要"求圣人之心",并强调重在以义理解之,通其所可通,毋强通其所难通。可以说,重义理阐发而又不废章句训诂是朱子对《尚书》经典诠释的原则。     

杨时的“中庸”思想及其主要特征

<正>杨时(公元1053—1135年,号龟山先生)是北宋末南宋初著名的理学家,在宋代理学发展史上,他以二程洛学为宗,会通北宋理学诸派之说,开创"道南"系理学,为两宋之际理学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杨时修订《伊川易传》,编辑二程语录,并继二程而推崇《中庸》、《论语》、《孟子》、《大学》,不遗余力地阐发儒家经典,著有《周易解义》、《论语义》、《孟子义》、《中庸义》和《三经义辨》等书,形成了独特的理学思想。本文着重论述杨时理学中颇有特色的中庸思想的主要特征,并从其思想渊源和集中体现这一思想的《中庸义》进行考察分析。     

关于《论语》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论语》是一部影响广泛的历史文献。《论语》内部的逻辑主线就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原编《论语》从编纂形式来说,没有很好地体现这一主线,因此,《论语》有重新编纂的必要。对《论语》首篇首章应该予以重视并正确诠释。根据《论语》的内在逻辑来看,"学而时习之"之"学",就是指"修己"阶段的"学",即少年时期的"发蒙之学",而不能诠释为"学说"之"学"。《论语》中蕴含着若干现代思维与哲学的萌芽,值得认真发掘。当然《论语》作为历史文献,也表现了孔子思想的若干局限性。     

王阳明的《论语》诠释

王阳明虽然没有专门的《论语》诠释著作,但他在《传习录》及《文录》中对《论语》诠释的方法及内容体现了其鲜明的心学特点。他在诠释的方法方面主张反之于心、向内求理、统合归一、诸经互释,在诠释的内容方面提出以理释礼、以理释知、以乐释学、以良知释无知、以去欲存心释克己。他在诠释的方法及内容上确立了以心解经的新典范,打破了朱子对《论语》乃至《四书》诠释的学术垄断,对明代中后期乃至清代初期的儒学经典诠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说与东亚儒者的诠释

在东亚的"仁"学思想史中,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说是朱子之前的最高峰,是二千年来中日韩各国儒者"仁"学论述之源头活水,极具关键性之地位。自孔门以降,儒家"仁"学义蕴丰富,理路甚多,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这项命题,极具理论之意趣,亦深具思想史之涵义。历代东亚儒者对"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提出深具时空特色之诸般解释,并开发潜藏于其中的哲学问题,揭示了"仁"与"礼"之不可分割性与相互紧张性。中国儒者对孔子"仁"学之新诠,以朱子、杨慈湖、王夫之、戴震最为精彩,尤以朱子释"克"为"胜"、释"己"为"身之私欲",具有指标性之作用。朱子以后的东亚儒者或推衍、或驳斥朱子之说,但都无法跳过朱子的诠释典范。从解释者所依凭的理论背景观之,如果说朱子代表了"理学"的诠释进路,那么杨慈湖、阳明后学诸君子与王夫之可以说是践行了"心学"的诠释进路,而十八世纪戴东原的解释则表征了反宋儒"理"学思潮的兴起。就朝鲜和日本儒者而言,十七世纪日本的荻生徂来与十八世纪朝鲜的丁茶山最称大家。荻生徂来以"纳身于礼"及"以礼制心"解释"克己复礼为仁"说,丁茶山以父子、君臣、夫妇等均尽其分定义"仁",两说虽有所出新,但基本上与清代中国的"礼"学思想相互呼应,可视为东亚近世"实学"思潮在《论语》诠释中的表现。     

“学”作为道德生活何以可能 ——《论语》“学”论：《中庸》

《中庸》作为《论语》"学"论,是对《论语》之"学"作为一种可能的道德生活的合法性做哲学证明。本文通过对孔子一以贯之"为学之道"是"仁且智"的中庸之道的讨论,对《中庸》"学"—"德"—"道"、"道"—"德"—"学"的天人双向回环路径的构建,对中庸之道"不可能"与"不可离"的悖论的分析,开启了"学"作为道德生活何以可能的论题。在《中庸》中,构建了"天"-"性"-"道"-"教(学)"的整体"为学"境域,为"学"作为一种道德生活何以可能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并对《中庸》中的不同类人对中庸之道的不可能的可能性分析,论证了"学"作为道德生活的现实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