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初北京穆斯林与基督教传教士关于伊斯兰教和平本质的争论

1920年代后期和1930年代初期,中国回族穆斯林学者在多种出版物中提出伊斯兰教和平本质的言说,受到基督教传教士、著名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者梅益盛(Isaac Mason)的批评,双方发生争辩。本文分析当时回族所处的中国社会环境,指出这场回耶冲突折射出辛亥革命后回族穆斯林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对回族自身民族建设的新诉求:即不仅仅要被承认是多民族国家的爱国的公民,积极主动强调自己的国家认同,而且希望改变主流社会对其信仰的漠视、忽视和错识,希望被承认为是一个和平的宗教的信仰者。他们所借助的外来的关于伊斯兰教和平本质的言说,正是他们找到的构建中国回族伊斯兰民族-宗教面貌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幅弥足珍贵的古匾原件照片——北京牛街礼拜寺一笔“太斯弥”匾原件照片

2005年1月至4月,我应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邀请进行了“伊斯兰教与儒教比较研究”的客座项目研究。在著名教授、新儒学主义学派代表杜维明先生的指导下,我不仅顺利地完成了规定的研究课题,同时,还在大学的图书馆里搜索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地区调查和收集的历史资料和档案。在检索“中国内地传教会”的美国传教士克劳德·毕敬士先生(Claude L.Pickens,Jr.1900-1985)捐赠的近1千幅照片中,我发现了一帧十分珍贵的有关北京牛街清真寺所藏的“太斯弥”匾原件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毕敬士先生大约在1934年至1935年期间到北平牛街礼拜寺参观访问…     

哈佛大学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拾遗(三)——关于金陵刘智墓的老照片

2005年1月起,笔者应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邀请,在进行了几个月的客座研究项目访问学习的同时,还在大学的图书馆里搜索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地区调查和收集的历史资料。在检索“中国内地传教会”的美国传教士克劳德·毕敬士先生(ClaudeL.Pickens,Jr.1900-1985)捐赠的1千幅照片中,我发现了几帧十分珍贵的有关南京中华门外回民义地中的刘智墓的老照片。这几幅在南京城外拍摄的刘智墓的照片是在毕敬士收藏的三本影集中找到的。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出资将原来的底片胶卷(135型)放大后再扫描并经数值化处理后翻拍。现在的照片变得异常清晰。这些…     

《回教考略》与清末民初的回耶对话

清末民初发生在中国回族穆斯林和基督教传教士之间的"回耶对话",是历史上文明对话研究的生动个案。而促成两方积极对话的《回教考略》(《四教考略》有关伊斯兰教部分的单行本)一书,则是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关节点。通过《回教考略》的出版以及版本状况的查询、《回教考略》对伊斯兰教批评的具体状况的分析、回族穆斯林学者针对《回教考略》有所反响的八个个案的收集(在回族穆斯林学者中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可以认识到《回教考略》一书在引起回族穆斯林学者注意到并起而反驳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批评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从文明对话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围绕着《回教考略》的回耶对话的一些特点:其一,这一回耶对话总体上是因为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明确批评及试图传教引起的,回族穆斯林学者对基督教方面所描述的有关伊斯兰教内容的辩驳和对基督教的批评,具有必然性;其二,对于伊斯兰教方面而言,这一回耶对话有着相当的"卫教"色彩;其三,虽然当时基督教处于一种主动的且是强势的地位,但这一次回耶之间的对话,却大抵是在一种平等的关系下进行的。     

哈佛大学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拾遗(四)——中国穆斯林大学者马注之墓及印章

2005年春季,笔者在美国哈佛大学做“伊斯兰教与儒教比较研究”的客访研究项目时,通过图书馆专家林希文博士的帮助,查看了图书馆收藏的美国传教士克劳德·毕敬士先生(Claude Pickens)捐赠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资料。其中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中国穆斯林先贤、云南伊斯兰大学者马注的墓地。原照是10×12.5厘米大小,经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处理、扫描和放大,现在的照片是原照的四倍。根据毕敬士先生留下的笔记资料,工作人员在照片上做了这样的注明:蒙化(今巍山县——笔者注)小围埂附近的马注墓(MaChu誷grave near Hsiao Weiken,Menghua…     

纳润章大阿訇与他创办的云南蒙化县“兴建中学”

在美国传教士克劳德·毕敬士(Claude Pickens)先生捐赠给哈佛大学燕京书社图书馆的影集中有这么两幅照片:它们是云南巍山县(民国期间被称为“蒙化县”)永建乡兴建中学的穆斯林师生集体照和兴建中学教宣一队和二队到大理喜洲村宣教后接受大理穆斯林赠授的锦旗后与喜洲穆斯林的合影。其中第一张照片有云南著名大阿訇、学者和教育家纳润章先生,照片拍摄的地点是晏旗厂。这两幅照片应该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有价值的资料。纳润章(1900-1971),名荣滨(滨也有写成“王”字偏旁的),以字行。经名努尔·穆罕默德,云南通海(原名河西)纳家营人。出身…     

晚清来华传教士与穆斯林的相遇与对话

新教来华传教士很早就注意到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而又独特的穆斯林群体,并对其历史与现状做了诸多调查研究.本文从宗教相遇与对话的视角出发,把晚清时期传教士对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认识与互动做了史实上的梳理与分析.这一时期是传教士向中国穆斯林开展传教运动的准备期.传教士、穆斯林在相互认识方面尽管都有基于自身立场的偏见或误解,在交往对话中有时也是针锋相对的辩论,但这一切都是在平等与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展开的,并没有升级为严重的宗教冲突事件.     

论清政府对基督教在公立学校传播的政策

自洋务运动起,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等近代新式学校陆续成立。面对传教士的基督教宣传,晚清政府以儒学为圣教,明令禁止教员在公立学校教授基督教。禁令虽没有遏制住传教士在公立学校传教,但传教效果并不理想,学生多不信基督教。清政府对教育主权的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科学理性精神的影响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基督教在公立学校的传播。     

加拿大传教士古约翰在中国

20世纪60年代"全球史""跨国史"兴起,史学家逐渐将研究视野投向非国家行为个体。就中国近现代史基督教研究而言,来华学习语言、建立传教站、传播基督教,不断适应中国的宗教与文化,与中国社会互动,是"跨国个体"的典型代表。传教士的经历与记忆既是连接中西的纽带,也是传教士属国与中国的共有记忆,是"共有历史"研究的基础。文章以"共有记忆"为视角对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遭遇义和团运动、与冯玉祥关系的建立及疏离、东北传教等个人经历进行梳理,讨论其与中国社会、中国人的互动与联系。     

传教士与近代新疆社会

本文研究了近代新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历史,分析了他们的西学传播活动和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与贡献,并对传教士与新疆社会民族矛盾进行了剖析。传教士对新疆少数民族的传教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对近代新疆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从天主教之节日、人生礼仪透视其本土化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是传教士宣教中国人接受教义的过程,而且是中国人按自己的思维模式理解其教义、用自己的行为方式改变其礼仪的过程;不仅是传教士改变了部分中国人的信仰,影响到他们的思想、行为,中国的文化、思想等因素也影响、改变了传教士的思想、行为方式。特别是一些传教士采取了适应中国文化、环境的传教策略,主动或被动地接受     

中国内地会内地九省及西部边疆开教考略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西方传教士获得许可进入中国内地、西藏传教,以向中华全境传遍"上帝的福音"为宗旨的基督(新)教差会中国内地会,率先进入清代十八省中尚"未有福音传入"的内地(西部)九省。西部九省开教,成为近代基督教中国内地及西部边疆传播的时间窗,有不平等条约中的传教条款为时代背景,也是内地会的传教宗旨、戴德生的传教策略的结果。西部九省开教,为内地会日后发展成为近代最大在华基督教差会叩开了成功之门,结束了基督教自入华以来仅局限于沿海地区的布道格局,随之而来的教会势力大量涌入内地,引发了民教冲突,加剧了社会矛盾。     

美国传教士在云南的传教历程及其影响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早期带来的积极社会影响与其形成的负面形象同步而行,在西南边疆的云南省亦是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已进入云南传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随着美国势力的深度介入,美国传教士在云南的活动更加活跃,成为推动云南基督教发展的主要力量。纵观不同历史时期,美国传教士在滇传教活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传教伊始聚居在边境沿线,然后逐渐向内扩展,同时加强在省会昆明的活动。在1950年之前,美国传教士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滇西、滇西北等地,最终与其他国家传教士"二分天下",这一格局至今仍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严锡禹:唐代的圣经译述

正圣经翻译,既是传教的重要手段,又是基督教融入传教目的地文化的有效途径。因此,传教士来到中国,通常都会在第一时间着手圣经翻译,唐代的景教士也是如此。以阿罗本为代表的景教传教士一入长安,就立即着手两项工作:一是向皇帝唐太宗及其近臣     

唐代的圣经译述

圣经翻译,既是传教的重要手段,又是基督教融入传教目的地文化的有效途径.因此,传教士来到中国,通常都会在第一时间着手圣经翻译,唐代的景教士也是如此. 以阿罗本为代表的景教传教士一入长安,就立即着手两项工作:一是向皇帝唐太宗及其近臣讲解景教教义,《景教碑》称“问道禁闱”;二是经典翻译,即所谓“翻经书殿”.     

从司徒雷登看传教士和传教运动

司徒雷登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士的典型人物。他一生做了两件对中国社会有影响的大事,一是办教育,尤其是成功创办燕京大学,获得中美各界赞誉;二是当美国驻华大使,以失败告终。他在中国办教育、出任大使,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以基督教精神改造中国。他爱中国,但更爱美国。他努力融合中西文化,提倡基督教本色化。从司徒雷登身上,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是列强对外扩张的组成部分,而传教士往往是出于宗教热情参与其中。传教士主观上是传教,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今天,在殖民体系崩溃、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依附于殖民体系的"差传"模式已成历史,取而代之的只能是相互交流和合作。     

我国史学宗教学专家举行座谈会揭露梵蒂冈利用“封圣”搞反华的行径

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我国部分史学家、宗教学专家今天在京举行座谈会，揭露梵蒂冈利用“封圣”搞反华的行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以及中国宗教杂志社等机构的专家学者二十多人参加座谈。 与会学者列举大量事实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天主教、基督教的传入是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密切相连的。著名学者戴逸先生说，外国传教士是在鸦片战争中跟着侵略军大批涌进中国的，外国的侵略和传教事业密切结合成为一体。当年的传教就是侵略活动的一部分，侵略军为传教士活动铺平了道路，…     

西方基督教早期对华出版事工

英国基督教传教士为了方便在中国传教,从1798年起,就着手把《圣经》译成中文,并雕刻出一整套中文活字。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大量办报、出版书籍,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     

近代福州基督教圣乐事工概况及影响——纪念基督福音传入福州160周年(1847-2007年)

自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首位基督教传教士来福州传教至今,基督教在福州宣教已有160年的历史。在这百多年风雨历程中,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揉和。本文描述了近代西方基督教传入福州后,基督教圣乐事工在福州教会的发展概况,分析了教会音乐对福州社会、音乐、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深远影响。     

美国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与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传道团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基督教历史上形成了以高等教育机构青年学生为基础、鼓励他们志愿到国外进行传教事业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运动将这些学生的三分之一都派到了中国,直接影响到中国的传教事业.受其工作理念和方式的直接影响,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传道团于1910年成立,促使许多学生接受基督教并成为神职人员,是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主要力量之一,但在30年代以后消失于无形之中.它是20世纪初期中国基督教史上产生于学生界和知识分子界,面向学生和知识分子布道,劝导他们成为教会神职人员的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