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自然世界的道德合理性追问

在现代人的视阚中.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由于能够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因而天然具有道德合理性.而恰恰在这种道德合理性背后却蕴涵着生物还原主义倾向和人对自然世界进行掠夺的逻辑张力.现代性社会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浪费的经济运行模式建立在这一道德合理性基础上.走出现代性道德理念的这种悖论性困境,需要改变评价这种道德合理性的认知向度,从人与自然共在的人性存在中确证改造自然界的道德合理性.只有合乎人与自然世界共在之人性的实践活动才具有道德合理性.     

《庄》《易》宇宙大化论同异发凡

《庄子》《易传》皆是以宇宙大化论为支撑的先秦学术经典。《庄子》《易传》都认为,人类生活在一个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之中,天地宇宙既是人类自我超越的根据,又是现世生命存在的敞开之域。在宇宙大化之中,庄子着眼于生命个体的自由存在,希望以大化的自由诠释生命的自由,并将生命安顿于天地大化中,突出的是人的自然、自在和自由;《易传》的作者则以天地秩序重塑世间秩序,以天地之德揭橥人性之善,以人心为天地之心,挺立起人的道德主体性,突出的是人的价值、道义和义务。自由与道德皆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两个维度,《庄》《易》对人生价值的不同诉求正好体现了"自由"与"道德"之间的理论张力,但这种理论张力乃以近乎一致的大化宇宙论为超越根据,因此这种张力终究是一种互补,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互补不仅是理论的,更是现实的。     

后现代伦理话语和社会主义荣辱观

现代性道德合法性危机标志着道德形而上学走到了黄昏,后现代主义解构了道德本体论,把个人情感、欲望、意志等合理性感性因素整合进道德人格结构与功能中去,道德回归生活本身,生活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解构了"宏大叙事"总体化道德努力,道德话语权的个体回归使每个人都能在道德的世界自由而充分的生长,过上真正属人的生活;解构了"同一性"普遍化道德,摆脱道德形而上学的纠缠,在一个没有伦理的社会中进行自由的道德选择.在我国满载张力和快速节律的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主义荣辱观建构,既要实现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型.又要汲取西方后现代主义对道德形而上学远见卓识的批评,惟有如此,我们的伦理世界更加丰富,更加成熟,从而超越现代性而后现代化.     

自然情感与道德原则的双向涵摄——儒家之仁对传统中国人的型塑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对仁的研究是学界恒常的热点,但多将仁视为道德原则。本文认为,儒家的仁作为道德原则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容置疑的,但同时不能忽视仁的情感层面和实践层面。完整的仁的思想是人的自然情感、现实生活中人的情感—道德实践和道德原则—境界三者合一的有机体。自然情感是仁的起点和基础;人的情感—道德实践是仁从自然情感之仁向道德原则之仁的趋近与提升。在儒家仁的思想中,人与仁在一定阶段中是重合的,人从自然人向社会人、道德人的趋近的过程也是仁从自然情感之仁向道德原则和道德境界之仁趋近的过程。可以说,是仁在不断地对自然人加以约束、限制,使之趋向于社会人和道德人,是仁塑造了传统中国人及其生活样式。     

阿格妮丝·赫勒的道德理论诉求

阿格妮丝·赫勒在其道德三部曲中,立足于后现代的视角,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好人存在,但好人何以存在"这一中心问题.纵观赫勒的整个道德理论,道德经历了两次结构性变化:作为内部权威的实践智慧(良心)的出现以及如今正在经历的伦理规则内部的具体规则和抽象规则之间的张力,现代偶然性存在的人所依赖的各种道德规则以及实践智慧等方面成为赫勒所强调的重点问题.与康德的先验道德论相比,赫勒的道德理论沿着马克思思想中所蕴含的道德路径前行,其最终诉求在于期待现代社会中个性道德的生成.     

道德法则的现实性重构:在规范与实践之间——对康德道德法则与善之间关系的批判性考察

康德对于道德法则与具体善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善如何从道德法则中衍生出来的问题,并未给予充分的说明。然而,这个问题恰恰直接关涉道德法则的现实性如何可能,也即道德法则的现实性意义如何体现的问题。本文即以这个问题为切入点,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进行批判性考察,力图阐明道德法则、道德主体和善之间所存有的交互性的张力关系。只有把道德法则置于理性规范与实践自由这种张力性关系中,明确理性法则的现实性重构的维度,道德法则产生的善才是真实的,其现实性的意义也才会展示出来。     

何谓道德——从“异乡人”的视角看

何谓道德?从“异乡人”的视角看,该问题除了指向“我们”世界的“伦理内核”外,还指向“我们”世界的“我”之道德自立的“道德内核”.“伦理”一词的古希腊语义及拉丁译读表明,伦理与人之居息的“本土本乡”及其共同生活紧密相关,道德更多地关涉“异乡人”的视阈.何谓道德的问题涉及伦理与道德相互化约的两个视角.“本乡人”的视角遵循着用伦理统一道德的路线.“异乡人”的视角遵循着用道德化约伦理的路线.然而,“何谓道德”之问在“异乡人”的视角上凸显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明了区分伦理与道德对道德哲学的重要性.在文明史上,道德之问以两种方式敞开“异乡人”的视角并使伦理不再是一种直接的经验性习俗:其一,与灵魂放逐的“神话”有关;其二,与宗教形而上学根基的丧失有关.人类道德生活形式由此分为“传统”与“现代性”两种类型,它们涉及道德范畴的问题层次和语境分殊.透过“异乡人”的目光,一种思想的警醒和心灵的自由导向如下设“问”:在道德问题的时空坐标中,到底什么紧要?对于“我们”的世界遭遇的现代性道德危机而言,两大难题的应对最为紧要:一是道德自由问题;二是伦理认同问题.两者的解释循环将使道德之“问”引领人们走向更为健全的道德自信.     

伦理与道德张力下的儒家“成人”道德及其反思

儒家道德可理解为"成人"道德("学以成人")。成人道德在实践上有相对性,即要面对理想的无限性与现实的底线原则、道德的无条件性与其实现的有条件性、伦理的客观性与道德实践的自觉性之间的张力。成人道德作为俗世道德,只有通过伦理才能发生作用,人也只有在其身份所决定的范围内,在具体的人生境遇中实现道德。道德本身有公平性要求,但既然人们只能在其身份所决定的具体人生处境中实现道德,那么,伦理就既是道德实现的客观条件,也是其公平性的限度,伦理很多时候不能不由"实力"决定而转化为外在的形式。因此,道德与伦理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深入认识伦理与道德的张力,道德反思就不只是道德本身的事情,儒学的理论视域和研究范围也将随之扩大。     

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性道德及其对现代文化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中虽然提出了实践性的思维理路,但是却并没有贯彻始终,而是最终又偏向于理论理性式的形而上学思维理路.而近代以来的道德哲学一方面遮蔽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之善与生活世界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又纳入了亚里士多德知性本体论的内容和形上思维模式,如此就使哲学性的道德反思和现实实践性的道德行为之间拉开了距离,进而使前者把道德问题总是作为一种“孤立性的”、“独断性的”、“理论思辨式的”形上思考,而忽视了蕴含于生活实践境遇基础上的历史文化维度.如此就使近代以来的道德哲学成为一种远离生活世界的无根浮萍.所以重新彰显道德与文化之间的连续性和关联性就成为解决近代以来道德哲学困境的一种重要尝试.     

当前道德动因纯粹化与变动性的审思

社会转型时期讨论道德动因问题是非常必要的.社会转型的过程也是道德行为重新审视的过程,道德行为的源泉是道德动因,对道德动因的确认是规范道德行为的基础性条件.当下,存在把道德动因的道义论、功利论分别推向纯粹化的现象,而且两者都不存在压倒性的优势,从而出现在纯粹化的道义论和功利论之间不断变动的现象,这种现象不利于社会的道德建设.应该从理论方面阐明其缺陷,在实践方面不断地加以纠正.     

"性善"说的理想与不足

"性善"说是孟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强调人最终的道德本然性,从而达到维护整个社会稳定的目的.比之康德"人本质是道德自由与自律"的观点两者有表面的相似与内含的本质区别.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关注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其中足以引导出“生态伦理”与“生态智慧”的独 特理念的,是《大禹谟》中的“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为实现“厚生”的 生命目的,“利用”自然世界之全部资源是正当的,但同时又要求把自然世界的对象物转化 为伦理实践的对象,以“正德”而实现“利用”,以“利用”而导向“厚生”,终以“正德 ”“利用”“厚生”三者之间的“惟和”为价值归趣。其中包含着生命目的与资源获取手段 之间的张力平衡,包含着生资富厚与资源利用之间的张力平衡,包含着物质生命之发达与德 性生命之提升之间的张力平衡。在这一整体观念之中,自然世界是被明确纳入人道实践的 伦理体系的。     

道德本性谋划的儒家进路——以樊浩先生“‘德’—‘得’相通”论为中心的讨论

樊浩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德"、"得"相通是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原理。其要义在于:中国伦理同时具有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并由此形成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互为依托的特质;此种特质解决了"德""得"之间的张力,并指向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以儒家经典为分析文本展开思考,"德者,得也"中存在着道德本性谋划的两种进路:主流儒家以道德为目的性之存在,事功学派以道德为工具性之存在,而"德""得"之张力则在大众文化中得以消弭。因之,樊先生虽然准确把握了中国伦理精神的特殊旨趣,却没有具体解答这两种儒家进路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线索与实际影响。儒家伦理形态能否成为当下的道德救穷之途,或可从其中得到启示。     

传统向现代转型视域下的公共道德的辨析及构建

近代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我国思想界展开了公德与私德的争论。梁启超认为,无论公德、私德,本质都在于为公共利益服务,他试图以构建公德来促使个人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献身,而将公德的培育又纳入私德范围,强调个体的道德实践。梁启超的公德观以日本的公德思想为中介,有其西方思想的渊源。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边沁首次提出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区分,密尔进一步将之发展为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公共道德是不同于私人道德的外在规范,主要由社会制裁加以维护,其培育则依靠国家引导。中国古代的公共道德理论是强调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应用哲学,把公共道德看作是一种指导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活艺术。在这一视野下,由于商业在当代经济活动中居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必须以商业中的契约原则为核心,通过社会监督和国家引导,在上层建筑的领域中构建公共道德。     

“道德”探幽

道德既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性,亦是人的自由存在方式,既是人对存在的反思性把握,亦是人的反思性存在方式。     

池田大作的“慈悲”观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

佛教慈悲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与相互尊重,就是一种为他人的利益与幸福做贡献的利他精神,也是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佛教伦理的道德标准.慈悲实践也是生命创造价值、维护生命尊严、实现人的生命同宇宙生命——“终极之存在”的融合.创造价值之过程就是以“慈悲”精神为指导的“利他”实践.这是池田基于天台《法华经》智顗大师利他宗教哲学思想,践履于社会的原点.这一思想对于伦理道德风尚的提倡,转化为社会向善、向上、向高尚的正能量,有借鉴的价值和意义.     

和谐社会视野下德性重建基本途径探析

当前德性重建已经成为社会呼声,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应有之义.德性重建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是创建有利于“道德觉解”的良好社会生活环境,二是推进德性养育的载体——社会共同体——的建设.这两者本身就是德性实践,其必将加快人们“道德觉解”和德性重建进程,并有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美德与人的存在

现代社会是日趋理性化、普世化的公共社会,在这样一个以公域为主的时代,规范伦理成为了现代道德的主导形态,个体美德似乎只能退回私人生活领域.然而,当我们对道德本身进行追问时,总是要面对这样的问题:美德何以必要?从人之本体论存在视阈看,美德既是人的存在方式,同时又参与了人之存在本身的实现和完善,这种实现和完善是通过人的实践获得的.因此,美德与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     

道德教育之道德的内容结构探讨

道德教育的根本宗旨应是培养既愿做又会做"道德人"的"道德人",这就要求道德教育之道德的内容应是由道德知识、特定社会的道德现实、主体的道德能力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不作如是观,道德教育培养的"道德人"便只是"道德书生",在道德实践中可能会因缺乏道德实践能力而时常陷入道德悖论的"困惑"之中,进而可能背离愿意做"道德人"的初衷,转而渐渐不愿做"道德人".构建合理的道德教育之道德的内容结构,需要厘清基本理路,作多方面的认知创新.     

“人的境况”和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法——赫勒伦理学建构的现代性线索与方法论旨趣

"人的境况"是赫勒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她将"人的境况"放到现代性的背景中,得出了现代性条件下"人的境况"的悖论性特征,"人的境况"的悖论具体展现为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具体的道德规范与抽象的道德规范、碎片化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张力与共存。赫勒在日常生活批判、伦理学和历史理论中都对"人的境况"进行了分析,并在"人的境况"的基础上进行了日常生活批判、实践商谈伦理学构建、现代性批判,展现了一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法。总之,"人的境况"体现了赫勒伦理学建构的现代性线索与方法论旨趣,同时从"人的境况"出发,也可以理解赫勒在自在与自为之间、道德绝对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之间、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理论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