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穴探虎扬名显亲"--从致刘符诚书信中所见之晚年陆徵祥(上)

陆徵祥(1871—1949),曾名陆增祥,字子兴,或子欣,上海人;幼年随父信仰基督新教;12岁入上海广方言馆,习法文,19岁考入京师同文馆;光绪十八年(1892)任驻俄、德、奥、荷四国钦使许景澄(1)译员,随许驻俄国圣彼得堡;1906年任驻荷公使;1911年任驻俄公使;1911年10月改信天主教。辛亥革命后,1912年—1920年,历任北洋政府多届内阁的外交总长,并先后两次任国务总理和袁世凯称帝期间的国务卿。1915年与日本谈判所谓“二十一条”,1919年参加激起“五四”运动的巴黎和会,陆徵祥都是当时中国政府的首席代表。1922年,陆徵祥任驻瑞士公使。1926年,他的比利时…     

严复的“自由、民主”观

严复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之代表,他所关注的是思想启蒙。从思想启蒙的需要出发,他很重视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不是为了给中西文化会通寻找途径,而是为了给学西方提示正确的文化选择取向,因而他不但藉中西文化之比较以揭示西方文化超胜中国文化之所在,而且尤其注意揭示西方文化何以会超胜中国文化。结果他发现,西方文化所以超胜中国文化,就因为西方在文化建设上坚持“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严复集》第23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的价值模式。有了这个认识,他势必要强调学西     

王徵散论

王徵（１５７１─１６４４）是明末天主教徒、维新派和机械工程学家,但长期以来为旧史学家所忽视。本文认为宋伯胤先生《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一书,对王徵的科学成就和宗教信仰做出了公正的评价,恢复了他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并从王徵的思想、政治经历,探讨了天主教信仰对他的影响,以及中西文化融合的可能与途径。     

一生参得野狐禅——论高旭的佛学思想

在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的人数最多,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文学团体是南社。南社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地主阶级反清派等分子所组织的一个反清文学联盟。其成员多数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又程度不同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文化的熏陶,不免思想面貌、政治艺术倾向复杂而混乱。在南社成员中,作为三位发起人之一,高旭的思想可以说是最矛盾,最复杂,但也最深刻,最新颖。高旭的思想是一个驳杂的混合体,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传统的儒学、近代佛学构成了高旭思想来源的三大支柱,中学、西学兼容并蓄,儒、佛、耶三家等同视之,而以儒学为其根基。西方思想政治学说是他进展的精神动力,而佛学思想是他受挫时的精神栖息之地。因而研究高旭的思想,他的佛学思想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陕西首位天主教徒、机械发明家 王徵

明清之际,当西方国家正向近代文明迈进时,其新兴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也正冲决民族的、文化的藩篱走向世界,而这时中国却仍然沉睡在中央帝国的美梦之中。只有少数几位先觉之士,在与西人西学的交流中,由于科学研究上的收获,也从而培养了一种开放的心态,才剧烈地感受到了时代脉搏的跳动,认识到了闭关自守的危害性,因此便急切地发人之未发,振臂呼唤国家和文化的开放。我们陕西的王徵,便是这为数不多的先觉之士的一位。     

孙中山"心性文明"对和谐社会道德建设的借鉴价值

孙中山的"心性文明"思想,是基于时代与实践的需要,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道德人文主义的基础上,积极吸纳西方优秀文化成果,形成的以道德文明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其内涵是丰富深刻的,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道德文明建设仍有借鉴价值.     

"内在"与"超越"——方东美论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

方东美阐发中国哲学之精神,是以整体的西方哲学为对照,在中西交融的世界宏观文化背景下对中国哲学的一次整体透视。他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来把握中西哲学的精神,并从中西形而上学的比较中将中国哲学界定为"内在超越"型态。他认为,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就在于圆融和谐的精神,即所谓"广大和谐之道",他以此作为对西方"二元对立"思想的超胜之道。同时,他从机体形上学的观点,将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学和新儒家看作中国哲学精神的共同代表。要之,方东美对中国哲学精神的探讨,确是别开生面,但又难免其理论的局限性。     

善书：理解王徵“畏天”思想的一个新角度

在晚明奉教士人中，王徵以其“畏天爱人”之说独树一帜，基督宗教原有的信爱论在他这里变成了“畏天”说。论者一般认为，这种“畏”的宗教情感，是王徵以儒释耶的结果。本文挑战了这种流行观点，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王徵“畏天”思想主要来自善书。通过对王徵所用“畏天”一词语义的考辨，作者确定，其用法与善书最为接近。而王徵从小所受的善书教育以及他本人对善书从未间断的修持，证明这种相同不是巧合，而是王徵从善书那里习得的结果。     

论孟子的主体哲学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的理想是“哲学王”,建立理想国。大约与相拉图同时的孟子（公元前％5一前804）则向往“道德王”,实现仁政。西方人追求智慧与幸福的统一,中国人追求道德与幸福的一致。西方人关注认知主体,中国人则重视道德主体。从东西方同时代的哲人对不同“王”的设计中,也能窥见出中西两大思想主流的分野。孟子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是承上启下的思想家。他上承孔子思想之统绪,下启宋明理学之端倪,直接从人之内在心性出发,发掘他所理解的道德主体的价值源泉和实现方式。如果说孔子所确立的更多地表现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智者不惑"的道德意涵

"智者不惑"是先秦儒家尊崇的君子三大德行之一."智者"之所以"不惑",并非仅仅因为具备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能力而能知物识理,而是更多地指具备人事活动领域的道德理性而能明善祛恶,它主要体现为:明是非、辨善恶,贵知己、善识人,知当务、识时势.正因为对明善祛恶之智的强调,促使儒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成人之教",而有异于西方的"爱智之学"."智者不惑"蕴含的人文内涵有助于纠正现代社会过于倚重科技理性之风,是以真善美为底色、崇尚人的全面发展之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人民权利:人权的一种替代方案——从毛泽东的权利思维看

在毛泽东的权利思考中,他很少使用“人权”这一概念,绝大多数时候使用的是“人民的权利”,这一细节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笔者认为,毛泽东的人民权利思想是批判性地发展西方人权理论的一种尝试。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近代中国面临的救亡危局极大地影响了毛泽东的权利思维,使他深刻地认识到西方人权理论的局限性,并进而提出了明显异质于西方人权理论的权利思想。作为西方人权思想的一种替代性方案,人民权利思想以强调阶级属性、非精英主义、集体主义和权利真实性的特质,完成了在反思以天赋人权为主要特征的西方人权基础上的一种权利建构。而由毛泽东主导的权利实践的成就和失误都可以从这些特质中找到其根源。以史为鉴、推进当前中国的人权建设无疑应当从清理这一时期的权利理论与实践开始。     

论福泽谕吉儒学与西学的视域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启蒙运动的缔造者,是日本资本主义文化的先驱者,也是一位日本近代的军国主义理论家,他的名字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他一生著述颇多,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出其对"儒学"思想的排斥,以及对西方近代思想的汲取。福泽谕吉还提出"脱亚论",日本学者丸山真男一针见血地指出福泽谕吉的"脱亚",实际上就是"脱儒"。福泽谕吉提倡以欧美为目标改造日本社会;排斥"儒学",提倡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其思想的实质,就是想汲取西方近代文明之精华,谋求日本之独立,发展日本之文明,使日本尽快强大。福泽谕吉继而站在了"国权主义"立场上,拥护"天皇制度",积极地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大造舆论,极力倡导"脱亚入欧"论,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了历史的罪人。     

评现代新儒家的“中体西用”论

评现代新儒家的“中体西用”论李翔海在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中，现代新儒家采取的“中体西用”的思想纲领，典型地代表了现代新儒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品格。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评析。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作为社会之主导思想的儒家文化已经僵滞、萎缩，内在的文化生命力呈严重衰竭之势。另一方面，在发展出了以自由、民主、科学为代表的价值系统之后，西方文化已经具备了现代文化的形态。而随着以坚船利炮为依凭的西学东渐，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进一步加速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没落…     

"哲学"东来与"中国哲学"建构

中国思想的现代叙述方式正在经历着一场严肃的拷问和危机中的变革. 从19世纪末"哲学"一语传人我国,严复、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等人尝试将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哲学相联通;到五四时代(1915-1928),经西学全盘输人之暴风骤雨般的洗礼,胡适写出<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完成<中国哲学史>之后,"中国哲学"就渐成为中国思想之现代叙述的通行表达方式,"中国哲学史"也在现代中国制度化的学术体系和学科建构当中确立了不摇之地位.这一切的发生都显得是那么的顺"理"成章,含具了相当充分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就在我们早已经习以为常、鯈然其间而浑不自知之时,被公认是当代最大"哲学家"之一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发话了:"说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科学等等没有问题,但显然去谈这些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穿越欧洲模式之前的中国‘哲学',对我来说则是一个问题."他解释说:"哲学本质上不是一般的思想,哲学与一种有限的历史相联,与一种语言、一种古希腊的发明相联:它首先是一种古希腊的发明,其次经历了拉丁语与德语‘翻译'的转化等等,它是一种欧洲形态的东西,在西欧文化之外存在着同样具有尊严的各种思想与知识,但将它们叫做哲学是不合理的."因此,中国仅可以说有思想,而绝无严格意义上的"哲学".     

论孙诒让的礼学研究与中西政治文化观

孙诒让(1848—1908年)作为著名的朴学殿军和教育家而享誉晚清学界,后人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术与教育思想方面,而对其政治思想尚未见深入系统之研究。但我们若将《周礼正义》、《周礼政要》和他的一些杂著、演讲结合在一起研究,则大致可以看出孙诒让政治思想之梗概。晚年孙诒让曾说:"余所亟愿了解者,近代西洋政治学术沿革经过"。(转引自陈守庸,第1-2页)由此可见其关切政治之一斑。在晚清变法浪潮和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双重刺激之下,孙诒让开始从纯粹地     

理式与灵感——浅析柏拉图美学思想二要素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当西方文明的源头无一例外地指向欧洲版图东南部的星罗岛屿,作为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和诗人,柏拉图无疑是西方美学发展历程上开宗立派的人物。他的美学思想既是在对前人观点的继承上进行了一个超越,同时他的集大成之作又对西方后世美学思想的延伸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上,他将自己的整个文艺思想的理论基础确立为哲学本源问题探讨上所提倡的"理念";在关于文艺的社会功用问题上,他从理想国的政治理想出发,提倡审美教育应该以捍卫理想国的正义为出发点;在文艺创作上,他认为灵感是文艺创作的原动力。从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体系中不难提炼出"理式"与"灵感"这两个关键词。这两个核心概念不仅代表着柏拉图的美学体系,而且也成为西方历代美学家热衷讨论并不断丰富发展的范畴。     

徐复观与儒家的政治哲学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徐复观,其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独特贡献之一,就在于他细致而又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儒家政治哲学思想中与现代民主政治思想、法治思想相通之处。他认定孔子“创发了中国的自由社会”,孟子开启了“民主政治原则之端绪”,荀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却蕴含了专制之倾向,陆象山提出“尊重人格之尊严”,实为现代民主政治奠定了思想基础。徐复观看到了儒家思想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补充意义,却忽视了两者之间的根本不同。     

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儒家维度

意大利汉学家马利奥·沙巴蒂尼曾对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作过一番评价,直言其"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文艺思想传统(主要是道家)之木"。对此,朱光潜在20世纪80年代数度作出回应,表明自己实则是"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儒家传统之木"。本文对朱光潜思想展开重新考察与梳理,认为其实际上有一个由偏于道家向偏于儒家的发展过程,及至20世纪40年代,其儒家文化立场已经非常成熟、稳固。此时他以儒家的礼乐文化之木接西方近代美学之花,在中西文化互释中阐发儒家礼乐文化的内涵,并寓以自己"美善合一"的人生理想与社会理想。     

试论王国维"古雅说"在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发展中的价值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他的《古雅之在美学上的位置》中把"古雅"提出来作为一个美学范畴,使之成为中国美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转折性概念。中国近现代美学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的各种思潮,而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美学理论探讨和艺术实践后的今天,特别是经过开放后近20年的探索与研究,我们回到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重新审视"古雅"的基本性质,对我们研究和探索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的发展是有启发意义的。     

简论王夫之夷夏之防的思想

夷夏之防是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两个天下之大防之一,从总体倾向上看,具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反映了汉民族的民族优越感,带有歧视少数民族的色彩.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从文化的角度对之做了新的阐释,虽然还带有一定的大汉族主义色彩,但克服了传统观念中许多消极的因素.他的思想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思想和民族观念,有很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