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家的"法治秩序"思想

法家基于人性趋利避害的假设 ,提出“以暴制恶”的治国路线 ,期求通过君主高度集权、以暴力控制群臣、役使全民而寻得“安定秩序”。对君主不作任何伦理与理性的诉求 ,只以能否保证君主实现国家控制为惟一目的 ,强调君主必须集中全部权力以造势 ,以暴力作为最基本治理手段 ,首先以阴谋权术控制群臣 ,进而通过臣以严刑峻法控制民 ,建构金字塔式高度集中的权力格局。“法治秩序”是君主专制秩序、绝对的人治秩序和恐怖秩序 ,是进入政治权力圈的士人为君主集权需要进行的功利主义精心设计。它完全排斥历史、理性、伦理的价值与依据 ,只要求以恶制恶方法的有效性 ,虽能收一时之效 ,却难得一世之功。     

“慎”的两个维度——中国传统德性分析之三

“慎”德有两个维度:慎微与慎独。慎微之德重“微”,慎独之德重“隐”,不愧屋漏是慎独要达到的很高标准,其建立以良心为心理基地,其意义在于人的自我制约。     

如何理解"德得相通"

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可折射出整个社会道德的基础与取向,必须对之予以正确阐释。“德得相通”应该理解成“德”与“道之得”、“心之得”意义上的相通,不应该似是而非的理解成“德”主要与“利之得”意义上相通,更不能把如此理解的“德得相通”视为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应该是以提升自我德性和实现理想人格为主旨,强调克己尚义的道德价值论。     

论周人“德”观念的繁复性

周人重德，其“德”观念主要运用于政治领域，功能是要维护周的天下能够永久延续下去，因此，“德”观念在周人心目中体现出一种繁复性，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天德、王德、臣德、民德。周人的“德”观念可以视为一个结构系统，而“一个结构可以定义为成分间或基本过程间的一个关系网”（布洛克曼：《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8页）。在这个网络中，各种成分互相制约，而四种“德”又以“王德”为中心，因为“王”（君主）有德就可以得到上天的护佑和臣民的拥戴，周朝就会延续下去，所以天子之德是最重要的。“臣”处于“王”…     

玄德的澄明

澄清老子“玄德”的内涵,是把握近“道”之德的关键,也是理解重“德”的中国哲学的关键。如果我们重新审视老子的“道”与“玄”,把“道”看成是有无之间周行的“路径”,把“玄”看成是有与无的统称,那么,玄德的内涵将不再模糊——从根本上说,玄德不是幽隐深远之德,不是“水”德、“生”德、“损”德,而是兼通有无之德。兼通有无的“玄德”,是理解“常德”“孔德”“上德”“广德”“建德”的枢纽,也是理解中国传统伦理学之“德”范畴的重要切入点。     

上海简"怀尔明德"探析

上海博物馆《论诗》简展出时,笔者发现简７上部稍残断,前当有缺简。此简可隶定、标点为：“……怀尔明德”曷？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信矣。卜子曰：此命也夫！文王虽欲也,得乎？此命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见于《大雅·大明》,则很明显前“怀尔明德”亦当为引文,《诗论》此简是引《诗》文而论《诗》。从“诚命之也”对应“有命自天”之形式来看,“怀尔明德”前当有一“谓”字,与“诚谓之也”之“谓”对应。《大雅·皇矣》有：“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一句,与此较接近,只是“予怀明德”与“怀尔明德”不同…     

德感生活:儒家生活哲学内在构造解析

在儒家生活理念中,道德是生活的前导和感通性力量,该生活样态可定名为“德感生活”。在思想生态的历史变迁中,“德感生活”的理论重心也经历了从“礼”向“理”的转变,生活理性的反思面也从显像层转向潜隐层。先秦儒学重“礼”,反映在生活观念上就是先秦儒学倡导礼治生活,要求对生活事象的形式化引导,德感生活表现为对外在规范的重视;宋明儒学重“理”,更相信内在道德性的力量,表现为生活的性理化、道德的内向化。“礼备德盛”、“穷理明德”是儒家“德感生活”的两种诠释类型。在现代生活情境中汲取儒家德感生活的固有精神,切入当下生活情…     

论中--兼评程、朱对"中"的严重曲解

中道即指天道。之所以称“中”,是因为天道运行具有精准守信、不过不忒的品性。人能精准如实地、恰如其分地把握和实行天道,就是合于“中”,就是奉行中道。这两层意思都可以用“无过无不及”之“中”来表述。所谓“调和、折中、平衡”,都不是“中”的本义。程、朱用“不偏不倚”释“中”,是对中庸之德的极大歪曲。     

《诗经》"德"范畴的形上义蕴

《诗经》“德”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确立了“德”作为一个哲学和伦理范畴所特有的形上义蕴,开启了一条从形上王国通向现实人生的道路。“柔”、“惠”、“直”、“恭”、“温”、“善”等诸多道德规范和道德条目的内涵开始向“德”渗透,德性思想和意识逐渐生成。“德音”、“德行”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哲学概念的出现,则为“德”范畴在哲学和伦理向度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德”而“道”——《吕氏春秋》的政治理想

《吕氏春秋》的政治理想是"法天地",即效法"天道圜"与"地道方"。政治上的"圜道"是指君主的意志能够顺利地下达百官、影响人民;反之,人民的欲求和心愿也能顺利地上达君主;君主、官员、人民之间形成良性地互动和循环。而"地道方"是指君主无为、臣下有为的君臣分职论。"法天地"的实现有赖于君主自身之"德",此"德"是一种具有感通能力的精神力量。"德"论沟通了"道"与"无为"、养生与治国,将《吕氏春秋》的政治理论贯穿起来,其逻辑结构可以表示为"养生-全德-圜道-无为"。     

伦理原则与心性本体——儒家"仁内义外"与"仁义内在"说的内在一致性

郭简《六德》篇讲“仁内义外”,孟子则批评告子“仁内义外说”,而主仁义内在。学者疑之,至有据此否定郭简思想属思孟学派者。本文指出：《六德》篇与告子的“仁内义外说”,名词相同,但内涵迥异。郭简《六德》篇的“仁内义外说”,讲家族内、外治理方法的区别;告子所持“仁内义外说”,则是由人的情感生活与道德普遍性之割裂,而引生一人性“白板论”。《六德》篇“仁内义外说”所言治道,表达了儒家的一贯思想,亦为孟子所肯定。但告子“仁内义外说”所表述的人性论,则与儒家尤其思孟一系的核心思想相抵触,故为孟子所驳斥。孟子与告子有关“仁内义外说”的论辩,凸显了孟子人性论的根本特色和精神实质。孟子仁义内在于人的实存和情感生活的性善论,为《六德》篇“仁内义外说”所表达的儒家治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者本无矛盾,不能据此而将《六德》乃至郭店儒简排拒于思孟学派之外。     

稷下先生社会地位刍议

以钱穆先生的《稷下通考》为依据,我们对稷下先生的社会地位进行了排异式的分析。我们认为齐国稷下先生是有“师”或“大夫”之职的君主之臣,而非单纯的君主之“师友”,稷下先生的社会地位具有模糊性、不连续和不稳定的特点。     

试论《淮南子》对"法"、"德"、"风俗"的糅合

在《淮南子》糅合“法”、“德”、“俗”的治道思想中,蕴涵了“反秦／袭秦”（对“法”的改良）、“倡道德／斥礼乐”（对“德”的期待）并存的内在特质,同时,还对风俗在民间社会中的教化、规范功能有着充分的认识。     

论复卦的"贵生"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复卦是《周易》的十二消息卦之一,约天时为农历十一月冬至日,阳光直射点开始向北半球回归;约卦象呈“雷在地中”欲震、阳刚复长之象:“阳复、阳来”,有一阳来复,万象更新之意,故复卦的卦德为阳为生。关于复归何处的问题,历来是见仁见智,不一而足。本文拟从“复见天地之心”着眼,对复卦的“贵生”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试作阐发。     

荀子"刑、德"思想探析

荀子“刑”、“德”思想自有其独特的学术品格,但溯其源流,大抵远绍周公“明德慎罚”思想,近承孔子“为政以德”、“先教后诛”思想,下启董仲舒“德主刑辅”思想,诸多思想与表述甚至直接袭用《尚书》等书、引证孔子等语录事迹,在先秦儒家刑德思想发展系统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论“忠”与“信”的政治伦理意蕴与当代转换

“忠”与“信”作为传统的政治伦理范畴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赋予特定的内涵 ,对整个民族精神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信”作为一种道德之德 ,在古代的道德体系中 ,从属于作为伦理之德的“忠”。要实现二者的当代转换 ,根本的途径是既要保持二者的核心价值 ,同时将作为伦理之德的“忠”转换为个体的道德之德 ,而将作为道德之德的“信”普遍化、制度化为全社会的伦理之德 ,赋予“忠”、“信”新的内涵从而使其具有恒久的道德价值。     

去蔽除障明德丰——《周易》古经丰卦解读

丰卦的主题是讲明德之丰,其卦辞则讲王者的丰大明德,各爻爻辞则围绕明德之丰讲三个问题:第一,臣子要择明德之主而事;第二,君主的明德亦有被遮蔽的时候,君主的明德被遮蔽后,其丰大之明德有一个从被遮蔽到重新复显的过程;第三,古人倡导的是明德之丰大,如果过分贪图物质享受,过分追求物质享受的奢侈或丰大,则其凶必至。《周易》古经很可能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部明确谈到去蔽的著作,荀子的去蔽思想无疑是对《周易》古经去蔽思想的深化与发展。而本卦只是讲明德被遮蔽而不是完全消失,此一理路似为《中庸》等所继承并发扬光大,而开显出中国哲学人性论的已发和未发、已显和未显的重要和基本理论。     

《道德经》中的"德"概念与中国形而上学伦理学

《道德经》(非竹简本)中的“德”概念从生成论方面来看,是一个相对于道的特殊性概念,相对于万物的普遍性概念,因而是一个共相的具体和具体的共相相统一的概念,它位于超越的实在和感性事物之间;《道德经》中的“德”概念从认识论方面来看,是“谷神”实现的原理,是一个精神生活的形而上原理;《道德经》中的“德”概念在道德实践上主要是“得”和“舍”相平衡的原理。《道德经》通过“德”概念使得个体价值指向一个形而上的、具有无限利益的生存领域,从而具有提升现实的人格的意义。     

“卡里斯玛”崇拜与中国古代“德治

“谁”来实行“德治”、“谁”才能实行“德治”?围绕着这一问题,文章从韦伯的统治结构“三类型”说切入,论述了儒家的“卡里斯玛”崇拜及其与“德治”思想的关系。认为中国古代“德治”是以“卡里斯玛”崇拜为特征的“德治”,即“圣王”-“德治”。儒家寄希望于“卡里斯玛”式“圣王”来实现“民本”-“德治”-“邦宁”的“德治”理想。然而,这在“传统型”的君主制政体下是不可能真正和全面实现的。文章还分析了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影响,指出除了给君主以“卡里斯玛”光环和一定程度上对君主有规范作用,唯有“德治”思想体系中的“德教”产生了实在的重大影响。     

董仲舒"元"概念新解

关于董仲舒哲学体系中“元”的概念,先贤及时贤有不同的理解.元有本原之义,但不能理解为宇宙本原或者元气,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时间概念的开始.元具有开始、开端的意思,但如果仅仅停留在开始、开端这一点上,就丧失了董仲舒元哲学的本来含义,而这一点恰恰被学者所忽略.元是存在于天地之前的一种本原性的秩序,它强调“始”、“微”、“正”,强调君主在天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重视道德动机.元囊括了整个天人体系,天人体系的本原是元,元同时又涵盖了一切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