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与章太炎的国学观比较研究

马一浮和章太炎是近现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二人的国学观各有特色,在国学的性质层面,马一浮认为国学是经学,而章太炎视之为史学;在国学的研究方法上,马一浮采取的是宋学的义理取径,而章太炎更倾向汉学的征信精神;在国学的立场上,马一浮主张儒佛互摄而以儒为宗,章太炎肯定佛儒相资,徘徊于真俗之际,却以佛法为高;在国学的价值判断上,马一浮主张日新,从六艺的超越性层面肯定自由、平等和真善美等时代价值,而章太炎提倡存古,更多地展现了为故国保存文化典籍、延续历史记忆的民族情怀。     

经济应该由道德和政治来领导——试论钱穆的经济文化观

在比较中西文化的过程中,国学大师钱穆提出了其特殊的经济文化观:"经济人生处于文化的最低基层"、"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道德为文化的最高领导"。这启示我们,在当今物质欲望强烈、国际经济竞争激烈的世界中,应坚持把经济繁荣富强作为实现社会公正和谐、精神文明崇高、生态平衡协调的手段,走一条更合理、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关于“西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都说现在有股“国学热”;相比之下,西学不如国学那样热,人们对“西学”的概念还很生疏,误解更多。比如,望文生义地认为西学就是西方人的学问,想当然地把西学的传播等同于“西化”,简单化地把西学的主流概括为“西方话语霸权”,如此等等。这些糊涂认识已经并且正在阻碍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为此,有必要对“西学”概念作理性的分析,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西学研究面临的几个理论问题。一、西学是现代中国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西学”的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它最先是指在西方产生并传播到中国的学说。最早的西学应该是印度的佛学,但佛…     

邓小平文化观的哲学思考

邓小平的文化观,是指邓小平关于文化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它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文化观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先期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后来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历史时期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依据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 （一）确立物质文化建设的优先地位 人类社会是…     

老问题,新境界——读《“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

20世纪中国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冲击的产物 ,对西学的回应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的主要特征。结果是今天我们早已习惯了用西方现代学术的范畴和标准来衡量一切学术 ,特别是中国古代学术。但是对于这一时期中国学术在西学冲击下的回应方式 ,迄今为止还很少有人对之做过真正清醒、严肃的反思。它的上述特征 ,以及时下流行的所谓中学与西学的比较 ,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假定 ,即假定了中学与西学属于同类性质的学问 ,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认为存在着“中国形态的哲学”这样一个事实 ,并以此为准进行“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所谓比较。方朝晖…     

中西体用之争概述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最流行的口号,当时就有人对其维护中学、贬抑西学的保守实质和割裂体用、调和折衷的思想方法提出过尖锐的批评。自中国走向“现代化”之始,中西体用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到了80年代,在随着改革、开放潮流而兴起的“文化热”中,这场延续了百年之久的老论争又掀起了一个新高潮。在对“中体西用”     

从“经世致用”到“中体西用”——张之洞对传统儒学的调适和锢蔽

经世思潮在晚清兴起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 ,但不能爱屋及乌 ,忽视其负面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张之洞从“经世致用”到“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发展变化后认为 ,经世思想具有双重性 ,既蕴含着走向近代化的可能 ,有利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又承纳着卫护封建道统的本然 ,严守“中学为体” ,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障碍     

文化的综合创造何以可能——张岱年"综合创造"的文化观研究

在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问题上,不同于“全盘西化派”,也不同于“东方文化派”,张岱年系统阐发了“综合创造”的文化主张。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就明确地提出了“综合创造”的文化观。“综合创造”的文化观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复古,认为在文化问题上,正确的态度是把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西洋文化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进行一种创造的综合。[1]从理论上说,“综合创造”的文化观不能回避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那就是,文化的综合创造何以可能?张岱年在批判全盘西化论及东方文化派的文化主张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书讯

本书是作者研究现代中国哲学的专著。共分文化观、形上学、心物论和哲学史4篇15章。第一篇“文化现”包括“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与其文化多元主义”（第1章）、“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与马克思·韦伯中国文化现”（第2章）、“冯友兰的《新事论》及其文化观中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第3章）、“新理学的现代化论与现代性思维的反思”（第4章）;第二篇“形上学”包括“熊十力体用论的宇宙论”（第5章）、“马一浮哲学的理气体用论”（第6章）、“冯友兰新理学哲学要论”（第7章）、“冯友兰《新理学》形上学之检讨”（第8章）;第三篇“心物论”包括“熊十力《明心篇》的明心论”（第9章）、“马一浮哲学的心物     

论魏鲁男《抱朴子内篇》英译的宗教阐释与文化观

本文以美国汉学家魏鲁男道教典籍《抱朴子内篇》英译文本为例,分析译者在翻译道教核心概念“玄”、“道”、“一”时所表现出的典型的“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观,探讨其操作手段背后的“文化无意识”根源.本文认为,“玄”、“道”、“一”作为道之本体在先秦道家思想中可视作同义项,但这三大概念在道教典籍《抱朴子内篇》里已有明显不同,译者将“玄”、“道”、“一”与“上帝”绝对等同,并在译文中按目的语文化习俗借基督教“上帝”概念的多种赋义对应解读,这一缺乏“文化自觉”的宗教阐释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今时代已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