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管理与公共文明建设

公共性是政府公共管理与公共文明建设的共同属性,政府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体现在管理主体的公共性、管理价值观的公共性,管理手段的公共性和管理对象及目标的公共性等方面.公共文明建设的关键在于培养社会的公共精神,政府公共管理在公共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道德示范、制度保障、促进公民的有序参与和激发公民的公共意识等重要作用.     

重叠共识与公共辩护的抱负——答张途与惠春寿

张途和惠春寿对《辩护的政治》的评论和批判主要集中在公共辩护的"辩护性"与"公共性"的含义、体现方式上。张途认为相较于其他强调公共辩护的认知面向的理论家,罗尔斯的公共辩护优势在于其公共性。而惠春寿恰恰认为《辩护的政治》中所阐发的公共辩护没有体现公共性。惠春寿同时认为必须对重叠共识的角色做更为现实的理解,才能说明辩护性问题。《辩护的政治》对"公共性"问题的说明确实过于简略,需要修订补充,而在全面准确地理解罗尔斯的公共辩护的理论抱负及"双重视角"辩护策略的前提下,公共辩护的"辩护性"是可以获得合理说明的。     

公民美德:特征及其意义

公民身份的政治和公共特性决定了公民美德不仅是一种政治美德,它还是公民个体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具有示范意义的公共性美德.政治性与公共性是公民美德的基本特性.作为一种身份美德,公民美德能够使个体以公民之立场理解并参与公共事务,创造并服务于公共利益,支持个体完成公民分内之事,从而自觉地维系公民身份,并确保公民所属政治共同体之发展与凝聚.     

地域特征视角下的城市公共艺术作品塑造探究

公共艺术之所以提到"公共"二字是因为其所蕴含的公共性与表露自身认知与自我感触的纯艺术有较大的区别。公共艺术的特点是其艺术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空间属性,即公共性的体现,而公共性又与整个城市的特定形象与在地性有着密切的关联。从公共艺术所承载的城市功用谈起,分析了当今公共艺术关于城市形象与在地性的回应和演变,从而总结出了公共艺术作品作为城市形象在地性作用而应该具备的基础条件,并给出了对于相关设计从业者关于营造当代城市所需要的公共艺术作品的一般规律的艺术化以及理性化思考。     

论公共艺术中公众参与的重要性——以作品《离·合》为例

公共艺术的核心问题是作品的"公共性"问题,而"公共性"问题其实是公共权力问题。公众参与公共艺术创作是"公共性"的一种重要体现。通过不成熟的创作实践以求抛砖引玉,对公共艺术中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做一个简短论述。     

理解公民道德——“公民”与“道德”的对话

作为公民伦理规范的公民道德,依据公民行为的范围和性质以及来自于生活领域的分域看待,即公民道德本身的不同侧重,可以区分为"公民的道德"与"(公民)公共道德"的双重意蕴。而公共领域因其所具有的公共性、自由开放性、交往实践性和商谈伦理性等精神特质,不但成为公民公共道德的真实存在之域,更与公共道德的价值期许之间有着融洽的契合与互动。而由公民道德的形上关照到形下践行,同样需要我们在对话的场域中给出理性而合理的看待,即公民道德的践行和提升,需要制度与法律的支持和保障,需要来自公民道德教育的长期努力,需要公民在文化传统体认基础之上的道德自觉。     

“艺术性”·“公共性”——艺术的公共精神

在这个有形的世界里,不管是城市景观还是置于其间的艺术形式,都不能忽视构成了公共领域本质及内核的无形的社会文化形态。目前,国内公共艺术家开始逐步关注艺术创作与公众文化的相互关系,显现了艺术的当代性和公共性。艺术迈向公共领域,对公众生活的整体关照,使其公共精神成为了建构城市文明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个体性与公共性:王船山理性概念的双重向度

王船山哲学中的理性概念是从公共性与个体性两个维度加以勘定的。在公共性的层面 ,王船山把宋明思想系统中形而上学的“天理”观念转化为“公理”的意识 ,并强调这种公共理性是在主体间交互关系中得以发源的 ;在个体性层面 ,王船山指出凡是合理性的总是包含了个体自慊 (自我满足 )的感受特性 ,由此 ,理性并不与感性相对峙 ,而是把后者纳入它本身之中     

“治国理政”视域下公民伦理的构建和培育

公民伦理作为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中每个公民都应当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体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的治国之道,构建和培育公民伦理是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题中应有之意。构建和培育我国的公民伦理,在体现其共性的同时,应当寻找符合国情的路径。     

儒家哲学视阈中公共性问题语境分析

公共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儒家哲学对社会交往、公共活动、公共利益、公私矛盾与统一等公共性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儒家公共性兼具超越性与现实性两个向度。"道"是儒家公共性超越向度的表达,是人间秩序建构的价值标准,是现实社会的合法性基础;"礼"与"仁"是儒家公共性现实向度的表达,"礼"为现实社会构筑制度基础,"仁"为现实生活提供精神支柱。儒家哲学正是围绕"道"、"礼"、"仁"的实现而展开其公共性内涵。在这一展开过程中,儒家的社会理想与人生意义得以实现。     

古希腊城邦公民精神的演进及其中国意义

古希腊城邦公民精神以"公共善"创造出辉煌的政治文明。与政治国家日渐分离的市民社会将古希腊城邦公民精神拓展为包含以公共善为旨归的政治品格和以个体善为旨归的公共美德两个维度,阿伦特与哈贝马斯试图在交往视域中整合这两个维度来构建当代公民精神。交往视域的开启为社会公民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新视角,个体善和公共善在日渐成熟的社会中趋向融合。     

论公民社会价值的引入与德育指导思想的调整——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德育内容的解读与思考

"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对德育工作的指导价值有着一种建构性的设计,给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公民价值"两种内容和方向有所不同的指导价值。德育指导价值的这种设计思路,体现了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特征:社会道德和精神生活中的基本价值观,一方面既要向未来公民社会中通行的社会价值靠拢,因为这是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也要延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价值传统,继续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维持现有社会秩序方面的现实作用。德育指导价值上的这种建构性设计,符合我国社会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需要。     

从晚清民国茶馆看中国近代公共伦理生活

中国近代茶馆兴盛,民众公共生活也开始发育,因而茶馆成为重要的公共空间。作为公共空间,茶馆展示着当时公共伦理生活的现实面貌,同时也成为政府和知识精英改良风俗、进行道德引领的重要空间。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中起道德引领作用的主要是政府,所推行的内容是由政府和知识精英提供的,推行的方式是自上而下。可见,茶馆作为中国近代典型的公共空间,其作用与西方近代的公共空间有明显不同。茶馆对中国近代社会公共生活的作用,并没能体现在"公共"上而只是体现在"空间"上,即茶馆提供给了民众展示伦理状况和被进行道德引领的空间,参与其中的民众并没能通过自我启蒙、参与讨论等形成公共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意识。公共性的提升与公德意识的培育,任重而道远。     

公民资格论——政府公共性视界中的公民公共感能力探究

政府公共性意义上的公民,分享着两项公共权利,承担着两项公共义务。他们不仅能够感知和理解公共权利和公共义务,而且具有把它们化为现实的公共感能力。用公共感能力确定公民的资格,为公民的概念提供了规范的标准,从而与国籍描述的公民资格区分开来,把公民定义为与市民不同的公共角色。公民作为公共的角色,应该积极地从正反两面培养自己的公共感能力,不断创造自己作为公民的价值。     

义利之辨与儒家公共性思想的展开

从儒家思想史看,义利之辨虽然不能简单等同于公私之辨,但是公私问题依然是其核心要义。在公共生活中,公义和私利在何种情景下、何者更具有优先性的思考,是义利之辨的实质之一。在儒家看来,良好的公共生活需要个体让渡部分私人利益来落实公义,并以此促成社会的和谐。义利之辨中的公共性优先原则,在儒家的仁爱学说、大同理想、修身工夫等思想中也有体现。就此而言,义利之辨是儒家公共性思想的逻辑展开。     

“网络读图”中壁画的公共性作用

<正>一、"读图时代"中壁画的公共性"公共艺术的要旨是人类的一切行为最终指向审美的境界,服务大众审美要求。壁画作为一种艺术语言直映社会情绪。综合反映了历史、宗教、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人文情况。壁画被称为环境艺术、大众艺术、实用艺术。""网络读图"的公共性是在它的传播功能上的公众性,与壁画艺术的公共性有区别,这里的公众性,即与个人私自相对立,是一种社会属性。是在网络社会的一种平等的,自由的,不受限     

公共生活发生的路径

近代以来的领域分化是由家庭发端的.家庭功能的分化,现代家庭对传统家庭的取代,为近代社会的出现做好了准备.在此基础上,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才得以各自生成.对这一过程,乌托邦思想家有着高度的敏觉,看到了"公"与"私"开始出现的矛盾,因此,他们多有废除家庭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公"与"私"的矛盾最终是在现代政治建构中得到化解的,是在"代议制"中得以调和的.当人们找到了"公共利益"形成的途径时,实际上也找到了建构公共生活的方式.但是,今天的公共生活还流于形式,只是朝着实质性公共生活过渡的准备.     

重叠共识的公共性与辩护性

罗尔斯的后期哲学例证了一种公共辩护(public justification)的方案。作为这一方案的核心环节,重叠共识不仅需要展示正义原则是如何得到辩护的,还需要使这种辩护满足公共性的要求。许多学者基于"双重视角"的区分来理解重叠共识,认为它是从理性个体有偏袒的私人立场出发来对正义原则的稳定性进行检验的。这种观点既不能真正解释重叠共识的辩护性,也无法满足公共性的要求。事实上,重叠共识最好被理解为合理公民们从集体的公共视角出发,尝试调和正义原则和各种合理整全学说的动态过程,其最终目标是确立一种辩护的政治,而非展示正义原则理论上的正确。     

黄宗羲的公共性思想——以《明夷待访录》为中心的考察

黄宗羲的政治哲学在公共性维度有着丰富的体现。黄宗羲正视人性之私,但要求为政者在履行公职时应以公抑私,君主不能以最高权位谋取一家一姓之私,群臣也不能将职分定位在效忠于一家一姓。黄宗羲主张,国家的大根大本在于制度建设,但制度建设的正当性不在于维护帝王统治,而在于其利于天下万民的动机与措施。为了更好的使民众参与政治事务,黄宗羲特别主张通过完善"学校"制度和拓宽"取士"渠道来促进士人和民众的公共议政、公共评判、公共参与,以此完善国家的公共治理。黄宗羲的公共性思想既是传统儒家天下为公思想的发展,也是近代以来公私之辨的先声,对于现代政治治理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问题与挑战:社会科学研究趋向的哲学反思

公共性是社会科学的灵魂。然而,当下社会科学研究表现出以下三种趋向:一是研究的小圈子化;二是远离公共世界;三是浓描"个人心志伦理"、淡化"公共责任伦理"。这三种趋向侵蚀了社会科学的公共性,剥夺了社会科学的务实性、审慎性和思想性,弱化了社会科学的道德、责任担当,使其日益成为"灵魂缺失的社会科学"。为了找回社会科学研究的灵魂,有必要使"小圈子化的社会科学"转型为"公共的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