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

康德的至善学说蕴含着一种从后果主义角度进行解读的可能性。至善作为德性与幸福的综合,可以被解读为"理想的道德世界"或"一切道德目的的全体",它蕴含着一种追求"理想事态"的后果主义价值论思想。而康德关于"人有义务促进至善"的主张,不仅不像伍德和贝克等人认为的那样与康德关于"应当意味着能够"的主张相冲突,反而包含着从目的出发来理解义务之可能性的后果主义规范论思想。因此,探讨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不仅有助于克服康德伦理学与后果主义伦理学不兼容的传统教条,也有助于克服对一般后果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论是"前道德的"或"非道德的"的责难。     

至善与道德世界——康德至善概念的现象学诠释

借助对义务(道德)意识构成的现象学分析,我们可以将康德的至善概念解释为义务意识原构成所预设的道德世界,从而将至善论界说为康德的善理论的一个自然延伸。这一解释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回应对至善概念的批判,而且勾连了法则与目的,并因此提供了一种对康德思想中的目的论维度的新的理解路径。文章也在强调至善概念内蕴的共同体维度之同时批判了对康德至善与道德世界的政治解释,坚持了自由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基础地位。     

人何以致善——就亚里士多德有关思想与本耶特教授商榷

一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致善”(to become good)(Aristotle,Book II,2;下引仅注卷章序号)是人的道德成长的最高境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善人或恶人并非天生,而是在出生以后的现实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善人因其践行了美德行为(virtuous acts)而成其为善人,恶人因其践行了邪恶行为而成其为恶人。由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理性的思辨而在于实践,亦即“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知道何为美德,而是为了成为合乎善的人”(同上),因而,有两个问题便合乎逻辑地在整个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理论中居于实质和核心的地位:第一,什么样的人…     

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当代反思

研究怎样的生活是好生活是古代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被认为是人生的终极目的,是最高的善。因此研究什么是幸福,研究如何获得幸福就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首要问题。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论证,可分为目的性论证和功能性论证,其中存在个体、社群、人类共性的本质三重维度。     

伦理学研究中的"问题"与"真"——基于社会伦理研究的视角

通过对社会伦理研究的具体思考,反思伦理学研究中问题、知识、真之间的关系,从一特殊视角揭示出伦理学研究应在开放的科学知识体系和道德生活中,从真问题出发,获得揭示时代精神的真知识,指向人类善的价值精神;同时阐明伦理学研究中的真与善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     

儒家的道德人格是自律的吗?──一种比较分析的视角

"自律"概念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自从它被延用到道德领域以来,已经成为西方伦理学(尤其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儒家伦理学以重视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人格的塑造著称,那么它所讲的道德人格是否具有"自律"这一向度呢?文章结合近年来国际汉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并联系先秦儒家的经典原著及儒家伦理学诞生其中的历史背景而给予这一问题以否定的回答。作者认为,儒家伦理学所讲的道德人格虽然强调主体的独立选择,但该"独立选择"不是西方伦理学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自律。在探讨其所以然的过程中,作者想带出中西方伦理学的根本差别之所在。     

舍勒与康德,殊途同归:道德的善

尽管康德和舍勒的伦理学形态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二者在根本上都属于自律伦理学.康德在人的意愿中探讨道德自律,而舍勒则在人的爱的秩序中探讨道德自律.但是与康德的理性自律不同,舍勒强调的是人格自律.对于舍勒来说,人格是道德的善的载体,人格的本质在于一种绝对时间化,而绝对时间化又是在其通过行为并在行为中持续的生成中进行的,因此道德的善必须具有绝对时间的特征.无论康德和舍勒伦理学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他们最终关注的都是道德的善的问题.     

简论当代天主教新自然法学派的基本人类善理论

新自然法学派（New Natural Law Sch001）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天主教伦理学思潮之一。在该学派那里，基本人类善理论是其整个伦理学体系中最重要、最关键的理论。本文的主要任务是，解释该学派关于基本人类善的含义及其种类的思想，阐述基本人类善的主要特征，并简要分析基本善理论在新自然法学派伦理学中的核心地位。     

新闻工作中的"是"与"应当"问题

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是与应当的问题,特别是应当的问题。在新闻工作中,应当的问题表现为应当如何选择新闻题材,应当如何报道新闻事实以及如何处理新闻报道中的各种应当之冲突的问题,而最根本的就是如何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的问题。     

在“道德”与“伦理”之间 ——论康德与福柯的晚期斯多亚情节之殊异

康德对晚期斯多亚派的"道德"继承和福柯对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研究既体现了各自的理论旨趣①,也印证了二人在启蒙问题上的根本歧见和所处境遇的历史差异。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康德道德学的伦理因素与福柯伦理学的道德因素。同晚期斯多亚派一样,康德、福柯都无一例外地以一种现时性的反思态度对待旧秩序的崩溃和新秩序的到来,并在古代的现在与当下的现在的比较、运思中,分别从正当之善与生活之善的角度赋予其"道德"或"伦理"以深沉的历时性意义。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责任伦理思想——基于对至善思想的考察

韦伯、约纳斯和阿佩尔等责任伦理学家不管是将责任伦理视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补充,还是将之视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改造,都预设了后者是缺少责任伦理之维的意念伦理。本文质疑这一预设,试图基于对康德至善思想的考察,表明康德道德哲学思想中包含了责任伦理的思想。本文将先指出责任伦理学主张在承认道德原则的基础上在原则应用环节纳入对行动后果的考量,是一种整合义务论伦理学和后果论伦理学的尝试,并呈现了以阿佩尔为代表的典型责任伦理基本论证思路。在此基础上,本文在康德实践哲学的框架内对其至善思想展开考察,通过对至善所包含的德福一致思想、上帝理念的分析以及对其论证思路的重构,表明至善思想体现了责任伦理的主张,并且康德的论证思路与阿佩尔对责任伦理的论证思路基本一致。     

食物伦理规则

食物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根据,人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回避人与物、人与自我、人与他人关系中的食物伦理问题。在人与物的关系中,食物伦理规则追求运用食物保持生命的自然目的,此为自然之善。自我在追求善(或好)的生活的生命历程中,把食物的自然之善提升为维系人性尊严的自我之善,此为人与自我关系中的食物伦理规则。自我之善与自我之恶的矛盾蕴含着超越主观的自我善恶的客观伦理法则——食物权及其相应责任所共同构成的人类之善,即人与他人关系中的食物伦理规则。食物伦理规则本质上是人类扬弃自然的实践活动所彰显的自由精神。     

正当与德性的分离 ——康德在伦理学主题现代转向中的作用

随着伦理学的发展,伦理学的主题发生了现代转向:从以"善"为核心的德性伦理学逐渐向以"正当"为核心的现代道德哲学转变,其中康德的伦理学在此次转向中起着重要作用,成为联系传统的德性伦理学和现代道德哲学的关键环节。     

“共善”理念的跨文化探究

"共善"这一概念既非地道的舶来品,亦非土生土长的国货,而是世人在长期中外文化交流中达成的共识。"共善"之思想古今中外皆有,并且在共同体的语境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从哲学目的论的角度来把握,"共善"乃终极之善(至善);从历史发生论的角度来把握,"共善"是道德之源和道德之本;从规范伦理学的角度来把握,"共善"是道德判断的标准。     

朱熹《大学章句》中的责任伦理

朱熹《大学章句》的核心是至善问题,即人在生存中对至善的把握和实现。作为《大学章句》所阐释的一种责任伦理,这涉及人的生存和真理之间的一种张力关系。从逻辑上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从君子和小人的区分阐释《大学章句》中的至善人性观;其次,从自由意志和责任伦理相统一的角度阐释至善的现实化问题;最后,阐释《大学章句》所陷入的真理困境,这是宋明理学受到批评的原因所在。     

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双重向度

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向度问题缘起于八十年代的“内引”说与“外灌”说之争,突现于九十年代的道德功能大讨论。经济伦理学研究应当坚持两大向度:一个是目的向度,从人的生活出发,确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一个工具向度,从经济的内在要求出发,提供经济发展的道德手段。只有将这两大向度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确立经济伦理学的社会地位。     

论至善对康德批判哲学的定向作用

至善学说在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经常遭到研究者的忽视或误解。事实上,至善作为幸福与德性、自然与自由、理论与实践以及感性世界与理智世界的综合统一,对康德伦理学、认识论、历史观和宗教学说中都具有重要的范导意义。至善不但体现了康德批判哲学的最终目的,而且对批判哲学体系的最终建立具有定向作用。     

人的双重有限性与至善的概念北大核心

康德在至善的概念中引入幸福,引发了诸多质疑。在康德的伦理学中,人既具有理性的有限性,又具有存在的有限性。这两种有限性有密切的联系,导致康德的伦理学存在着张力。将幸福引入至善的概念中,正是康德重视人的存在的有限性的体现。然而,这也使得康德在一些论述中让人们以为他违背了意志自律的基本原则。实际上,促进至善的义务在客观上并没有增加新的义务,只是在主观上添加了道德的人具有获得幸福的资格与希望。康德在后期可能试图消除人们的误解,在人的双重有限性的张力中,他更突出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因为它才是其构建道德的纯粹性的着眼点。     

柏拉图的至善之谜

柏拉图的伦理学中最高的概念是"善的型",也就是"善本身"或者"至善"。他从未阐明"至善是什么",甚至认为这只能是一个留给读者的谜语。通过梳理《国家篇》、其他对话和书信中关于至善的线索,基于文本分析和语境还原,有可能追索"至善之谜"的答案。至善不仅在柏拉图的元伦理层次上扮演了基础性的角色,而且在共同体的政治哲学、美德伦理学、教育哲学等方面都有重要启示,因而可以透过多维度对其进行把握。     

从机器(人)伦理学视角看“物伦理学”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技术伦理学在技术哲学的后现象学兴起的背景下出现了"物转向",即"技术人工物"在"人—技术"交互情境中有着全新的伦理意蕴。机器(人)伦理学研究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哲学中"物"转向在科技伦理中的回应,"物"转向后的机器(人)伦理学是对经典伦理学的拓展和对人本主义的超越。聚焦"机器(人)"伦理视角对技术人工物的伦理问题进行深度分析与反思,对于准确把握"物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