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实践的智慧学"探求诠论

对哲学作为“实践的智慧学”的探求是牟宗三后期哲学思考的核心。这一探索,开启了牟宗三中国哲学与康德哲学双向诠释的基本视域,也拓出了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建构的理论地平。“实践的智慧学”诠释具有独特的理论内涵,也隐含了牟氏道德形上学自我批判与超越的思想线索。     

论“道德的形上学”建立之逻辑进路及其意义——以王兴国教授之牟宗三研究为中心的展开

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是一种现代形态的哲学间架,是牟氏哲学地建立起来的新儒学。其之所以能哲学地建立起来,端赖其逻辑进路。由逻辑之先验性照见纯理自身,既而进至知性主体,再由知性主体之不足,而朗现儒学之心性道德主体,这是唯一的先验超越本体,"道德的形上学"至此而建立。逻辑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是理解"道德的形上学"何以必须建立之根本进路。只有把握了这一进路,"道德的形上学"之内涵及其意义才能得以全盘展露。     

以德摄福:牟宗三对康德圆善论的儒学诠释

与康德不同,牟宗三肯定人有智的直觉,并以孟子本心为根基,借鉴康德形上学之架构,沟通道德与存在,试图构建儒家的道德形上学。在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架构中,乃以道德涵摄存在,进而以德摄福,其构建形上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哲学上的一个终极话题,即康德意义上的圆善问题。     

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意涵及与康德、黑格尔的相关性

本文分疏了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中的康德与黑格尔哲学资源,剖析其两层存有论的内在矛盾及其缺失。牟氏在证成现代民族国家时,预设了康德式两层存有论的义理架构,在论证方式上则引入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牟宗三证成道德的形上学,建立两层存有论,但他认为现象只具有认知的意义,人的德行与法权并不在其中,使二者暗而不彰。顺着康德的理路,牟宗三哲学中法权与德行两个方面的缺失都可以得到补足。     

历史的诠释与创造的诠释──论牟宗三后期哲学中的“物自身”是价值意味概念的命题

“物自身”是康德哲学中最为复杂、最难理解和最为重要的基本概念与中心概念,也是牟宗三后期哲学即道德的形上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牟宗三把“物自身”诠释为一个具有价值意味的概念,是在对康德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与会通的过程中完成的。这项诠释既是历史的诠释也是创造的诠释,开启了从价值论的形上学的视角审视与诠释康德哲学的新路。无论是对于康德或者牟宗三来说,伦理学也只是透视与契近物自身的一个支点。因此,物自身作为一个价值界域具有比伦理学更为广泛与丰富的意义。对康德来说,其终极的指向是一个宗教的界域;对牟宗三而言,其终极的指向则是一个价值论的形上学的界域,即一个“无执的存有论” 的界域。     

论牟宗三易学思想的演变

牟宗三的易学是其原创性哲学的重要内容,体现着时代精神。他的早期著作《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元学及道德哲学》,以罗素哲学、数理逻辑、新实在论解读《周易》,阐述了自然哲学和自然主义道德论,对缺乏科学与逻辑并高度意识形态化而成为人性之桎梏的中国传统文化补缺救失;在中后期,面对物质主义和唯科学主义在世界的泛滥,寻求人类的终极关怀,创立道德形上学,其易学即为这一体系的构成部分。牟氏易学的发展既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也显示出其视野由中国到世界的逐步开阔化。     

如何理解牟宗三的哲学观

牟宗三的哲学思想极富个性而且著述丰厚,因此我们很难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他的哲学观。由于牟宗三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性体"的本质属性乃是内在而且超越的道德实体,因此,人们可以通过"逆觉体证"等道德意识唤醒或激活人人具有的"智的直觉"以呈现之从而获得自由,这就是牟宗三哲学观的核心要义。牟宗三所构建的"道德的形上学"体系综合阐释了中西哲学思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因此,研究和探索他的哲学观有益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     

牟宗三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兼论中西哲学比较应有之心态

牟宗三依据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分析批判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指出康德只有道德的神学,而无道德的形上学。牟宗三的批判基本上没有真正把握康德道德哲学的实质,因而其批判是落空的。由此,也使得我们反思在进行中西哲学比较和融通的工作时,必须本着宽容的哲学心态,依据恰当的立场,来分判中西哲学的特点,从而获得对各自哲学理论实质以及哲学问题的把握。     

论牟宗三易学诠释中的本体与工夫

牟宗三的学思始于《易》亦终于《易》。牟早年视《周易》为"中国式的自然哲学",后来则以《易传》为"孔门义理"。所谓的"孔门义理",即《乾·彖》所全幅展现的一套儒家道德的形上学,而以"性与天道"之双向贯通为其真实的内容意义。"即存有即活动"的道德实体落实在《易传》,即表现为"乾坤并建"所开拓的理境,而"逆觉体证"的工夫则集中体现在牟宗三对王弼"复见天心"注解的批判性转化中。道德的形上学所彰显的是一价值世界与意义世界,由于这一形上学是逻辑地建构起来的,因而牟氏易学中的本体与工夫以及由工夫所开显的价值世界难免落入玄远抽象的空洞承诺中。     

孔孟建构道德形上学的差异及引申的两个问题

在西方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被称为形(而)上学。先秦儒家并不关心这种意义的形上学,但这并不代表先秦儒家没有自己的形上学。先秦儒家形上学的一个很重要内容,是为道德寻求终极根据,可以叫做道德形上学。建构道德形上学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孔子尚未具有这方面的思想自觉,孟子则明显具有了这种自觉,这种变化说明孔孟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理清这种差异,对于明确儒家哲学的特质,发现牟宗三相关思想的不足,有重要意义。     

“道德形上学”中的“圆善”证成工夫与境界析论

“圆善”问题是康德和牟宗三共同关注的话题。不同于康德以“设准”达至信仰的解决路径，牟宗三以建构“道德形上学”的方式、通过工夫修养之“呈现”来体验道的形上本体，无疑是一创新。经过牟宗三的吸收与创造性转化，其所谓“道德形上学”与“圆善”能否实现康德意义的“德福一致”,似仍有较大讨论空间。本文拟在前贤所论基础之上，对此问题尝试做一些补充性说明，从牟先生“道德形上学”中的“横摄”等义中拓展出“横向”“横摄”与“横讲”三种工夫路径与方法；并从“境界形态形上学”与“实有形态形上学”合一出发，进一步挖掘“道德形上学”中可能蕴藏的境界、工夫说在解决“圆善”问题上所具有的理论潜力。     

牟宗三圆善论之再分析

牟宗三先生提出的以道德形上学为圆教解决德福一致的命题,不少学者认为这仅是赋予存在以道德意义,主观上的解决等于没有解决。本文完整地分析了道德形上学的各个要素,认为该理论有自身的逻辑推衍,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要,立足于精英式的实践与体证,对圆善问题有着独到的解决方式。     

牟宗三与现象学

把某位思想家任意拔高、崇奉过甚 ,是中国思想史并不鲜见的一种现象。在有的学者那里 ,牟宗三也遭遇着类似的命运。有些论著称其为“近代以来的第一人” ,甚至还把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与牟氏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既缺乏历史的论证 ,又隐含着抽象的价值肯定 ;不仅不利于牟氏哲学及其与康德哲学关系的研究与评价 ,而且也不利于中国哲学以及中西哲学的比较与理解。本文在牟宗三的评价上虽然未必没有可以商讨之处 ,但其关于牟氏与现象学的具体研究值得注意。这种具体研究 ,较之那种“以讹传讹 ,得末行末”的盲目做法 ,不是更为可取吗 ?     

牟宗三与海德格尔

牟宗三以道德意识的有无为视点,对海德格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其不通透,误置了形上学。反批评者则从现象学的角度,认定牟宗三对海德格尔的批评有着原则性的误识,反而是他自己误置了存有论。双方观点针锋相对,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深入理解牟宗三、海德格尔哲学的契机。事实上,牟宗三对反批评者的担心和理据"了如指掌",其海德格尔批评或许"来得太早",但却具备着毋庸置疑的正当性。     

康德道德形上学及其意味辩释──兼及牟宗三先生有关康德伦理思想的理解

一、引子：关于“道德形上学”及文化比较的可能性“道德形上学”作为复合词是个需澄清的概念。“道德”与“形上学”在复合时谁为主词，谁为宾词，结果大不一样。宾词具有解释主词的功能，在复合后充当修饰词。用“形上学”解释“道德”，是要给道德寻找形上学的根据；用“道德”解释“形上学”，是要为形上学寻找道德的根据。牟宗三先生意识到这种区别并由此搭起比较儒家伦理思想与康德伦理思想的一个解释框架。他说，“道德底形上学”（MetaphysicofMorafa）与“道德的形上学”（MoralMeta．PhysicS）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前者是…     

乾坤并建超越内在--牟宗三后期易学思想研究

牟宗三先生后期易学研究和他早年对<周易>的研究有所不同,他强调了<易传>是孔门义理,并发掘了<周易>的辨证思维模式.乾坤两卦是牟宗三先生后期易学研究的主要内容,通过对这两卦的研究他提出了"乾坤并建"原则.乾坤并建包括创生原则和终成原则,乾元代表了创生原则,儒家的道德形上学全都藏在乾卦;坤元代表了终成原则,包含了儒家的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易简原则也是乾坤并建的重要部分,易简原则就指出了道德修养的方法,确立了道德实践的第一义.超越内在则概括了<周易>的总体特征和儒家的智慧,是儒家道德形上学的集中体现.     

中国现代形上学建构的反思——以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为例

中国现代形上学的建构存在着逻辑(知性)和生命两条进路,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是对熊十力生命进路的继承。本文对这一形上学建构的得失进行了分析,并对后形而上学时代意义本体论的建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道体与道德——道体学内外的牟宗三

牟宗三在《道体学引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丁耘教授一方面接续了牟宗三的基本洞见,以四因说为基本问题来判摄中西哲学,但另一方面也对牟宗三提出了三个主要批评:1.误认乾元;2.以心统天;3.重流行而无主宰。在批评牟宗三用存在论取代了熊十力的体用论后,丁耘提出了存有与活动之外的道体新义:虚静。但是牟宗三的思想并非不涉及体用论与虚静问题,而是将其统摄于圣人之道与实践工夫之中。首先,牟宗三通过乾道各正性命的“善终”义来强调“天道性命相贯通”是实德成物之流行,肯定了个体终成意义上的目的因,以此与玄学以“乾元”为主的体用论相区分;在《易经》诠释中,牟宗三提出兼赅“静正”与“沛然”的“寂感真幾”的概念,主张通过圣人精诚感应的德性生命呈现道体;在主静问题上,牟宗三以具有德性内容的圣人之道为第一序,并将其作为区分儒道的义理骨干,从而将主静限定在“静复以立体”的儒家工夫论上。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与丁耘的道体学之根本差异是前者侧重“心性对扬”而非对道体自身之体悟,时刻突出道德实践的警策义,其着重呈现的是道德、形上学与宗教的源初交互境界。     

从"德性优先"到"德知并建"——由"良知坎陷"问题引出的中国哲学形上学现代诠释的反思

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有三类提法.只有在道德形上学的圆善层面上进行解读,知识才能得以保存.这固然在儒家心学系统中已经达至圆满,却未必是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最佳典范.成中英先生在尊重先秦儒家经典的原义上建立了本体诠释学,以一本多体的态度看待道德与知识,在新外王的现代开展上甚于"良知坎陷"的处理方式,为现代中国哲学形上学...     

论牟宗三哲学中的“实践”观念

牟宗三将"实践"观念作为其对传统儒学诠释和阐发的核心内容,不仅着重揭示了"实践"在儒家哲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而且将这一观念作为儒学超越康德哲学的重要标志。在牟氏自身所建构的哲学体系中,"道德实践"赋予"本心"活动性内涵,确证了"智的直觉"必然呈现。从儒家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牟宗三哲学继承并发挥了传统儒家思想中道德实践观念的"超越向度",而对"现实向度"重视不足,因此造成了其实践观念的思辨化倾向。从儒学学术形态的现代演进来看,牟宗三哲学的理论旨趣、思想资源和话语方式都不同于传统儒学,这种对于"实践"观念思辨化的理解方式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