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慈湖思想中的“觉”及其成圣意涵

南宋后期,杨慈湖(杨简)被誉为儒学界"泰山乔岳"式的人物。杨慈湖"心学"向以其独特性而备受学界重视。在杨慈湖的话语系统中,他不在单一的意义上论述"心"概念,而是将其与"一"和"觉"等概念融合使用,从整体层面来阐明他的思考。本文认为,杨慈湖思想中的若干次大"觉"可概括为:己心之"觉"、本心之"觉"和心物之"觉"三个向度。在生活的过程中展开对"心"的体证进而觉悟并使"觉"的状态持续不断地呈现,即为杨慈湖思想语境中圣人境界的顿达。     

陆象山与杨慈湖师弟关系辨证

慈湖与象山,固有师生之谊。然慈湖之学,并非主要得力于象山,而是在其父亲的教诲下研《易》、并深造自得的结果。慈湖对象山学之贡献,更多体现为对陆门声势的壮大。考察慈湖、象山师弟之授受关系,可知后世以慈湖最得象山之真传,不啻为儒家心学史一大误会。     

庄子德论发微

以《庄子》内七篇中的"德"这一观念作为中心线索进行考察,通过对"德"与"道"、"心"、"命"等概念之关系脉络的探析,可以内在地了解和呈现庄子德论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理论特质。在庄子这里,体道于心即为德("游心于道"),并且心只有在虚灵明觉状态之下方能体道("虚室生白"),而要使心显现其本然之虚灵明觉则须诉诸主体自身的精神修炼("德者,成和之修也"),这就是庄子所谓的"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在战国时代心术思潮的宏观背景之下,不同于儒家基于人伦关系而建构道德观念的理论进路,庄子的理论旨趣则转而指向一种非道德(或者说超道德)意义上的精神修炼。     

杨慈湖的圣贤意识及其实践意义

杨简(1411-1226)字敬仲,世称慈湖先生。《四库全书总目·慈湖遗书提要》称:金溪之学,以简为大宗。慈湖先生终生致力于成圣成贤,一直积极宣传圣贤理论。通过他的描述,我们可以去接近古代圣贤:一方面从内部进入圣贤的精神世界,考察圣贤的意识深度和意识广度;另一方面从外部观察圣贤的行为举止。当我们     

圣人境界的通达之路——杨慈湖《绝四记》释论

本文拟对南宋杨慈湖的重要哲学文献《绝四记》进行重新解读，试图打开领会慈湖思想的新境界。本文认为，杨慈湖的哲学，存在着一个“一”一“心”一“觉”的动态结构，而《绝四记》这篇文献，则代表了这一动态结构的基本完成。慈湖关于“绝四”的讨论，实际上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以“心”与“一”的纯然相契而实现“觉”的途径，是为通达于圣人之境的...     

李二曲“心体”论诸说——从对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融摄说起

"心体"系宋明理学一重要概念,具有本体论意义,它直接肯定道德主体与道德法则之同一性。在李二曲哲学中,对"心体"问题的辨析是其建立道德形而上和道德主体论的拱心石,也是二曲解决内圣之境何以可能的切入点。其"心体"之意大致指心的本然性质、面貌、状态;心之"体"即性之理。二曲"心体"论即像朱子那样重视其认知之义涵,强调心体之"虚明",又继承王阳明重视"心体"作为道德本体之传统,强调心体之"至善"。李二曲"心体"论体系所涉及概念较多,概念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差异蕴含着主体意识、道德本体、修养工夫等内容。其"心体"论逻辑终点为"人心",它有可善、可恶之可能性,当人心与世运发生冲突之时,李二曲主张"明心"与"体理",使"心体"能明善复初,葆有其性。     

性善论的精神哲学意义

社会的急剧转型、伦理方式的根本转向解构了中国伦理认同的精神基础:"性善论"。"性善论"作为真理亟需获得新阐释使本身已是合理的内容获得合理的形式。以精神的方式把握"性善论",使之成为解决当前中国问题的精神资源。为此,本文以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为理论资源,呈现性善论中"四心"与伦理客观化自身的环节之对应、同一与同构关系,表明"性善论"内蕴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伦理向道德自然转承的精神逻辑。性善论预设了个体获得自由的伦理能力,这是当前中国社会建构伦理秩序与个体生命秩序的精神前提。     

论陆、王心学之异同

陆九渊和王阳明都是心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天人合一论的视域下,二者皆以为"心"才是天下万物生存之大本。这种本原之心,具有超越性。这是二者之同。二者之不同在于:陆九渊以心为本,强本而轻末,在立天地之本的同时,忽略了此本或体的发用,表现为对简易工夫的偏好;王阳明则吸收了朱熹的体用论,不仅立心为本、为体,而且重视心体之用,表现为对"格物致知"与学习、践行的重视。二者的不同,简单地说,陆氏有体而无用,阳明则是有体亦有用。     

和谐精神:人文奥运的基本精神

在"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主旋律中,内涵着厚重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又可以归结为以心和、人和、天和为特征和指向的"和谐精神"。"人文奥运"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三大理念中的核心和灵魂,而人文奥运的灵魂就是和谐精神。和谐、合力、和衷共济、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是人文奥运的基本精神,和谐是奥林匹克与中华文明的最佳结合点。     

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说与东亚儒者的诠释

在东亚的"仁"学思想史中,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说是朱子之前的最高峰,是二千年来中日韩各国儒者"仁"学论述之源头活水,极具关键性之地位。自孔门以降,儒家"仁"学义蕴丰富,理路甚多,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这项命题,极具理论之意趣,亦深具思想史之涵义。历代东亚儒者对"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提出深具时空特色之诸般解释,并开发潜藏于其中的哲学问题,揭示了"仁"与"礼"之不可分割性与相互紧张性。中国儒者对孔子"仁"学之新诠,以朱子、杨慈湖、王夫之、戴震最为精彩,尤以朱子释"克"为"胜"、释"己"为"身之私欲",具有指标性之作用。朱子以后的东亚儒者或推衍、或驳斥朱子之说,但都无法跳过朱子的诠释典范。从解释者所依凭的理论背景观之,如果说朱子代表了"理学"的诠释进路,那么杨慈湖、阳明后学诸君子与王夫之可以说是践行了"心学"的诠释进路,而十八世纪戴东原的解释则表征了反宋儒"理"学思潮的兴起。就朝鲜和日本儒者而言,十七世纪日本的荻生徂来与十八世纪朝鲜的丁茶山最称大家。荻生徂来以"纳身于礼"及"以礼制心"解释"克己复礼为仁"说,丁茶山以父子、君臣、夫妇等均尽其分定义"仁",两说虽有所出新,但基本上与清代中国的"礼"学思想相互呼应,可视为东亚近世"实学"思潮在《论语》诠释中的表现。     

中晚明王学“以内在证超越”之取径新探——以江右王门王塘南之孟子观为线索

王门以内在证超越之取径,在王塘南的思想中,主要有以心证仁、以良知而非情识证性体、以"外"证"内外中道之体"等具体形态。其中,以心证仁体现了王门以内在证超越之别于程朱以超越证内在的基本理路;良知情识之别,是江右王门之特色所在;而以"外"证"内外中道之体"是王塘南本人基于江右、融会浙中的义理创发。     

杨简杂禅辨正北大核心CSSCISSCI

杨简（1141～1226）,字敬仲,慈溪人,谥文元。曾筑室德润湖上,更名慈湖,学者称慈湖先生①。杨慈湖为象山门下高弟,全祖望说“文元（慈湖）为陆氏功臣”②。四库馆臣也认为,“简则为象山弟子之冠,如朱门之有黄斡”⑧。黄宗羲评价其学术地位说：“象山之后不能无慈湖,文成之后不能无龙溪”④。近人钟泰谓：“陆门之有杨慈湖,犹朱门之有蔡西山也”⑤。这都表明,慈湖是象山门下最有影响、最有成就的弟子。甚至“其立言宗旨,已开新会、余姚之派”⑥。其学说在陆王心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慈湖生前身后备受“近禅”、“是禅”之讥,理学史上评鉴慈湖学术,这个指责亦所在多有。因此四库馆臣总结说,“其讲学纯人于禅,先儒论之详矣”⑦。从唐宋开始,儒学视二氏为异端,直至中晚明才有所转变⑧。在儒林或道学中人看来,“近禅”是非常严厉的批评。对心学一系理学家“杂禅”的问题,虽然学界近来有所考辨,一些沿袭之谬得以澄清,但于慈湖尚缺乏全面深入的检讨。而慈湖思想与佛教的关系究竟如何,关涉到其学术的宗趣和定位,确有专门研究的必要。本文从辨析慈湖的态度与行迹和回应“世儒的批评”两方面加以考察,希望使慈湖“杂禅”的问题得以辨正和嫠清。     

从象山三解“艮背”看其心学义理之展开

象山之心学,可以其三解"艮背"之说为纲,来揭示其义理的具体展开。其一解乃是批判伊川所解"艮背",实则初步提掇己学之规模;二解乃借批判程朱欲起说从而全面展开其心体,在本体论上去程朱道体直贯性体而代以直贯心体,否认性体之存在;在欲起说上截断程朱"天理—人性—心感物—情欲"之体系,而代以病在人心之说;在工夫论上以"辨志(义利之辨)—复本心—辨志(立其大)"之体系取代程朱"变化气质"之说;三解则以"任理"对其独任心体之弊予以修正。     

杨简“心”本体阐释

杨简接续和光大陆氏心学,以"心"为本,将"心"之范畴彻底化、圆融化,建立了完全意义上的心本体学说。杨简认为,本体之心是人人之所自有而又超越个体和时空的宇宙本根。它本然自足而自明自神,虚明无体而范围天地,发育万物,贯通古今,自善自仁。杨简心之本体具有六个特性,即内在性、超越性、神明性、虚而无体性、感通天地万物之性和道德伦理性。通过对"心"本体的阐释,杨简抛弃了陆氏"沿袭之累",继承陆氏又超越陆氏,因此,走向彻底的唯"心"论。     

中国传统精神哲学论纲

中国传统精神哲学包括精神形上学和精神修养学两大部分,其旨趣在于人的精神提升与精神超越。儒、道、佛三家分别以道德心、自然心和清净心作为精神生活的基点,并提出入世、隐世和出世三种精神超越之路。这些学说虽有历史的局限性,同时亦包含普遍性与恒久性的思想成分,对于现代精神哲学的理论建构和现代人的精神修养具有重要价值。     

精神哲学与知觉性理论——徐梵澄心学思想述论

徐氏的精神哲学,以心的知觉性为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即是心学,或心的哲学。相比而言,如果说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是人的哲学,徐梵澄的精神哲学则突出心的哲学。徐氏这一哲学注重精神体验和精神修为,关注转化生命气质,与纯粹哲学并不相同。而且其体系不仅重视个人的心,也重视宇宙的心,超越了以人为中心的启蒙思想。这一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自觉继承陆王学派,属于20世纪广义的现代新心学的范围,其思想与现代新心学的其他思想家多有相通之处,对于自觉接续心学哲学作为精神人文主义的基础的发展与努力,具有借鉴的意义。     

谨人心之“几”:诚意视角下的朱子慎独工夫论

朱子视诚意为"自修之首",以"心中实有天理"释"诚",以"心之所发"释"意",强调人之道德行为要真实无妄地发自人心本有的善性,不能夹杂任何恶欲的成分。人在心体未发时戒谨欲念、涵养天理本体、以静制动相对较为容易,而在介于心体已发未发、欲念萌动的人心之"几"阶段,此时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具有很大的隐蔽性,是人心最容易堕入欲望泥潭的危险时段,亦是道德修养中最难且最需要戒谨的时段。朱子在诚意视角下,以"审其几"为慎独功夫之要,防人欲于未然,存天理之本然,对传统空间意义上的"慎独处、独居之所为"外向型修养工夫进行了由外向内的纠偏,对我们正确认识儒学的慎独工夫具有重要意义。     

“无善无恶心之体”义解——王阳明“四句教”首句宗旨新探

"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之宗旨历来聚讼纷纭,其中有代表性的说法略有八家。本文通过分析八家说法之得失,并结合阳明思想之整体倾向,探讨了心体作为"无心之心"的本体意涵,指出良知与心体存在显隐之别,二者是一种"潜在蕴涵"的关系。"无善无恶心之体"兼指本体与境界,其真实意涵在于描述心体明莹无滞、不染尘累的本然状态,而"至善者心之本体"中的"至善"二字乃是叹美之辞,与伦理意义的善恶无关。"四句教"是阳明晚年试图化解其学说内部紧张的学术总结,亦折射了中国思想史的深层张力。     

“恶”之缘起、明觉与去除——以王阳明“四句教”为中心的考察

王阳明"四句教"围绕善恶问题而展开,其理论前提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心体作为无限感通的一体之仁,超越善恶的相待性,此即"无善无恶心之体";心之应物起念处即是意,一体之仁遂有感通与阻隔之别,此即"有善有恶意之动";而一体之仁的感通或阻隔,皆能为良知所自然明觉,此即"知善知恶是良知";行事上磨练之工夫,涤除私欲执着之障蔽,以恢复心体之感通,此即"为善去恶是格物"。可见,"四句教"对于"恶"之问题有着完整而清晰的阐明:心体无恶,表明"恶"为非本体性的存在;意动有恶,表明"恶"具有因缘和合的性质;良知知恶,表明"恶"能为主体所明觉;格物去恶,表明"恶"能为工夫所破除。其间涉及道德本体之确立、伦理责任之承担、自由意志之可能、道德行为之价值等问题。由此,王阳明不但构建起了融本体与工夫为一贯的修证体系,亦构建起了心学之道德形上学。     

荀子诚论发微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尝试透过一种精神修持的视角考察荀子的诚论思想。在战国时代的心术思潮中,荀子的"治气养心之术"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儒家的心术理论。本文指出,作为一种精神修持(心灵修养)的方式,荀子的诚以道德修养作为理想和目的。并且,在其自然主义人性论背景之下,诚的思想在荀子整个道德修养学说中具有一种特别的理论意义。本文特别指出,以诚养心的修持过程也正是心逐渐理性化、精神化,进而最终转化为道德理性主体的过程。最后,对诚的实践的分析表明,荀子的诚主要表现为行为主体在内在的心志上专一于对道德理性的信守和贯彻,从而为以心治性的道德修养实践提供了主体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