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与黑格尔伦理思想共同点之比较

荀子与黑格尔的伦理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具体包括:在人性问题上都持性恶论的观点;在社会问题上都主张“群”或整体说,并阐明“分”或等级对于构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都更加关注社会普遍层面的伦理问题而非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都指出伦理的核心问题是规范问题;都从社会整体出发来考虑义利关系问题;都强调教育为实现伦理的基本前提;都强调法律是实现伦理的基本保障。以上这些共同点表明荀子与黑格尔在对伦理问题的思考中,都将伦理目标定位或落实于社会的基本或普遍层面,都注重伦理内容的现实性和伦理实现的可能性,具有很强的现实理性的精神。…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朋友观之比较

本文首先考察了朋友概念的历史变化,然后比较了友爱和仁两个基本概念,这些是全文的铺垫。本文主要从“信”和“乐”两个方面比较了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朋友观。“信”为友道之基,这是《论语》强调“信”的原因所在;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同类型的朋友“信”的情况不同,有的无“信”可言,有的靠法律来保证,有的靠道德来保证,有的则是朋友本身应有之义。朋友为人类生活带来快乐,孔子认为这种快乐是“仁道之乐”;亚里士多德认为是“理性之乐”。比较有助于我们认识两位大师的伦理、政治以及哲学思想。     

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在晚明中国

晚明时期，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的系统译介不同，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是点缀于主流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译著和其他各类西学著作中而传入中国的。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所论通往天主的三条道路，对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多有倚赖，且可能受柏拉图主义者费奇诺的“古代神学”思想启发，在中国古籍中寻找天主存在的痕迹。普罗提诺的“流溢说”和柏拉图的灵魂论，则是作为正统创世说和灵魂论的典型异端被引入中国。在伦理学方面，“罢辣多”多次现身说法，以故事和格言的形式，在童蒙教育等方面进行道德教诲。     

荀子正义观的社群主义精蕴

社群主义自社群的经验出发,承认个人对其权利的追求,但否认自由主义“权利优先于善”的主张,强调社会公益的优先性。荀子在“义利”问题上,承认“义利两有”,主张“以义制利”、“先义后利”,断“义”为经验的养成,而非先验的存有,其正义观之社群主义精蕴显现无疑。     

荀子的天人关系论与稷下学术

荀子的天人关系论与稷下道家的相关思想之间有密切的理论联系。荀子的“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官天地”“裁官万物”等重要思想皆吸取了范蠡、帛书《黄帝四经》、《管子》相关思想并对之进行了理论提升。同时，对荀子思想的拔高和过度解读在理论界已流行多年，作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     

试论先秦儒家中庸范畴的哲理化

孔子首先将“中”庸”并用,作为“至德”的伦理范畴,体现为坚守中正的原则,不断调和与“礼”相异的矛盾,达到“和”。《中庸》在此基础上,要求“尽合乎中”,强调“固执”,忽视变通。孟子以“权”“义”为中心范畴,强调坚持圣人之道——“义”,但要有“权”——灵活性与合理性,却忽视了差异性,难以体现诸矛盾的和谐和平衡。《荀子》以“礼义”为中心范畴,基于“性恶”强调“分”“别”,追求“兼”“一”。他强调“以分求一”、“从别到兼”,礼义统摄下的差异性的“各得其宜”,从而达到“万举不过”。《易传》的中庸观是在《荀子》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他的基本内容是:一、贯穿于“穷变通久”的“位”;二、调和于“分阴分阳”的“中”;三、警惕于“否极泰来”的“时”。由孔子、《中庸》而孟子而《荀子》而《易传》,结束了先秦儒家中庸观哲理化的历史进程。     

荀子“礼者，养也”的多层意蕴及其不同效应

作为对礼的最具概括性的表达，荀子的“礼者，养也”命题有着多层面的意蕴。在对人的普遍之养的形式之义之后，其实质意涵在于对不同身份之人的差序有别之养。其内容包括形身之养与灵性之养两个维度。养有所别的极致体现是尊君之养，即以礼彰显王者的至上地位与至尊之威。荀子试图通过激发王者对人生至境的追求，以其德与能求得天下安定，实现王者的内在欲求与万民福祉的双赢统一。这一思想与儒家的其他理路一起，促进了华夏民族特有的“圣王情结”的形成，最终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荀子的"天人之分"说

荀子天论思想中的“天人之分”指的是天与人各自的职分、名分,并不含有“天人相分”之义。在荀子的理论体系中,天虽然并没有绝对摒弃自然属性,但是这种自然属性却淹没在它的神的属性之中。荀子正是利用了关于天的粗糙表象阐述天的神秘属性的。荀子虽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但他又对“制”的范围做了很多限制,像孙悟空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荀子的天道观也没有摆脱天命论的羁绊。他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并不能引申出“人定胜天”的意蕴。     

"情""理"之间:一种对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考察

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是东西方伦理学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伦理德性是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对一个人情感和欲望塑造的结果,它使得人们具有了相应的道德情感和欲望,也成为理性思考的起点.实践智慧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的理性思考,针对具体情境而进行的道德理性判断.一个正确的伦理行为必然结合了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情感和理性.与之类似,荀子认为礼义制度通过日久天长的熏陶而逐渐矫正、教化、引导人的情感和欲望,使之趋向道德的结果."义"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理性能力,它为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和框架.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融合互生发展一样,荀子的"情"与"义"也是相互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了人的完善德性的实现.荀子关于"从义不从父"的主张集中反映了理性与情感相融合这一美德伦理学的重要特征.     

礼义教化:荀子伦理-政治共同体文化理想的精神

伦理学所承诺的“优良生活”,其要有二：其一，德也；其一，福也。德福一致，义命两全，方为至善。在儒家，义在价值上独立且优先于命。然而，对于至善的实现，义只是必要而不充分的条件。为德福一致故，与康德从道德走向宗教不同，荀子从道德走向了政治，寻求通过社会的良治实现生命的完满，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伦理-政治共同体文化理想。首先，“国无礼则不正”,荀子主张礼治，而其赖以治国的“礼义”实兼具伦理与政治双重意涵，贯通着个体的完善与共同体的完善。其次，“君子治治，非治乱也”,荀子将政治共同体的正当性基础建立在个体的完善之上，以此判定政治的优劣。再次，“凝士以礼，凝民以政”,荀子对法的吸收并非所谓“外在道德”的歧出，而只是礼治的一种变奏，最终亦以自我完善为导向。整体而言，荀子在肯定共同体本位的同时，保留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张力，从而维系着批判共同体可能走向异化的价值基础。对于儒家政治哲学的当代更新而言，荀子伦理-政治共同体文化理想不失为一种可能的理论资源。     

管仲和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异同论

管仲和亚里士多德分别在古代中国和希腊大致同时提出了法治理论,旗帜鲜明地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然而,由于对于法律与法治的不同理解,管仲的法治是君主用法律维护其统治的“以法治国”,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则是用良法规范社会的“依法治国”。两者的“法治”内涵虽然不同,但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至上”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所启示。     

礼义、情性、大众与名誉——荀子对申徒狄、陈仲、史䲡的审别与衡鉴

荀子对历史人物的审鉴构筑了诸子争鸣中的一大学术景观。拈出其对申徒狄、陈仲、史䲡的审别与衡鉴,可见既有显性评价,又有隐性寓示。荀子的评价与后世存在巨大反差。在荀子看来,申徒狄之行属“行之难为而不贵”,非礼义之中,是倚魁之行,当为天下所弃。从中可推测出荀子对屈原沉江的真实态度。陈仲、史䲡则悖离人之欲恶通情,不中礼义,不合大众,是沽名钓誉的盗名者,尚不如盗货者。荀子对三人贬抑与其传孔子诛少正卯存在一些关联。探赜荀子评判与诠释背后蕴含的微言大义,可洞察社会思想转折之几。审别与衡鉴之中,贯穿着荀子透辟的时代省察与深刻的人性之思,贯穿着荀子以礼义为中心的人物鉴别衡定标准以及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的处世哲学。     

德能—位禄：荀子差等分配原则研究

差等原则是荀子分配正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在中国思想史上,荀子明确肯定以礼义为基础的差等分配原则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具体到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分配,荀子特别强调“德能”与“位禄”相挂钩。对于差等分配,荀子首先从“天秩”与“人秩”的维度作了理论层面的可欲性分析,同时又从礼、法、圣王的维度作了现实层面的可行性设计。依荀子,差等分配是一种公平正义的分配方式,只有实行差等分配,方能实现“群居和一”的社会理想。荀子的这一思想主张对于当今社会的资源分配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论马丁·路德的基督教正义观

本文展示出了马丁·路德发现“上帝之义”概念的思想历程,重点分析了作为他的原创性思想的“基督的外在之义”概念,指出神义的希伯来文原义在古希腊罗马文化背景下的扭曲变迁才是路德精神困苦的直接原因.只要将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理性分配正义观应用到神义的讨论之中,并将义解释为按照人所有的进行分配,就会遮蔽义的神圣维度.     

郭店楚简与《荀子》思想关系研究:以心性论为视角

郭店楚简强调性与心的差别,认为性是天赋予人的自然情感,而心则是通过外在的学习和实践获得指导情感的"志"。《荀子》同样强调性与心的区别,性是本源性的情感和欲望,而心则是能动的、进行主动价值选择的主体,心中的"义"通过外在教育的输入而获得道德的知识,从而具有了指导"性"中情感和欲望的力量。郭店楚简和《荀子》的心性论思想是其礼乐教化思想的基础。     

论孔子和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独立人格觉醒问题——兼论“仁”、“礼”关系与人性善恶问题

独立人格的觉醒是人类主体意识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飞跃。在中国,这种觉醒只能在春秋战国之际以“士”阶层的学说表现出来。孔子提出“不可夺志”的“匹夫”精神和“智”、“仁”、“勇”的道德自我完善的标准。孟子提出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气概,和“君子有三乐”的境界。孔孟都强调了,“知耻”、“有耻”和“朋友有信”的问题。这些都是“士”阶层的独立人格觉醒的反映。独立人格觉醒问题伴随先秦儒学由孟子到荀子的转折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孟子以“心”释“仁”,把个体独立人格推衍到空前的高度;荀子以“礼”释“仁”,强调“制天命而用之”,人类群体的人格从而确立。实现这个转折的轴心是人性善恶之争。其中所蕴含的伦理学上的意义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荀子对孔孟德治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发展

荀子在继承和发扬孔孟德治、仁政思想的基础上,将孔孟理想化的以德治国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在"人之性恶"认识论的基础上,强调社会治理、天下统一必须实现"礼"与"法"的有机结合,推行"隆礼重法",即在强调"礼"的教育引导与规范作用的同时,注重"法"的强制规范和约束作用。荀子"隆礼重法"思想对于今天构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物我感通,无为任化——庄子“物化”思想研究

论文从庄周梦蝶的“物化”思想开始分析,阐述庄子与老子“自化”思想的关系,说明物化不仅强调万物以气为根据的变化,更在人与万物之间建立关联与感通,实现物我交融的忘我状态,体现了道家式的“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庄子不仅强调了“物化”中个体生命的自主性和超越性,还说明它与道的必然关联,使人能够突破形体、时空与知识的障碍,直面大道,同于大通,上契天道,实现生命的变化与提升,在与物交接时,不为个人欲望、执念、外物及社会政治所异化。最后论文通过对庄子超越个体生命的现实境遇的方法进行梳理,从而说明物化与坐忘思想的关联,并反驳荀子对庄子的批评。     

徐复观与儒家的政治哲学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徐复观,其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独特贡献之一,就在于他细致而又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儒家政治哲学思想中与现代民主政治思想、法治思想相通之处。他认定孔子“创发了中国的自由社会”,孟子开启了“民主政治原则之端绪”,荀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却蕴含了专制之倾向,陆象山提出“尊重人格之尊严”,实为现代民主政治奠定了思想基础。徐复观看到了儒家思想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补充意义,却忽视了两者之间的根本不同。     

董仲舒《春秋繁露》臣道观与传统政治文化的演变

儒学,尤其是荀子和汉初儒家的政治理论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较为明显的悖论。他们都强调只有“分”,即将社会成员区别成贵贱尊卑的不同层次,才能实现“群”,也就是形成较为合谐的人类社会。并认为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赋予君主以凌架于社会成员之上的、较强有力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