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方法论、源流及主要内涵

<正>杰索普(Bob Jessop)是当代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他长期致力于综合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各个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流派的思想,并在整合和融贯各种国家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新的国家理论——"策略关系"国家理论。他曾经在不同的地方和论证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国内对杰索普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本文试图对其策略国家关系理     

“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再展开

20世纪80年代,国家理论的研究重心从中欧的马克思主义转移到了北美的社会科学。为了应对由此而来的挑战,杰索普吸收了系统理论、调节理论、拉克劳、墨菲的话语理论,试图在重新思考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从而达到了杰索普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重构的顶峰。     

“重思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与社会主义学说”国际学术会议

2016年4月25—26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由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与加拿大约克大学联合主办,共邀请国内外相关学者40余人,其中外国学者17人。会议主题为“重思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与社会主义学说”,特别讨论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今天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的重要性、斯蒂格勒与数字化资本主义批判的关系、从应然和实然的区别谈论社会主义的双重维度、列宁哲学中的社会主义问题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国家问题等相关内容。     

社会认知内容的“大二”模型

社会认知的内容存在两个基本维度,一个与热情或社会性特质有关,另一个与能力或智力性特质有关,称之为社会认知内容的"大二"模型。关于"大二"模型的理论有进化心理学、本体论和功能性三种解释。目前,"大二"模型的理论焦点集中在模型的文化普适性检验、两维度之间的关系以及两个维度的权重和偏好问题上。今后可结合本土实际情况围绕着三大焦点问题和两维度的具身研究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二十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焦点问题

二十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深入分析这一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三次争论,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的焦点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是否缺乏伦理学?道德作为意识形态如何展现人的能动性?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一种人道主义?进而,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逻辑中,如何理解事实与价值的关系、理论与革命的关系以及人道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关系成为最主要的理论困难。二十世纪上半叶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源所展现出的焦点问题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仍然具有重大意义,解决其中的理论困难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任务。     

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维度与“理论”维度

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实践哲学的形态是否相兼容的问题,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需要阐明的一个重大问题。深入剖析不难发现,作为一个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既包含一个与理论哲学相对应的理论维度,也包含一个与实践哲学相对应的实践维度。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因为包含这个实践维度,而成为一种缺乏理论反思的经验主义哲学,相反,正是由于它与实践哲学相兼容的理论本色,才在理论上与经验主义划清了界限;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也没有因为包含这个理论维度,而阻断与实践哲学相打通的道路,相反,正是由于它在理论层面对必然性的东西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并取得了科学的认知成果,才将实践层面的思考根本性地推向了纵深。     

《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意蕴

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建构,应当根植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理论地基,亟需反思《资本论》的"去政治化"解读模式。《资本论》与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难以回避的根基性问题。根据"政治"与"政治哲学"概念的不同界定,《资本论》可以呈现出"大写政治哲学"与"元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从广义的政治概念来说,《资本论》是一种总体的、大写的政治哲学,它具体再现出现代世界中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总体性。从政治与经济分化的狭义政治概念来看,作为一种元政治哲学的《资本论》就提供了政治哲学的历史科学根据。如果要阐明其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我们就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政治思想中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历史性与规范性的关系问题。     

湘籍群体与马克思主义意识的早期启蒙

区域性群体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在中国早期启蒙之关系,是学界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而且值得进一步开拓和深化的新视角和领域。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启蒙中地位极为重要的湘籍群体,在启蒙他者之前经历了自我被启蒙,并在个体与团体交流、整合依托作用下,实现从个体意识向群体结构意识的递进和转化。他们接受、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有所侧重,对不同受众采取区别启蒙的策略和多路径影响,努力回击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异向启蒙,从而使正向启蒙不仅效果明显,而且影响范围超越本省,辐射全国。这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的典型缩影,又有鲜明的地域传统特色。其强调实践理性,注重切合实际及收获实效,可视为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与以"外王经世"、"即知即行"、"注重事功"为特征的湖湘文化的天然契合和主动对接。     

西方治理理论的缺陷与马克思治理思想的超越

当前治理理论的发展呈现多元化状态。最早提出"治理"概念的西方治理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正面临着民主批判的两面性、国家定位的模糊以及对治理和治理理论可能性的怀疑三方面问题。这些冲突根植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特别是"个人-共同体"和"国家-社会"两个维度的矛盾。作为治理理论兴起背景的新自由主义共识已经解体,治理理论发展需要新的政治哲学基础。马克思关于"国家-社会-个人"结构关系的批判性观点,提供了超越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思想依托,与中国的治理实践共同拓展了治理理论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四个维度——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

正吴潜涛教授等所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2015年6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被收入"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一辑。本书的最大特色是历史与现实相互关照,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历史维度、理论维度、实践维度、文化维度的和谐统一。一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是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的。本     

邓小平机遇思想的理论内核

机遇理论是学术界颇为关注的研究视点.本文侧重于偶然性、条件性、能动性的哲学原理,深入分析邓小平机遇思想的理论内核,着重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观点(1)邓小平历史机遇思想的理论内核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完全相一致.重视历史偶然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邓小平在新形势下对唯物史观理论的新贡献.(2)社会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必然性的判断,而是与外界的种种偶然因素相关联的事实.历史偶然性能够决定必然性能否实现、怎样实现以及实现的价值指向.它既可以导致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快速发展,又可以造成它的停滞、倒退或灭亡.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系列讲座概述

1985年12月19日至30日,武汉大学哲学系邀请了一批海内外知名学者,在古城黄州举办了一次以“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为题的系列讲座。举办讲座的宗旨,是探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与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归根到底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事业的关系,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结合。它可以助帮我们弄清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的思想根基,客观地估量我们的优势和局限,在丰富的历史感中获得深刻的现实感。围绕这一主题,讲座提出并探讨了一些问题,兹概述于后。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多重开展与范式追求——近三十年来国内相关研究的批判性考察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得以展开的重要环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关系问题,既涉及比较研究工作的深化,又涉及意识形态概念史的梳理。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内容与历史逻辑问题而言,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或作用等的探讨理应得到肯定;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演进问题实质上关联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学说。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范式和创造性转化问题上,"回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为近年来国内相关讨论中最值得注意的声音。     

毛泽东关于“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的探讨——基于对毛泽东自我界定的解析

从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得知,1920年夏毛泽东已认定自己转变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自我界定式的话语中,包含了毛泽东关于"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的基本评判标准,暗含着这种标准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也透露出了这种标准会随着他的具体革命实践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不断深入而产生相应的变化。这些问题恰恰是研究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不可回避的难题,需要详加考察,并加以严肃阐明。     

从资本、阶级到策略、治理——杰索普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

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已经凸显为一个核心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也面临着新的主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唤起了战后人们从理论上说明国家的兴趣。这是对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取得明显成功的反应。而60年代后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者突破了单纯的阶级分析,深入到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从最抽象的方法论问题到比较具体的历史问题都得到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并产生了结构论与工具论、经济决定论与国家自主性的激烈争论,长期以来被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忽视了的“法律或司法-政治意识形态”也进入了马克思主…     

主体性、实践意识、结构化: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再审视

在"结构化理论"中,吉登斯对于行动、结构以及行动和结构之间关系所做的新解释都是建立在"实践意识"这一概念基础之上的,"实践意识"是结构化理论中至关紧要的一个概念。吉登斯以"实践意识"作为关键概念建立起来的"结构化理论"在消解行动与结构之间二元对立方面确有一些独特之处,为我们理解个人—社会或行动—结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富有启示的新见解,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令人生疑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反思。     

“革命的现代性”:毛泽东重构中国现代性的双重维度

革命与现代性并非处于二元对峙的关系之中,以历史性眼光观察,二者在本质上呈现出"正-反-合"的辩证发展图景。在毛泽东重构中国现代性的理论与实践中,革命与现代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实现了有机融合,即"革命的现代性"。它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完成双重维度的超越功能:一方面,"革命的现代性"在理论谱系上仍从属于现代性的一般逻辑,因而代表了对前现代意识的变革与超越;另一方面,"革命的现代性"通过革命的手段弥补了现代性进步意识消却的弊病,从而以一种"另类现代性"的方式规避西式现代性的一般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公平正义问题研究新进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研究处于"隐蔽"状态;改革开放影响下有关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探讨,构成了我国正义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并由此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研究的帷幕。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正义观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并形成了哲学反思正义问题、回应西方正义理论及发展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研究格局。近年来,学界的研究重点集中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探究正义问题,梳理、廓清西方正义理论,积极回应"塔克—伍德命题"引发的关于马克思与正义关系问题的争论,对马克思主义正义观进行多元化阐释与解读,以期推进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建构。     

“伦理正义”的解释力 ——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

"伦理正义"是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所谓"伦理正义",是肇始于古典政治哲学的一种正义理解。与"法权正义"基于个体权利追问平等优先还是自由优先的理论争执不同,"伦理正义"以个体德行与公共善的一致为前提,主张个体自由与共同体自由的实践统一。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思辨把握,揭示了"法权正义"的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二元结构及其困境,探索了以"伦理正义"超越"法权正义"的国家哲学路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认了"法权正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耦合关系,阐释了从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复归的人类解放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法权正义"的根本批判,回答了在现代社会重构"伦理正义"何以可能的问题。     

政治哲学视阈中的“脏手”问题研究述评

"脏手"(dirty hands)问题的理论源头可追溯至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主张,甚或更早地体现于柏拉图的"高贵谎言"(noble lie),但政治"脏手"概念的提出及问题的集中研究肇始于当代。目前,西方学界对政治"脏手"现象予以高度重视,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已成立了专门的研究中心。相比之下,国内学界对政治"脏手"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文献非常少,且个别学者对该问题存在误解。而厘清这一问题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人们反思政治的道德维度和政治伦理的建构方向,而且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