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步的代价——读《质疑自由市场经济》

18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巨著《国富论》,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平衡经济发展的理论。他认为,一个自由的竞争的市场,由看不见的手支配,它可以使每个人的个体利益自然地相互影响,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看不见的手隐喻自由市场能够自发地调节和平衡竞争的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的要求。而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利益的行为可以自然地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看不见的手,即自由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英国著名社会学家理查德·布隆克在《质疑自由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社会下经济人和伦理人如何两全——以《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为例

自爱是人们的天性,而生活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要求人们学会使用"公正的旁观者"评判自我的行为,用道德标准和法律解决市场纷争,出于交换的天性,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人们开始分工,无意识的实现经济的增长,实现了利他与利己的统一。即经济人和伦理人的结合。     

论亚当·斯密的自然和谐思想

斯密接受了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和法国重农学派关于自然秩序的思想 ,认为人类社会有着自然的秩序 ,人们只要遵从这种自然秩序 ,不进行人为干预 ,社会就会自然和谐。从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看 ,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就必须遵循自然秩序 ,而遵循自然秩序就必须实行经济自由的原则 ,无须国家的干预 ,这样才会有社会经济的和谐。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说 ,一只“看不见的手”不仅调节着社会经济 ,也促使社会政治生活的和谐 ,它使追求个人利益的各个人得以和平共处 ,实现政治生活平衡。同样 ,这只“看不见的手”作为中间桥梁 ,实现了个人利益向社会利益的过渡 ,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达到和谐统一。     

家庭伦理三题散论

家庭是一个社会的细胞 ,也是一个伦理的实体。家庭作为“社会的胎盘”,其伦理建设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加强对家庭暴力的伦理矫治 ,正确地认识和理性地对待“第三者”问题 ,是社会主义家庭伦理文明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社会现实问题。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内容体系

<正>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创造的和正在创造的伦理文明,其内涵非常丰富。我们对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内容体系的研究,可以主要选取经济伦理文明、政治伦理文明、生态伦理文明、社会伦理文明、国际伦理文明等五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探讨和呈现。一、以共建共享为核心的经济伦理文明“共建共享”根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人平等、天下大同的高尚伦理追求,形塑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经济伦理思想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享是共建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实现途径而言的。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1](215))“共建”突出经济建设各主体的伦理责任,要求发挥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每位生产者“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2](363))。“共享”反映分配环节公平正义的要求,强调形成人人享有的分配格局。“共建”“共享”相互依存,只有保障人民参与经济建设的机会平等,才能增强群际团结,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结果平等。     

角色伦理调控功能论析

价值导向、行为规范、社会调适、和谐互动构成角色伦理的调控功能体系.其中,价值导向功能具有全局性和方向性地位,是角色伦理调控角色实践的“指向标”;行为规范功能具有基础性地位,是角色伦理调控角色实践的“奠基石”;社会调适功能具有求适性和救济性价值,是角色伦理调控角色实践的“调节器”;和谐互动功能具有深度整合效应,是角色伦理调控角色实践的“减震阀”.角色伦理调控功能体系不断引导、规范和检验社会角色的实践活动,在角色社会中发挥出极其重要的调控效应.     

市场转型与经济伦理重塑——对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的伦理反思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食品安全问题愈演愈烈,这不仅和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监管乏力有关,而且更深层次地也反映了市场转型以来经济伦理的“脱嵌”.食品安全问题凸显了社会系统缺乏一种适应市场体制的普遍主义经济伦理,微观层面上表现为转型期我国企业(包括食品业)责任伦理的缺位以及相关监管部门行政伦理的缺失.经济伦理的重塑既需要完善经济伦理和相关制度的衔接,也需要重视经济伦理观念和市场实践的有效结合.     

将隐性利益调节机制纳入唯物史观的研究视野

一所谓隐性利益调节机制,简而言之,就是指自发存在于人们利益交往之中,规定着社会利益流动方向,控制着人们利益关系变动趋势,但又不为当事人所自觉意识的那些一些利益调节原则和规律。最早注意到隐性利益调节机制的是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一书中就提出了市场会不断自发产生社会秩序的思想,“看不见的手”就是他对市场机制所做的著名比喻。市场机制以“物以稀为贵”和“优质优价”为原则调节着社会的经济利益,它是社会最重要的隐性利益调节机制。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又揭示了“搭便车”这种公共品的隐…     

首届“经济伦理:焦点与思考”论坛举办

为应对和研究经济伦理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促进我国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伦理研究中心创办了“经济伦理:焦点与思考”论坛,并于2007年8月24日上午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外事处、上海市总工会民主管理部、上海市伦理学会经济伦理专业委员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了首届论坛,主题为“商道与责任:中外企业是如何思考企业社会责任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伦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陆晓禾研究员主持会议,并介绍了创办本次论坛的初衷;上海市伦理学会会长朱贻庭教授、上海市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张立群先生出席了本次论坛并致辞;论坛还…     

西部大开发与“生存本位”的新发展伦理价值观探究

西部大开发实践活动的展开、深入 ,需要营造一种必要的“伦理化的社会环境”,呼唤一种为西部社会群体所需要和普遍认同的新伦理价值观念 ;这种新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基本精神 (个性追求、内在气质 )和集中表述应该是 :“生存本位”的新发展伦理价值观 ,即 :以发展求生存 ,以发展促生存 ;新发展伦理价值观所包含和要求的伦理规范及其现实践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竞争与合作的良性博弈——新发展伦理价值观的实现机制 ;二是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和谐——新发展伦理价值观的理想目标 ;三是“社会”与“国家”的功能分殊——新发展伦理价值观的根本前提     

儒家经济伦理观念与市场经济的发展

儒家经济伦理观念与市场经济的发展１．儒家“家族主义”的群体观念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儒家经济伦理的理论核心就是家族主义伦理。重群体而抑个人是儒家调节、处理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伦理原则。这一思想囿于其文化背景,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也是与当代中国社会...     

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的时代变迁、现状审视及逻辑建构

家庭伦理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家庭伦理思想的重要概念。建构家庭伦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过程和基本要求。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经历了“等级式”到“契约式”的关系变迁、“单一化”到“多元化”的结构变迁、“严格化”到“自由化”的功能变迁,在家庭经济、婚姻和文化等领域呈现出一系列伦理问题。建构新时代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需坚持以伦理自觉树立正确家庭伦理观,以伦理自信培育优良家庭伦理文化,以伦理自强健全现代家庭伦理体系。     

商业广告的伦理缺失及其反思

在以经济利益为本质特征的市场中,商业广告问题频发是“道德伦理”向“经济利益”俯首称臣的必然结果.事实上,经济市场中不存在无道德的经济,也不存在无经济的道德.利益与道义是商业广告中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各自体现,二者之间有着内在必然联系.因此,商业广告的本质应是“义”与“利”的有机结合和统一.     

现代社会伦理断裂的中国境况及其问题

现代西方社会发展转型中的伦理“断裂论”,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伦理道德发展的一个基本理 论框架。这一问题轨迹,表现为“社会发展-道德问题-社会性问题-伦理断裂”。调研发 现,中国独特的伦理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虽然改革开放以来诸多社会问题与西方问题 症状相似以及社会学意义上的数据类似,但是中国社会并没有发生“伦理断裂”,伦理社会 并未解体。在问题症状与发生学相似的背后,是二者实质性的差异,它表现为家庭伦理对 原子式个人的遏制;“无伦理”的市民社会并没有成为现实,伦理社会有机体仍然相互 关联、贯通。然而,当代中国社会仍面临着伦理断裂的诱发性问题,包括道德贱民的产生 、市场契约—信用的盛行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伦理亏空。     

略论儒家经济伦理的历史地位与现代价值

经济伦理是社会伦理发展的睛雨表,更是直接推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精神力量。儒家经济伦理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伦理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中国传统伦理的发展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价值与时代局限性并存。为了充分挖掘儒家经济伦理的资源,使之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不仅要从伦理精神和伦理规范层面实现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转型,还需要在制度层面实现改革,创造一个包容古今文明精华的制度环境。     

论经济伦理的非经济功能

经济伦理的非经济功能主要表现在对同属于"伦理"门下的其他伦理的引导、冲击或诱变。其具体表现是:引发宗教伦理的变化;对政治伦理的建构产生基础性的推进作用;对社会伦理变迁的诱致作用。深刻认识经济伦理的非经济功能,将会获得如下启示:要认识和肯定经济伦理的非经济功能;要顺应和契合经济伦理的非经济功能;要不断完善经济伦理所植根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利用优良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引领和束导经济伦理发挥正确的非经济功能。     

企业伦理:意涵及其功能

企业伦理从日常伦理衍生而来,但也具有自身的场域逻辑;企业伦理主要涵括企业之于社会系统的责任伦理和企业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职业伦理;企业伦理的功能渐次演绎为“约束效用”、“工具效用”以及“价值效用”;在一定情境下,企业伦理与其组织功效、经济绩效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兼容性”。     

关于财富的尺度问题

追求财富既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演进的杠杆。社会史的研究时常表明,财富的积累、丰富固然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促进着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一系列十分严峻的问题,比如人的异化、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等等。正因为如此,斯密才对财富及其追求忧心忡忡,并期望一只“看不见的手”加以引导,以消除那些严峻的问题。然而,当代的财富幻象违背了斯密的初衷,那只“看不见的手”日益伤残,甚而沉沦为一种“敛财”之“工具理性”。“财富”这个“独行侠”作为一种社会意象在使社会畸形发展的同时,也把社会中的个体变成纯粹的“欲望工具”,由此造成的社会腐败也逐渐成为难以革除的痼疾。因此,如何看待财富就成为一个重要而尖锐的问题。哲学工作者虽然不能重复远古“义利之辨”的迂腐想象,但也不能对之视而不见。本文从财富与社会进步、财富与人的生存及其发展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从而表明:财富不是单纯的物质多寡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一个哲学问题,是当代哲学不应回避也无法回避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有关财富的尺度观对当代中国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作用。随着发展主题的日益凸显,财富问题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如何看待财富的创造,如何把握财富的尺度,这些看似常识性的理论问题,在今天又开始受到重新审视,尤其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又被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因而需要作出新的理解。     

现代性与“陌生人伦理”

我国社会结构的当代转型以及"陌生人社会"的来临,从根本上需要新的伦理——"陌生人伦理"作为支撑。它是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具有某种普遍性的伦理诉求,一种全新的价值系统和行为方式。市场、贸易和契约等现代化动因,借助"由熟变生"和"由生变熟"的双向互动机制,推动亲近性道德向"陌生人伦理"的转换。在当代,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伦理,首先应当明确血缘亲情的内在价值,继承亲近性道德之丰富内涵,发扬其稳定持久的文化纽带功能;其次要发挥"陌生人伦理"的调控作用,摒弃亲近性道德之主观随意的缺陷,引导个人行为的有序发展,推进当代和谐伦理生活的自觉构建。     

论经济伦理的内涵和本质

简而言之,“经济伦理”可以定义为“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中的伦理”或者“符合伦理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但是若要探讨经济伦理的本质,还必须进一步深入到社会本体论领域,把人类美好生活作为判断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之所以符合和违背伦理的形而上学标准,并且由此出发来认真分析经济(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伦理本性以及经济违背伦理的原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定“经济伦理”的本质,从而更为准确地规定经济伦理学的任务,并为丰富经济伦理学这一学科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