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贤能政治观的形成与嬗变

先秦时期是贤能政治观由萌生到成熟的重要时期.早期"贤"与今天所理解的道德有很大区别,而道德意涵本身也有一个由最初的"合道德性"发展为"道德"的过程.先秦贤能政治观几经改易,分别经历了以"坚"为"贤"、以"财"为"贤"、以"德"为"贤"三个不同阶段,反映了上古时期尚"力"的氏族社会、殷周前期尚"财"的宗法社会、春秋战国尚...     

儒家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

“为政以德”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和鲜明标志,也是其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从这一核心理念和基本的道德原则出发,儒家十分重视政治道德规范对为政者行为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道德规范,要求为政者用以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儒家所提出和倡导的政治道德原则和主要道德规范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批判地继承儒家的政治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学说对于加强领导干部的政治道德修养,反腐倡廉,力求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是不无裨益的.     

早期儒家与德性伦理学:儒学研究中的相对主义话题——兼与安乐哲、罗思文商榷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德性伦理学的复兴.万白安、艾文贺、余纪元等西方汉学学者参照德性伦理学视角来重新诠释中国早期儒家伦理学,借以彰显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对话的新路径.安乐哲和罗思文《早期儒家是德性论的吗?》一文则持一种与德性伦理学完全相异的视角:他们认为早期儒家伦理是一种角色伦理(role ethics),“儒家不寻求普遍,而是集中关注特殊性”.本文尝试对此问题展开讨论.意在阐明三个论点:其一,德性伦理学是儒家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一点上,早期儒家伦理虽不及宋明新儒家突出,但实备此一面向.故此,以德性伦理为视角来考究早期儒家伦理,不仅并非绝然扦格,而且可以开启理解儒家伦理的新视域.其二,安乐哲、罗思文的观点固然能够启人心智,但其论说与其说阐明了早期儒家伦理的根本特征,莫若说自我指涉性地流露了其自身的理论限域:去本质化的过程哲学、以实践为先的新实用主义.将这一理论限阈视为“奥卡姆剃刀”,只会使早期儒家伦理成为一种过度后现代化和单面化的狭隘存在.其三,与角色伦理相关联的文化相对主义极度排斥普遍主义的价值诉求,对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应有的张力视若不见.以儒家伦理为价值取向的理论和行为主体若将这种绝对了的相对主义内在化为主体自身的信念内容,则无异于自我设限,从而在根本上使得跨文化交流和融合成为一纸空文,在最低限度上也不能避免或消弭不同伦理体系之间的道德冲突.     

审慎作为政治家德性的历史及其伦理要求

政治家的行为关乎广泛的群体利益和个人福祉,故而其德性问题不但重要,且较为独特。虽然古今不同思想家对审慎的理解存有差异,但是他们围绕审慎寻求真正政治家的探索,在伦理思想史上形成了一个清晰的以审慎作为政治家德性的传统:作为理智与伦理的统一,审慎德性从政治能力与道德德性双重维度上对政治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孟子引《书》与德性政治

《孟子》一书征引《尚书》计二十三条次,其中为孟子本人征引者凡二十条次。孟子引文与《尚书》原文的字句虽然往往相异,但基本思想却一脉相承。孟子引《书》强调政治领袖的道德品质,指出政治领袖实现仁政之责任,表彰仁德政治,揭示儒家民主政治的天道、民意以及传统基础,肯定德性政治以刑辅仁、除恶安良的两面性,并对暴恶政治进行强烈批判。孟子引《书》所体现的德性政治思想在儒家传统中源远流长,道贯古今,为人类政治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或警诫。     

陆九渊德性修养思想研究

德性修养理论一直是儒家学术的重要内容,南宋思想家陆九渊对儒家德性修养理论多有发挥。陆氏德性修养思想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为做人的修养目标;二是本心至善,恶自偏失的修养依据;三是"剥落"、自反的修养方法。陆氏的德性修养思想更切合儒家为己之学的要求,对于明代阳明心学的兴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心学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论语》的道德自由精神探析

儒家德性伦理中不乏道德自由精神.《论语》天命观念下主体的意志自由,礼乐行为规范下的主体道德行为自由,社会等级秩序下的道德境界自由,充分体现了主体在道德活动中看似被压制实则具有丰富的道德自由精神.道德自由精神反过来又折射出儒家的德性精神,以及人生、社会的理想建构.     

从“德性”到“个性”——“德性”和“道德”的区分与西方政治伦理观的古今断裂

"德性"的内涵关乎某种目的论,而"道德"要在"服从命令"中理解,作为悖反的结果,道德论世界观下才有对于"个性"的强调。古典政治伦理观建立在德性论的基础上,是一种德性政治学,它有三个基本命题:以德而治、因德成制、为德而治。现代政治伦理观对"德性"进行祛魅化,将自身建立在道德论的基础上,并将政府视为功能性的,是一种功能政治学。古典政治伦理观认为城邦的目的在于成就德性,而在德性祛魅之后处于道德论世界观之下的现代政治伦理观,或者否认政府的道德角色,或者认为政府的道德责任在于宽容和培养人的个性。     

走出"伪君子"与"真小人"的怪圈

中国古代儒家崇尚人的德性,本想以德性约束强权;但儒家与君主专制的结合与相互利用,在扩张了德性之作用的同时,也导致了虚伪的流行。道家对虚伪道德做了深刻的揭露和讽刺,主张回归本真。但具有真诚之德性的,正是儒家的真君子,而非道家的“真人”。在中国历史上,虚伪与赤裸裸的恶、伪君子与真小人相生相伴,形成一个个怪圈。要走出这一怪圈,当从确立真诚之德性始。而要确立真诚之德性,必须回归于德性自律,并以制度伦理与德性伦理形成互补。     

论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德位关系

德位相符最符合儒家的政治要求,但仅注意到德位相符,会使我们忽视儒家对德位之间紧张关系的深刻认识.实际上,除了德位相符外,儒家尚有有德无位、德超越于位与守德弃位的看法.其中,德超越于位是根本,另外三种则为其衍生.儒家这四种德位关系都强调德对位的优先性,其真正用心是以道德来规范限制权力.相较于现代政治倾向于政治与道德相分离的观点,儒家关于德位关系的思考显异其趣.     

德性之"仁"与规范之"仁"——简论早期儒家的"仁"说及其现代价值

"仁"是早期儒家学说中的重要范畴.这一范畴既表明了儒家所理解并推崇的最高德性,又界定了儒家所主张的人们生活中普遍适用的行为规范.在儒家学者看来,如果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能够自觉地坚持"由仁义行",其结果则可为"行仁义".换言之,一个人若能够具备由"仁"这一范畴所表达的美好德性,实践由"仁"这一范畴所界定的伦理规范,其行为就会是道德的行为,亦即能获取自己圆满的人生价值.在儒家学说中,这种以"仁"范畴表达和论释的人的美德与行为规范及二者统一的伦理思想,值得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借鉴与思考.因为人的德性与人的德行统一,德性是德行的基础,具备良好的德性,可导引行为的道德;坚持德行,则可以完善和彰显人的美德,正是今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倡导与追求的伦理意识.而这样的伦理意识早已蕴含在儒家以"仁"范畴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仁学系统之中.     

黄宗羲的泰州批判与晚明儒学转型

黄宗羲对泰州学派的批判包含了三个主题，首先是对师道论的肯定，其次是对孝弟说社会教化功能的批判吸收，最后是德性与功利之辨。通过泰州批判，黄宗羲将儒学有关内与外、心性与政治问题的思考推上了新的层次，凸显了一种包含社会、政治取径，在更高层面重构儒家德性政治的思路。一方面，继承泰州的个体意识(师道论)而又突破其以个体道德外推的经世模式(孝弟经世论);另一方面，以儒释德性功利之辨为基点反思社会政治秩序的根基，而把心性问题联结于权力公正性与制度问题。由此反映出《明夷待访录》与《明儒学案》、经世之学与心性之学的交汇，呈现出晚明儒学思想转型的一种独特形态。     

论《孟子》德性修养过程中的道德失败

通过对孟子德性修养过程的讨论,可以为信广来指出的孟子关于道德失败问题中存在的两点疑难给出解释:耳目之官是否为道德失败负全责,"心"又和道德失败的关系如何;名誉的追求为何一方面呈现积极的道德意义,另一方面又成为道德失败的缘由。从德性发展作为一个过程来看,一方面存在着阶段性的道德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一个最高的道德准则,这使得孟子对道德失败的问题在不同的文本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通过对道德失败不同层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孟子》中可以解读出从社会性欲求与儒家伦理之结合的德性发展维度。在这一维度中"他人的认同"和"好名"比起感官欲望的追求来说,有着更高的道德价值。虽然"好名"比起最终的道德动机之纯粹是一种道德失败,但是在能够放弃物质欲求而实践儒家伦理方面又有着积极的意义。在道德失败问题上,"好名"所象征的人的社会性一面可能在整个德性养成中成为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在德性修养的实践层面上,这样一种对人的社会性发展过程的肯定也可能为从"四端"到"四德"逻辑上推类和情感上扩充所不能解决的德性发展的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道德与政治之间——古典儒学的德治思想及其历史境遇

古典儒学以“德治”为政治行为的最高原则与最终目的 ,期望通过由内而外的道德转化 ,将这个世界变为道德世界。先秦儒家致力于政治的道德化 ,以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状态 ;但是 ,历史的事实却是儒家道德的政治化。道德与政治的不分 ,是儒家思想的特色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有景观 ,而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境遇 ,却值得面临着现代化的今人深省。     

社群主义德性观

当代社群主义者在批评现代伦理理论误区的基础上论述了德性伦理,他们认为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义务论道德在相互论战中都忽视了人的德性的培育这一关键问题,因而需要复兴古典的德性,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所反复论述的德性.德性与幸福紧密相关,同时以理智和基于知识的正确选择为核心,而根本的德性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取得中道,即中庸之道.公平、正义等不是绝对抽象的,它与人的理性选择和社会实践相关.这些论述对于人们认识现代社会所疏离了的德性,注意培育美德,特别是在民主制度下要求政治人物保持操守,坚守德行,防止腐败,都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当然,如何在现代多样化的社会复兴古典德性,防止停留于空幻的议论,真正实现德性践行上的进步,是社群主义者面对的一个理论难题.     

中国传统异端思想的自我限度——李贽与黄宗羲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李贽与黄宗羲分别从道德与政治的两个层面上挑战了中国传统秩序,王阳明心学是他们异端思想的共同来源。李贽挑战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道德标准,黄宗羲挑战了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政治标准。相反,政治权威与法律制度构成了李贽异端思想的自我限度,而道德秩序与儒家传统则构成了黄宗羲异端思想的自我限度。李贽与黄宗羲的最终目标都是期望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一个能够让人坚持内在德性挺立,并且获得外在制度保障的新的世界。     

儒家政治伦理化的人性论根基及其启示

儒家的政治伦理化意指政治以伦理为基础、方法和目标,其人性论根基是性善论。在天人合一前提下,人之性善首先是人对天、人应然德性的价值选择,这对政治的要求即君主禀赋德性教化百姓、施行仁政以获民意。人之性善更是人对人、天实然德性的情感自明,这可推动家族伦理延伸形成政治秩序。政治伦理化提示政治的终极目标在于人性的自我完善。儒家这一独特理念对未来人类发展方向极具启示。     

儒家从“修身”到“成圣”的理论“奇点”

儒家"修身"之"身"有两层含义:"体察本心"和"身体力行"。在此意义基础上的"修身"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培养德性;把德性恰当地运用于生活。在儒家看来,圣人是拥有德性并恰当而娴熟地运用德性的典范,因此,"成圣"就成为"修身"的最终目标。但是在儒家的功夫论中,道德的主动性与道德落实的能力之间需要一个转化点,否则从道德动机到道德行为就难以顺利实现。儒家特别重视的道德情感作为这一转化点,保证了"修身"到"成圣"的可行性。     

现代性道德谋划：中国背景下的探讨

现代性作为一项谋划,包括道德维度的谋划。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民主政治与法治国家等是现代性的实体性要素,现代性道德谋划,首先必须把握其实体性要素运行的道德支持要求。鉴于社会现代性道德谋划失败的教训,我们的现代性道德谋划必须有哲学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三重维度的考量。此外,还必须注意解决好现代性与传统性、普遍化与个性化、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     

三维均衡之上的公正概念

公正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公正具有严格的概念范畴和内涵尺度,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分析模式的指代符号.在政治哲学的语境中,公正意味着促进人对公民性、价值认知、观念认同、制度均衡和社会结构稳定的产生、发展或实现.这就意味着公正概念必须建立在某种特定的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对于当代公正概念分析而言,这一基础离不开政治评价行为、政治生活结构和政治价值构建等三个维度,且表现为这样三个维度之间的均衡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