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直道与情理圆融:对“亲亲相隐”命题的新探析——从出土文物看早期儒家亲情本位的伦理智慧和价值旨趣

在出土的汉代文物中,存在着一批表现儒家"亲亲相隐"观念的画像和铭文(习称汉画),为考察早期儒家亲亲相隐这一学术公案和消除当前相关研究中的诸多疑问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亲亲相隐是对血缘亲情的维护,亲属之间的相互保护是率真的表现,是对人性的尊重,"隐而任之"兼顾了亲情和公义,是亲亲相隐中的责任担当。亲亲相隐与血亲复仇是孝悌思想的两个重要侧面,同根相生,儒家对血亲复仇的重视与播扬,是在亲亲相隐流播线路上安装的预防滥隐闸门,体现了儒家对亲亲相隐利与弊的深入鉴察,对可能出现的徇私枉法行为提供了有效制约。司法腐败无论是品格还是意趣,都跟儒家的亲亲相隐别同霄壤,亲亲相隐本身并不具备生发司法腐败的基因。亲亲相隐题材汉画是早期伦理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面深入地考察早期儒家孝道伦理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论常人道德——以还物取酬为个案分析

常人道德是道德生活中一种普遍而经常存在的道德行为类型和道德境界层次。它既不是道德上超凡脱俗的圣贤或先进的“君子”,也不是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小人”,而是处于二者之间的“中人”之性和“常人”之德。“常人道德”的特征主要体现为：第一,其行为特征既非应当,也非失当,而表现为正当。第二,其价值观是义利兼顾的;第三,其人己观是人我两利的;第四,其行为动机是追求权利与义务的对等统一。常人道德的存在是一种道德生活的常态真实存在。常人道德的义利统一、人己两利、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是现代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常人道德是道德的中间层次与境界。研究常人道德并给予道德上的正面价值评价的意义在于有利于克服我们过去的那种善恶两极的对立道德思维方式,有利于真正实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现代道德精神,有利于当代道德研究面向生活和民众,从而有利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道德观。     

道德直觉背景下的道德决策：影响因素探究

以往对道德直觉的研究表明了情绪因素在道德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研究者提出道德决策中存在有意识认知和无意识情绪两种加工过程, 二者之间不能够完全分离与孤立。针对这种认知—情绪过程解释、经典电车和人行桥困境中的道德判断差异等问题, 近年来大量研究通过对道德行为者和道德判断者自身原因、道德情境等主客观因素的深入考察, 试图从不同角度来揭示认知—情绪过程解释的合理性及道德决策差异背后的其他原因, 形成了道德直觉背景下相关领域诸多新的关注点。未来研究有必要针对道德决策研究的方法学、情境的扩展及认知—情感系统内部交互等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青少年犯罪者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表征及其原因

该研究探讨了青少年犯罪者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表征及其原因。研究1和研究2分别采用内隐联想测验（IAT）和迫选式纸笔测验,考察无意识和意识条件下青少年犯罪者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表征。研究3采用问卷法和测验法,分析影响隐喻联结的因素。结果表明,青少年犯罪者已形成“道德是上,不道德是下”的隐喻联结,但联结强度较低。认知因素对青少年犯罪者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狱中再教育对其联结强度的提高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重析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道德意涵——再评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

为全盘批判将"亲亲相隐"视为美德的儒家伦理思想,邓晓芒教授基于其所谓的"西方文化参照系",将"亲亲相隐"解读为人性之恶,而将"大义灭亲"解读为道德之善。其实,邓教授对"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道德意涵的分析存在诸多显见的逻辑矛盾。原因是邓教授没有准确把握其据以立论的西方文化经典。由此,邓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究竟具有多大价值和意义,就成了一个有待重新审定的问题。     

近年道德判断内隐认知研究综述

对近年道德判断内隐认知研究概况和采用的两种研究方法做了简单的概述。在此基础上,指出应当扩大道德判断内隐认知研究的范围。     

品德语词的内隐记忆发展研究初探

实验采用内隐记忆加工分离(再认型)程序设计,考察了小学、中学、大学三个年龄组被试对道德词、不道德词、中性词三类语词的内隐与外显记忆成绩,结果发现：对不道德词的记忆具有更强的内隐性特征;中学生确实处于道德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或者转折阶段;道德认知的内隐研究应成为道德心理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哈贝马斯晚近道德哲学对康德道德认知主义的修正

哈贝马斯晚近道德哲学赋予具体的民族—宗教生活传统的感性直觉以“道德动机”的地位,从而否定了康德道德认知主义“道德之外没有道德动机”的经典判断.但是动机概念的引入并没有动摇理性的自由认知对道德形成过程的决定作用,相反,“感性的道德动机”重新被“理性的道德认知”所整合.     

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

本文对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胡治洪四位儒生关于我的《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所提出的商榷文章作出了逐个回应,指出四位先生由于忽视了理性和逻辑,而在苏格拉底是否赞同子告父罪、"亲亲相隐"是义务还是权利,以及如何理解儒家的"私亲"和"推思"的关系、家庭血缘伦理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儒家和专制的关系以及理性和仁德的关系等方面造成了一系列的误解,提出在当今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首要的任务是建立健全的法制和人权观念,而不是努力恢复旧道德中导致腐败的"亲亲相隐"义务.     

西方道德解脱理论述评

道德解脱机制是一系列使道德自我调整过程无效的认知机制,对这个机制的研究有利于解释为什么个体经常在做非伦理决策时没有明显的负罪感或自责心理。基于对道德解脱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分类总结了道德解脱的具体作用机制,从伦理决策过程角度分析道德解脱机制对个体和组织伦理决策的影响,并立足中国的特殊情境对道德解脱理论的应用进行了展望,强调组织领域的道德解脱研究将有利于中国转型社会背景下的组织伦理建设。     

计算模型在道德认知研究中的应用

道德认知关注道德心理背后的信息加工。近年来, 研究者开始将计算模型应用于道德认知研究, 以探索道德认知如何在大脑中实现。但目前研究者对道德认知进行计算建模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计算模型(漂移扩散模型、效用模型、强化学习模型和分层高斯过筛器模型)在道德认知行为和生理研究上的运用量化了道德决策、道德判断和道德推理背后的认知过程和神经机制。此外, 这一新进展对理解反社会行为和精神障碍等有所助益。最后, 计算建模有待完善, 未来研究需要关注其潜在的问题。     

道德决策的机制及干预研究:自我相关性与风险水平的作用

现有的道德决策脑机制研究更多地关注了认知和情绪的交互作用,较少关注个体对"自我相关性"和"风险水平"信息的整合加工,更是忽视了帮助情境和伤害情境下道德决策的心理与脑机制的异同。因此,有必要通过行为、事件相关电位(ERP)和多模态脑功能成像(f MRI)等多种方法来系统考察帮助和伤害情境下自我相关性和风险水平交互影响道德决策的认知和神经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共情训练对道德决策的干预作用。旨在揭示道德决策的时间进程和神经基础;探寻自我相关性与风险水平对道德决策的影响,及其在不同情境和共情水平下可能存在的变异;共情训练能否有效提升个体的道德决策水平。     

情境适应性人工智能道德决策何以可能——基于美德伦理的道德机器学习

现实道德情境的复杂性对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的深度应用构成了极大挑战，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算法“自上而下”的路径无法成功应对这一挑战；相反，美德伦理“自下而上”的路径为应对这一挑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具体来说，美德模范的“仿效”式学习和注重道德经验的“实践智慧”既保证了道德决策的情境敏感性，又确保了复杂情境道德决策的可靠性。更为关键的是，这两种“自下而上”的美德习得路径与一些机器学习方法高度相洽。因此，美德伦理可以作为情境适应性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的伦理基础。     

关于"亲亲相隐"问题的若干辨正

"亲亲相隐"的是非问题是一个聚讼不已的古老话题.世纪初学界又出现一场关于"亲亲相隐"的集中讨论,围绕刘清平教授<美德还是腐败?>等文提出的儒家"亲亲相隐"主张与"腐败"之关系,<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复旦学报>等刊文近40篇.     

道德困境决策中的忽略偏差:现象与测量

道德困境决策中的忽略偏差效应是指在道德困境中,当作为和不作为都会造成消极结果的情况下,个体认为作为导致的消极结果比不作为导致的消极结果更不道德,从而使人们在道德决策时更倾向于不作为的现象。由于传统道德决策研究范式存在义务论决策倾向性和一般性不作为反应倾向相混淆的局限,道德困境决策中的忽略偏差效应尚未做进一步探索。本文梳理了道德困境决策中忽略偏差效应的表现,通过CNI模型提出甄别和测量道德困境决策中忽略偏差效应的策略:创设研究情景; 分离不作为倾向性和忽略偏差效应; 综合探索忽略偏差效应的群体和个体特征。针对CNI模型的局限性,结合CAN算法和漂移扩散模型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逻辑"是否可以取代"仁德"?——答邓晓芒先生对儒家"亲亲"伦理的质询

“亲亲相隐”是儒家“亲亲”思想在有结构性限制或过失的亲属间贯彻仁爱精神,进而促使人格成长的文化与伦理选择。“亲亲”之仁在君统与宗统存在矛盾的宗法社会,是方法与价值相统一的,是人们正当的权利,本身具有增德向善的功能,并不逊色于苏格拉底所从事的哲学“批判”事业。相反,“逻辑”作为方法虽可有利于分析和澄清问题,表述思想,但因本身无价值方向、忽略人格成长过程,不能取代作为终极关怀的“仁道”的地位。如果单纯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抽去了人格成长和修养的内容,可能会得出“亲亲相隐”有腐败倾向的结论,但其也并不足以支持对儒家伦理的基本否定。今天对于象征中国文化之根的儒家伦理更需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     

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是一门采用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研究社会认知现象的交叉学科,目前已经形成认知神经科学与心理生理学的热点研究领域。该文回顾了近年来有关情绪、情绪障碍、自我意识、经济决策、道德等方面的脑机制研究,临床研究和脑成像研究表明,恐惧、厌恶、愤怒、惊讶、快乐、悲伤等基本情绪在表达和识别上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孤独症与“男性脑”的特征相关,抗抑郁药百忧解对抑郁症儿童的治疗作用;在自我意识的研究领域,自我概念产生的脑区定位、灵长类的自我意象、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我概念变化等研究的热点问题;经济决策的研究最近成为亮点之一,主要包括强互惠合作、风险决策、跨期选择以及品牌决策等方面;在道德的脑机制研究中,重点涉及了道德判断与捐赠行为的神经基础。文章最后展望了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在我国发展的前景     

吉利根对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修正

道德认知发展理论要点之一是“公正”是个体道德思维的唯一取向。吉利根对此提出责疑,指出其在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上的问题,并从对已有研究材料、伦理哲学文献的考察和实证研究两方面指出人类社会和个体存在着“公正”和“关怀”两种道德取向及其与性别的关系。这是对已有理论的重大修正,也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具身道德隐喻映射机制的双向性及其问题——基于具身效应“可重复性危机”的思考

具身认知研究虽已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但某些具身效应存在可重复性较低的问题。若长期忽视这一问题,将严重损害心理学的科学性,甚至引发一定程度的“可重复性危机”。本文从道德概念清洁隐喻的两大映射方向出发,基于两大实验类型对相关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因素分别展开分析。未来研究应关注更注重社会互动的组织道德,将道德概念具身隐喻研究引申到现实问题中,并借助认知神经科学技术更全面地考察身体经验、情绪体验和认知加工在道德清洁隐喻加工中的作用。     

走向实证的道德研究:30年的回顾与思考

以“道德调查”和“价值观调查”为核心的道德实证性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起步，9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非常迅速，研究内容几乎涉及到道德现象的方方面面，这种发展态势是与我国道德建设的总体进程相伴随的。反思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发现实证调查往往是对表达的道德态度即道德认知状况的揭示，而对于体现道德本质的道德行为实践的研究不够；另外，道德调查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