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兼与柏林两种自由概念的比较

康德的文本表明康德在自由概念上区分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康德消极自由的基本内涵是意志的实践法则独立于经验质料的先天形式;而先验层面的分析则表明康德消极自由指的是独立于自然因果法则的自由因果性。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康德自由观念内在的融贯性和统一性。相比于伯林两种自由概念的经验性本质,康德自由的先验特性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这种差异应在康德与伯林迥然不同的哲学背景之中予以把握。     

伯林自由观念的重构

在《两种自由概念》中,伯林对消极自由的辩护是从两方面做出的:他既主张自由本身就是消极自由,又主张作为政治价值的自由只能是消极的.这两个主张虽然在形式上相似,但却缺乏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消极自由的继承者们同时接受了这两种观点,并进而认为消极的政治自由发源于消极的自由本身,由此得出了自由没有内在价值的结论.罗纳德·德沃金对自由问题的处理典型地体现了对伯林自由观念的这种解读,本文通过对德沃金论证的考察,指出政治领域中各项基本自由权利必须以追求理想人生的积极自由为前提才能得到理解,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不截然对立,反而相互补充、共为一体.两种自由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为我们重新理解伯林的自由观念提供了新的线索,而对伯林文本的进一步考察和澄清则佐证了我们重构伯林自由观念的合法性.     

被自由误导的自由

本文主要分析了自由以及表现为权利自由的政治哲学问题,其中着重批评了伯林的两种自由模式,试图论证,不自由切割为两种,将导致对自由的各种误解。所谓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只是同一种自由的两面,但伯林问题可以转换为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问题,这样就可以消除混乱。     

法律与自由

本文主要从法哲学的角度探讨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本文认为,传统的有关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二分法已经不能准确厘清自由与法律之关系,需要在综合的方法下审视自由观念所包含的法律价值意义。为此,本文系统地考察了禁止论、意志论和规则论三种法律下的自由观,并对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与法律权利的自由权利给予了具体的分析,文章认为我们既要保有自由诸权利不受侵犯,更需要为这些自由权利而作为,建设一个法治的宪政制度,则是所有个人自由的基础。     

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基于人类欲求之等级结构的分析

当我们讨论自由这一概念时,可以将人类的自由理解为由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两部分组成。在文章《两种自由概念》①中,以赛亚.伯林论述了对行动自由的两种不同理解: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本文在伯林两种自由概念之划分的基础上,借助哈里.弗兰克对于人的意志这一概念的构建,试图阐释和分析自由的四个相关概念:意志自由,思考的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根据伯林的区分,第一个和第三个表达是自由的积极概念;第二个和第四个表达是自由的消极概念。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运用查尔斯.泰勒所提出的"机会概念"和"实践概念"对上述四个表达进行区分。其中,意志自由和积极自由是"实践概念",思考的自由和消极自由是"机会概念"。     

伯林式焦虑症与自由的价值

以赛亚·伯林的消极/积极自由二分法建立在一系列误解之上.一方面,即使我们接受伯林指派的观点,把自由价值当作一种具有内在善性的东西,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像伯林所希望的那样,可以将对自由价值的消极理解设想为一个融贯的思想.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伯林的“不受他人故意干涉”思想作出反思,我们也并不能将其当作是具有内在善性的价值的一个要件.伯林的误解根源于他对客观价值观念的某种过度焦虑.     

马克思自由观的现代价值——基于与萨特自由观的比较

与萨特自由观相比,马克思自由观具有更为重要的现代价值.这种现代价值根源于马克思对人的本体论定位的合理性,即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建立在“类自由”基点上的个人自由和群体自由的现实实现.在与以萨特代表的强调“自我”的绝对自由,并由此导致我与“他者”的绝对对立的自由观的对比中,马克思的自由观不仅能达到理论上的“主体交互性”的实现,而且能够在现实境遇中达到实践上的自由.     

论我们自由的贫乏——黑格尔伦理学说的伟大与局限

霍耐特认为黑格尔将自由概念区分为个体消极自由、反思性自律自由和客观社会自由三种形式(可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存在、本质和概念相对应),指出前两种自由概念欠缺客观性环节.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中伦理学说(Sittlichkeitslehre)的启发,霍耐特认为客观自由的观念以主体间交互性为原则,与机制化的伦理生活之间存在互动.机制化的客观自由并不意味着个体会失去个人权利和道德自律,社会成员可随时自愿退出或抗议.客观自由观念为机制引入动态、开放以及逾越诸要素,但黑格尔囿于时见没能彻底贯彻自己的伦理学说,忽略了其中蕴含的上述要素.     

知识产权价值追求中的二律背反：自由与平等的冲突

知识产权制度体现了对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追求与维护.然而,自由与平等本身有着不同的内涵和目标,分别代表着理性主义的不同方面,反映了不同的价值取向.知识产权中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追求内在地相互冲突.在现实生活中,知识产权中自由与平等的冲突主要表现为知识专有与平等接近的冲突、知识垄断与平等竞争的冲突、财产自由与财产平等的冲突.知识产权中自由与平等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无法消除的.知识产权只有根据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努力寻找自由与平等的最佳平衡点,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自由与平等.     

“自由匮乏”语境下公共领域是否可能

中国传统时代的自由匮乏,使得有体制保障的言论自由和对话渠道难以成长起来,从而造成了作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公共领域的缺失,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主要障碍。中国政府的政治智慧,民众政治素质的提高,以及互联网公共论坛的发展,都为中国公共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契机。     

论现代制度的自由价值及其实现机制

分化是现代制度的首要特征。从最终动力上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个人得以不断地从对他人和共同体的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个人的自由促成了人们纵向的地位变动、横向的地域流动和活动领域变动,促成了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领域和层面,主要有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由此产生了制度的分化和整合。     

黑格尔自由观的思辨方法和伦理价值关切——基于与康德自由观相比较的视角

黑格尔的自由概念是贯穿其精神哲学的最为重要的概念。精神的发展过程就是逐渐获得完满自由的过程。黑格尔的自由观是以康德的自由观为批判和超越的对象而发展起来的,他批判康德的抽象思维方式而采取思辨的思维方式,批判康德的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的片面特征,而主张意志的本质就是自由,经过抽象法的形式自由,进展到道德法的主观性的自由,再到伦理法中在国家里达到主客统一的绝对自由。黑格尔的自由观有着强烈的伦理价值关切。只有把考察的基点落实到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上,才能克服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并发现人类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真正动力。     

全人类共同价值自由的可能与限度——维尔默自由观研究

维尔默反对个体自由与共同体自由的对立二元论,倡导通过主体间的平等参与和理性交往建立共识并实现理性的自决,从而调和个人特殊利益与社会普遍利益,促进真正意义上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自由和民主形式的道德生活的实现。总的来说,维尔默的自由观沿着哈贝马斯民主协商的基调,但在扬弃个体主义中消极自由维度的问题上进一步发展了黑格尔“民主伦理”的概念,强调民主话语中个体间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参与权,这对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着一定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压力应对与肿瘤的研究进展

压力是影响肿瘤发生、发展的心理因素之一.面对压力,人们可以产生积极的应对反应,也可以产生消极的应对反应.压力应对是个体面对外部环境挑战时作出的适应性反应.近期有关研究表明,压力通过神经系统启动瀑布式级联反应,神经内分泌介质修饰肿瘤微环境以及压力相关的心理因素触发一系列的信息处理通路,影响肿瘤的发生、发展和预后.理解压力应对在肿瘤演进中的作用和机制,有利于设计合理的干预措施治疗肿瘤.     

后伯林自由观:概念辨析

本文旨在对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发表后西方政治哲学中关于自由概念与观念的争论作一综合评析.本文评介了麦卡勒姆的三要素自由概念,分析了哈耶克、阿伦特以及米勒等人对自由观念的划分,以揭示自由这一复杂的政治哲学概念的多重维度及其关联.     

意志自由与生命价值的对峙——精神医学领域知情同意原则泛化的伦理分析

知情同意原则在精神医学领域存在严重的泛化现象.医学技术与疾病治疗之间的不同步性表明,单纯依靠技术理性探寻知情同意原则泛化的根源必将陷入困境,解读该原则本身的伦理涵义为其伦理根源的追溯提供了除反思经验判断与医学技术局限性外的破冰之旅.人类意志自由与生命价值在精神医学领域里的尖锐对峙是这种泛化的伦理根源.     

试论马克思文本中的三种自由概念

<正>对现代人的生活而言,自由无疑具有崇高的价值。然而,人们对自由概念的使用却往往十分混乱。这种混乱不仅存在于日常语言中,也存在于众多的学术讨论中。即便按照比较清晰的评判标准,自由也是形态各异的:有形而上学的自由与政治的自由之分,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之分;政治的自由有时又划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伯林),有时则划分为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与作为参与的自由(参见托马斯,第219页)。而且,自由的这些不同意义并不是完全平行的,它们之间的部分重合与交叉十分常见。由此,我们可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要自由,而在于究竟要哪一种意义上的自由。     

精神自由与心灵自由——庄子与萨特自由精神之比较

庄子和萨特虽然都不约而同地呼唤自由,但他们关于自由的理念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庄子的精神自由是消极的,萨特的心灵自由是积极的。庄子认为要想实现自由理想,就要顺任自然、“洗心去欲”;萨特则认为“人命定是自由”,实现自由理想,就是要让人认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勇于自我选择、自我造就、自我实现。     

日本安乐死立法之考察与研究

日本成文法律目前尚无关于安乐死的明确规定,但是一些典型的判例已经对安乐死合法的条件做出了界定。日本社会和民众绝大多数能够接受消极安乐死,但是强烈反对积极安乐死。积极安乐死属于日本刑法上的杀人罪行为,但是量刑较轻。     

回答一个问题:消极自由究竟有什么错

伯林的“消极自由”概念是一个影响广泛而又备受争议的概念。在揭示这个 概念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根源的基础上,对这个概念的内在理论困难进行深入分析, 可以发现,“消极自由”的实质是个人自由,而个人自由构成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消 极 自由”所消极界定的“不受干涉的自由”,其实质是一个人的行动在其私有财产权范围内的 不受 干涉,从而,私有财产权既规定了一个人的自由,也限制了一个人的自由。基于私有财产权 的自由竞争揭示了“消极自由”概念背后所隐含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这就 是一个普遍冷漠和无是非的社会生活图景。“消极自由”的自由观所体 现的实际上是一种合理利己主义的社会生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