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原则与心性本体——儒家"仁内义外"与"仁义内在"说的内在一致性

郭简《六德》篇讲“仁内义外”,孟子则批评告子“仁内义外说”,而主仁义内在。学者疑之,至有据此否定郭简思想属思孟学派者。本文指出：《六德》篇与告子的“仁内义外说”,名词相同,但内涵迥异。郭简《六德》篇的“仁内义外说”,讲家族内、外治理方法的区别;告子所持“仁内义外说”,则是由人的情感生活与道德普遍性之割裂,而引生一人性“白板论”。《六德》篇“仁内义外说”所言治道,表达了儒家的一贯思想,亦为孟子所肯定。但告子“仁内义外说”所表述的人性论,则与儒家尤其思孟一系的核心思想相抵触,故为孟子所驳斥。孟子与告子有关“仁内义外说”的论辩,凸显了孟子人性论的根本特色和精神实质。孟子仁义内在于人的实存和情感生活的性善论,为《六德》篇“仁内义外说”所表达的儒家治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者本无矛盾,不能据此而将《六德》乃至郭店儒简排拒于思孟学派之外。     

简帛《五行》新探——兼论《五行》在思想史中的地位

《五行》篇中“形于内”的“德之行”与“不形于内”的“行”实际是一种双重道德律 ,它与郭店简其它篇目中的“仁内义外”说表达的是一个意思 ,这是理解《五行》思想的关键 ;《五行》突出“圣”、“智”之论 ,表现出道德实践中的二元论倾向 ;《五行》前半部分主要谈“形于内”的“德之行” ,后半部分谈“不形于内”的“行” ;《五行》对以后的孟、荀均产生影响 ;根据《五行》的思想和特点 ,将其看作《子思》的作品可能较合适     

"逻辑"是否可以取代"仁德"?——答邓晓芒先生对儒家"亲亲"伦理的质询

“亲亲相隐”是儒家“亲亲”思想在有结构性限制或过失的亲属间贯彻仁爱精神,进而促使人格成长的文化与伦理选择。“亲亲”之仁在君统与宗统存在矛盾的宗法社会,是方法与价值相统一的,是人们正当的权利,本身具有增德向善的功能,并不逊色于苏格拉底所从事的哲学“批判”事业。相反,“逻辑”作为方法虽可有利于分析和澄清问题,表述思想,但因本身无价值方向、忽略人格成长过程,不能取代作为终极关怀的“仁道”的地位。如果单纯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抽去了人格成长和修养的内容,可能会得出“亲亲相隐”有腐败倾向的结论,但其也并不足以支持对儒家伦理的基本否定。今天对于象征中国文化之根的儒家伦理更需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     

外在之行与内心之德的贯通——对子思五行说构建过程的诠释北大核心CSSCISSCI

后孔子时代儒家面临思想与实践的双重困境,子思承接孔子思想,创立五行说,试图解决外在之行缺乏内心之德约束的问题。郭店竹简《五行》篇"形于内"是外在之行与内心之德贯通的桥梁。子思对仁义礼智圣"形于内"的论述,主要在仁、智、圣上用力。子思论证五行"形于内"的同时,同样重视外在之"行"的意义。"行"与"德"并重,体现了子思的中庸思想。此后,孟子与荀子各偏于一隅,皆不得中庸。     

郭店楚简所见子思的修身思想

郭店楚简的出土,为研究子思及其学派的思想提供了新资料。子思的修身思想上承孔子、曾子,下启孟子,是先秦儒家修身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简文对统治者修身与治国安民关系的论述透露出修身的重要性;心性论是其修身哲学的理论基础;“思”是修身理论的途径。修身理论为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建构指明了方向,证明子思学派是孔子以后儒家最重要的学派,思孟学术传承更加明朗。     

儒家的"和"伦理

儒家伦理重视和谐,有着丰富的“和”资源。它的“和”有三层含义:作为道德品质的“和”、作为道德本体的“中和”、作为世界本体的“太和”。儒家“和”的世界图景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太和”景象。儒家实现“和”的手段主要是“礼”,其具体要求是“明分”、“安分”、“尽伦尽责”、“中节”等。儒家的“和”伦理的这些资源对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建构仍有积极意义。     

再论"五行"与"聖智"

思孟五行与乐有密切的关系.<史记·乐书>不仅保留了思孟五行,而且以汉代五行图式,凸显"聖"德的地位."聖"居中,含容"仁义礼智",君位,宫音,土德,具有包容、为主、统合、生生的意蕴.<荀子>、<中庸>,特别是<孟子>与<孟子字义疏证>中有不少关于"聪明聖智"与"天德之知"的材料.戴震的发挥,深得思孟五行的个中三昧.与"聪明"相联的"聖智"是一种"神明"、"天德",是对"天道"的体悟或神契,是体验、接近超越层的"天德之知".切不可从知识论的视域,特别是主客对待的认识论的角度去理解思孟五行.思孟五行是具有终极信仰的、以天道观为背景的"天人聖智五行观",蕴含着深刻的道德形上学的思想,其枢纽是"聖智".     

“以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

“以生言性”为古代人性论的大传统,此乃所谓“生之谓性”。由于受牟宗三、徐复观等港台新儒家的影响,学术界往往认为“以生言性”是自生理欲望以言性,是一个旧传统,而孔子之后,子思、孟子所开启的则是自德或理以言性,是超越之性、义理之性,是一个新传统;前者“是儒家人性论之消极面,不是儒家所特有”,后者则“是儒家人性论之积极面,亦是儒家所特有之人性论”。(牟宗三,1968年,第216页;徐复观,第3章第5节)这样,孟子的性善论与其之前的“以生言性”便是新与旧、积极与消极的对立关系。然而,同样是属于新儒家阵营的唐君毅先生,却不仅注意到孟…     

先秦儒家"和为贵"的政治伦理追求

“和为贵”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和本质特征。重视“人和”的社会管理思想．强调“民为邦本”的和谐社会基础,提倡“修己安人”的“和”政治伦理要求,构成了先秦儒家“和为贵”的政治伦理内涵。吸取其合理养分,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先秦儒家“法先王”的伦理之维

一段时间以来,受救亡运动、疑古风潮和极端阶级分析法的影响,先秦儒家的“法先王”思想屡遭抨击和批判,其实质被保守、虚妄、反动的表象所遮蔽,其价值被“厚古薄今”的思维定式所消解。从伦理向度看,“法先王”是先秦儒家以“立德”“弘道”为基本价值取向对先王之德、先王之道的形塑与倡扬,是阐旧邦以开新命的政治智慧。先秦儒家以“可施于礼义”的伦理标准,萃取和凝练了“五经”中的王道思想;从伦理维度进行理论开新,奠定了王道政治的坚实根基;用中庸之道为王道政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先秦儒家“法先王”思想既具有强烈的批判功能,又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和王道政治范式,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     

孔子"轻法"的伦理辨析

孔子毕生以创建“仁学”伦理文化、丰富和发展传统周礼为己任 ,未将思考和阐发当时的法和“法制”问题作为自己主要的人生目标。政法不分的专制统治模式使他的“为政以德”主张合乎逻辑地具有“为政以法”(“为政以刑”)的特质 ,“为政以德”也合乎逻辑地含有“为法以德”的思想。从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特性和《论语》看 ,孔子不仅不“轻法”,而且对法和“法制”是给予充分肯定的。     

"仁"与"未仁"的两难选择--孔、孟、荀评管仲解读

自孔子称管仲“如其仁”,之后的孟、荀却给出了不同的评价,后代儒者就面临诠释管仲之仁与未仁的两难选择。本文即联系诠释中所显现的问题,考察孔、孟、荀何以会给出各自不同的评价,试图还原先秦儒家面对现实管仲时所体现出的评价原则,梳理孔、孟、荀由此而展开的思维理路,并为理解先秦儒家的核心理念及运用原则提供补益。     

从"德性"到"德行":试析《淮南子》中作为治国之本的"德"

《淮南子》因应时势,从先秦各家、尤其是从儒家学说中广泛汲取“德”的资源,十分重视君主之德。该书在论述对君主之德加以理解、培养与施行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从重“德性”进至重“德行”的深化。     

论儒家"经权相济"的道德模式

经权关系是整个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主要是说明在异常的情况下 ,如何采取变通的方式以坚持伦理原则的问题。经权关系具有复杂性与流变性 ,其基本特征是“经常权变”。处理经权关系的根本原则是“经主权从” ,其行为模式是“经权相济”。这是儒家的真精神 ,值得后人重视。     

论孔孟儒家伦理精神的基本特质

伦理精神是民族伦理的深层结构,准确把握儒家伦理精神则必须理解孔孟儒家理论的内在逻辑。理解孔孟儒家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伦理精神的关键在于厘清孔孟儒家理论的核心关切。而孔孟儒家的核心关切正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孔孟儒家伦理精神主要包括了:"志道据德"、"为仁由己"与"慎终追远"。其中,志道据德是孔孟儒家伦理的整体价值导向;为仁由己是其伦理实践的执行关键;而慎终追远则为为仁由己提供内在动力。回归孔孟儒家的伦理精神是提升社会道德水平、摆脱当代社会道德困境的重要途径。     

"礼"-徽州祠堂之"伦理"理性

在儒家伦理中,礼是维系天地人伦上下尊卑的宇宙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准则。祠堂,作为中国特有的宗法文化的载体,体现着“礼”的伦理理性精神。     

《诗经》"德"范畴的形上义蕴

《诗经》“德”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确立了“德”作为一个哲学和伦理范畴所特有的形上义蕴,开启了一条从形上王国通向现实人生的道路。“柔”、“惠”、“直”、“恭”、“温”、“善”等诸多道德规范和道德条目的内涵开始向“德”渗透,德性思想和意识逐渐生成。“德音”、“德行”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哲学概念的出现,则为“德”范畴在哲学和伦理向度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政治哲学的儒家社会乌托邦——兼对《礼记·礼运》的分析

一、儒家乌托邦的形成与历史乌托邦思想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乌托邦代表了儒家的一种社会理想,而且因为儒家政治哲学的其他许多重要观念都是它的延伸。因此,不了解儒家乌托邦,就难以对儒家何以会有这样的政治思想作出合理解释。儒家乌托邦实为儒家政治哲学提供了“原型”。儒家传说中“大道之行”的世界,是儒家社会乌托邦的典型写照。所谓“大道之行”的世界,是指尧、舜以及比这两个帝王的统治更遥远的历史时代,也就是后来史称的“三代之上”的世界。三代之上的历史并无可靠的文献记载,只是一种传说而已,然而,恰恰是这种…     

郭店简书“信情”解读

郭店简书《性自命出》等儒家文本的性情说,实质上是持“生之谓性”的立场。由此,郭店儒家简书突出地强调“情”的主要特征在于实然性的“信”,即真实、真挚。简书对于“信情”的崇尚,是儒家思想内在理路的发展和“情”之语义学历史演进双重影响的结果,它体现了先秦思想家由神本转为人本的致思趋向。而且,提倡“信情”,也是孔、孟之间一般思想家(主要是儒、道)的共同的德性诉求。     

从子夏问《诗》看《论语》中所见文质观——兼论先秦儒家道德哲学的价值转向

子夏与孔子关于《诗经》文句、内容和价值的讨论引人注目,二者就文质、本末、仁礼等关系的论述代表了先秦儒家道德哲学由仪式伦理向情感伦理的转化。孔子及弟子、时人所提出的"质先文后"、"质本文末"、"重质弃文"、"文质一体"、"文质彬彬"等思想代表了先秦儒家早期文质观的主要观点。思孟和荀子在继承孔子文质思想的同时,又从不同侧面分别强化了质与文的思想价值。由对文质及其关系的理解出发,思孟重"质"轻"文",更加注重"义"的内在性,甚至把"礼"也纳入了内在性的范围;而荀子主张"情文俱尽",赋予"义"以内外两重性,把"礼"视作实践"义"的根本途径。伴随着文质观的演化,先秦儒家道德哲学的建构蕴含了由外而内,又由内而外的否定之否定的价值转向,《论语》中所见文质观正是理解这一价值转向和思想逻辑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