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制度化建设路径探微——基于孔子对“礼”的实用主义建构

春秋末期,孔子传承周的礼治"方式",创立了德为先导、礼为核心、刑为后盾的德治路径,用礼填补了德与刑二元对垒之下的真空地带,通过制度性的礼来保证道德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孔子在履任中都刑职时,实证了这种方式的可行性与正确性。这一道德建设路径实现了道德的虚功实做,有效地突破了道德建设乏力的窘境,一直为后世所推崇和传承,更应该为我们今天所借鉴——通过制度方式(不是德也不是法)把个人品行与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借以强化道德的约束作用。     

殷周之际德治思想构建的主体性探析

德治思想,即"运用道德的政治手段实现政治的最终道德目的"是儒家伦理价值体系中最终的价值归依。以人的主体意识的发展为切入点,考察殷周之际德治思想的构建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德治思想的构建共经历了三个阶段:殷商的神本文化——人的价值主体的缺失;周初的敬德保民——人具有了独立的价值主体;西周的礼乐文化——人的类意识的觉醒。可以说,殷周之际统治阶级从神权政治转向德治与礼治,在人的主体意识的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论礼学脉络与礼学史分期

从远古殷商以"致敬鬼神"为核心的宗教之礼,到西周以"人文道德"为核心的制度之礼,周公"制礼作乐"是一大关键;从西周以"人文道德"为核心的制度之礼,到东周以"礼缘情而作"为核心的观念之礼,孔子"克己复礼"是一大关键。西周"制礼作乐",实现从天道到人道的转折,直接扭转中国文化走向;东周礼乐思想,实现"礼"的学术化,深刻影响中国学术史与思想史。礼学在先秦即已实现关键性变革,由秦汉迄于清代,皆循其轨而有所发展。秦汉至隋唐礼学之主体特征是体制礼学,宋明时期礼学之主体特征是心性礼学,清代礼学之主体特征是全面整合。     

论孔子的“为政以德”

《论语,为政》篇有两段关于孔子政治思想的记载: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从统一说明德与政的关系,“道之以政,……道之以德”,从对立说明德与政的关系;德与政的对立,指出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德与政的统一,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总要求。朱熹在解说“为政以德”的时候,提出:“政之为言正也,所     

孔子礼乐观之形成初探——以《论语》为考察中心

孔子的礼乐观,是孔子为重塑周王权威和再造礼乐文化,在对远古及三代礼乐文化敬畏和继承的基础上,对礼、乐和礼乐的结合及其精义加以追问和创造性阐发形成的。另外,以礼释仁与孝、以乐释乐、礼和互释等,也促进了孔子礼乐观的形成,使之成为孔子礼乐思想的重要组成。     

孔子德刑观的审视与解读

孔子德刑观承前启后。与前人不同,跨越运象以思阶段,形成完整的形上体系;同时又统领后来者,后儒在德刑之"神"、之"形"上都在沿用、传承孔子之所创。表达方式上,孔子首创直接对比方式,将德、刑直接对比,更利于观点的表达、理解和接受,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便是缺少类似于此的精炼表达和内容阐释;孔子还开了从心理层面诠释德主刑辅的先河,增强了德主刑辅观点的可信度,当下中国道德建设亦应重视伦理道德的心理属性,切忌按经济操作手法来建设道德;最为主要的是孔子在德与刑之间植入了"礼"这个制度性规范,通过礼这个"制度"来保障道德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中国封建社会悠久而成功的德治典范便是归功于此,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也应借鉴于此,将"德治"的软实力通过"德制"这个硬措施来保障和实现。     

试论孔子对传统礼乐文化的贡献

孔子对传统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最主要的则是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礼乐文化。因此,对孔子的礼乐观作文化学上的探讨,实在是研究孔子思想乃至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课题。 研究孔子的礼乐观及其对礼乐文化的贡献,离不开《论语》中有关礼乐的言论。《论语》论礼乐,或单言礼,或单言乐,或礼乐连词,或礼乐对举。现简要摘举如下: (一)单言礼共57条。例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见《论语·为政》,下引《论语》只注篇名。)     

董仲舒的德治思想

董仲舒在孔子“仁”、“礼”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德治”的政治主张。其主要内容是国君必须“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敢有君民之心”;选贤举能,任用清正廉洁之人,实现吏治的清明;要求为政“德治为主,刑罚为辅”。董仲舒的“德治”思想既渊源于孔孟儒学,亦深受阴阳家的影响,当然还与西汉初年的现实政治有密切关联。     

治官而非治民: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诉求与当代价值

孔子的德治思想体大思精,但其基本立足点和重心,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治官",可以说,有德者之治和有道德之治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诉求。孔子的德治思想首先强调的是有德者之治,总是把"为政之德"放在最优先、最重要的位置上,作为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加以考量。孔子所主张的有道德之治涵盖了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其中最核心的是以下四大要义:一是珍惜人的生命,尊重而不是肆意剥夺人的生存权;二是减轻赋税,让民众过上相对富足和殷实的生活;三是任人唯贤,形成贤者进不肖者退的局面;四是重视教化,提高民众的道德礼义素养。孔子德治思想中具有超时空、普适性的真知灼见及价值取向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论孔子对传统礼乐文化的贡献

孔子对传统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最主要的则是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礼乐文化。因此,对孔子的礼乐观作文化学上的探讨,实在是研究孔子思想乃至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课题。研究孔子的礼乐观及其对利乐文化的贡献,离不开《论语》中有关礼乐的言论。《论语》论礼乐,或单言礼,或单言乐,或礼乐连词,或礼乐对举。现简要搞举如下：（一）单言礼共57条。例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见《论语·为政》,下引《论语》只注篇名。）（二）单言乐14条。例如：“乐则韶武。”（《卫灵公》）不过单言乐并不都有“乐”…     

荀子的“礼乐”教化思想与现代道德传播

<正>"礼乐"教化思想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主张以礼乐育人并以礼乐治国。作为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的"礼乐"教化思想建立在其基于"对心言性"逻辑前提而确立的"性恶论"、"性伪分"哲学基础上,他提出的"礼"之规范性与"乐"之情感性相统一的道德实践方式,对改进公民道德建设中道德传播的方式和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儒家德治的四大形态与以德治国的战略思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批判性地继承了儒家的德治思想资源。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善于借鉴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从政以德、以德治国的政治智慧,而且注重挖掘传统仁义道德在当代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角度,儒家阐发的德治可以分为不同的形态,主要有仁治、义治、礼治和孝治四大形态。正因如此,儒家的德治思想不仅体现为从普遍性高度强调以德治国,还体现为致力于从仁、义、礼、孝这四个儒家核心道德理念维度更为具体地阐发独特而深刻的治道思想,这为当代中国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     

“礼义化性”与“习俗化性”——论荀子思想中礼与俗的作用

"性恶论"是荀子礼治思想的人性基础,他主张以礼义变化人的情欲之性。礼义化性主要通过对人的教化,使心认可礼义,进而通过心之所可来节制欲望,并发挥心的思虑功能使情欲对象符合礼的规定。荀子又认为"注错习俗"也可以化性,"注错习俗"的差异造成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个人修养应该谨慎于风俗习惯,国家的治理者则应通过礼、乐、刑、政等来改变恶俗,形成美俗。从礼俗关系来看,礼和俗都具有"化性"的作用,而美俗的形成依赖于礼乐教化,美俗应该是符合礼义的俗,是礼的民众化。     

礼与中国人文精神

中国文化是礼乐文化,儒家是礼治主义者,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在儒家文化中,礼是人区别于禽兽、君子区别于小人的标志,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具。礼是依据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的典章制度与行为规范,要求人心存恭敬,自谦尊人,内外兼修,文质彬彬,彼此尊重,以此成就自己的君子风范。中国文化不是宗教文化,儒家主张为政以德,而礼就是德政的展现。     

孔子与柏拉图治国思想之比较互鉴

轴心时代让人类拥有了精神觉醒的意识,并开始了理想治理模式的探索。孔子与柏拉图是分别屹立于东西方的思想巨人,在治国理政方面都阐发过系统精湛且意义深远的论述。孔子以杰出的历史理性,将以修己为本、安百姓为旨归的仁学之道导入体现尊尊之制的君臣父子伦理关系之中,确立了以道德与政治的高度统一来治平天下的德治路径。柏拉图则以卓越的逻辑理性,运用正义与善的理念构建了三个等级各司其职、互不僭越的理想城邦治理模式。通过较为深入的比较互鉴,可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的治国理政提供思想资源。     

儒家道德情感论的核心特质及其内在理路

直下心源、直契本心是由孔子确立的儒家道德情感论的核心特质,孔子后学由此出发,基于天人合一的视域建构了诚学,将诚提升为了贯通天人、真实无妄的道德情感。儒家从质直、至诚之本心情感出发,涵养与推扩道德情感的内在理路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维度:第一,以反观内省的道德理性时时提撕和体认本心情感; 第二,以本心情感为体,以礼乐文化为用,以文质彬彬为旨归; 第三,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为路径,以四端之心为内在心理情感根据,在由近及远、由厚及薄、由亲及疏的无限推扩中实现对道德情感的涵养、提升与超越。     

《周易》礼治、德治、法治思想略论

《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是以礼治为中心为主体,以法治为辅助手段,以实现德治为治理的最高目标,将礼治与德治、法治紧密结合起来,具有典型的社会综合治理特征的治国思想。法治是治理的底线与红线,是社会治理的强制力量,法治依靠他律和强制;礼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主体力量,主张自治与强制相结合;在法治、礼治的基础上通过德治达到天下大治则是社会治理所向往的理想目标,德治主张自觉自律与自治。《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治理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生存态度与生命情感:孔子“敬”思想的人学意蕴

"敬"是儒家核心范畴之一。孔子之前,"敬"是先民对天或帝等神秘力量的原始畏惧心理表达,至孔子,"敬"实现了一次重要的人学飞跃,由原始的恐惧心理转变为人之道德理性精神,成为德目、德性和德行的统一。作为"德之干","敬"首先是基于对个体人格尊重的主体间关爱之情的理性表达;其次是个体交往的行为规范和实践准则——孔子主张"修己以敬"、"执事敬",在笃实行"敬"中获得德性的充实和事业的圆满;复次是生命追求的终极关切和文化信仰。经由孔子的人学化变革,"敬"成为儒家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性的哲学表达,积淀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品性和价值信仰,为现代人走出生态困境和存在危机提供了思想资源。     

矛盾、妥协与进取——孔子尊圣与孟子的道统建构

德、位乖离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理解孟子道统论的切入点。面对德与位的现实矛盾,孟子相较于孔子表现出更多的妥协,其表现就是以“仁政”代替孔子的“德治”主张,在承认道统与政统背离的现实无法改变的状况下,希望政统接受道统的裁制与指导。然而这就必须提高道统的地位,确立其独立性与至上性。孟子采取的方法是构建系统化的道统理论,这种构建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其一,通过以孔子之道对政治的指导性价值代替实然的历史功业,弥合孔子有德无位与上古圣王德位双全的差异,将孔子确立为传道之圣人,以确定道统相对于政统的独立性;其二,以道统传承的严整的时间形式,表明道统具有天命性质,以确定其至上性。     

从“方内”到“方外”——庄子之孔子形象建构的内在理路

以《论语》中孔子"化而日进"的生命精神为基准,庄子或认为"游方之内"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并非孔子理应知止的圆熟境界;在这种"游方之内"的道德境界之外,尚有"踰矩"以"游方之外"的进境可能。所谓"矩"、"方",实即以礼乐为核心建制的"人间世"。面对崩坏的礼乐制度,孔子通过对"礼之本"的论述而强调礼乐的情感内质与生命关切,并以在秩序之中安顿生命为至高理想;然而,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情感与秩序之间呈现出的是难以消解的张力。在此基础上,庄子遂以"自事其心"为原则,以"礼意"为旨归,意在超越"方"的拘限(也即"踰矩")而追求"相造乎道"的本真、自适之境。循乎此,"孔子"也便在庄子笔下"重获新生"了。在这种理解进路中,庄子既不"诋孔",亦不"尊孔",而是通过"释孔"的方式回应着孔子生命与思想中存在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