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释的交融看中、西文化的会通──关于“元哲学模式”与《周易》和新康德主义的哲学趋向的思考

在世界文化史上，分属于中、印两种文化传统的儒、佛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交流，可以说是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交流。经过长期的历史磨合之后，佛教被中国化，汲取消融了佛教思想之后的宋明新儒学也打上佛教烙印，带有佛学色彩。儒、佛两家尽管佛中有儒、儒中有佛，但是直到如今，毕竟儒还是儒、佛还是佛。两家经过相互渗透之后，彼此各有综合创新，在部分问题上难分彼此，却并没有整体上的“合二为一”。绵延了两千年的儒、佛交融和彼此综合创新的过程今天仍在继续，并未结束。它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对全人类说来都是一份极其宝…     

“儒佛不二”的中国化佛教——“儒佛关系与佛教中国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正>无论是研究中国佛教还是研究儒学,都不能不关注"儒佛关系",这基本上是学界的一个共识,然而,共识归共识,与此有关的学术研讨会,也就是专门以"儒佛关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却是少之又少。尽管每年儒学和佛教都要举办很多学术研讨会,但儒佛双方好像都没太把"儒佛关系"放在心上,以至于弄得"儒佛关系"掉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尴尬境地。儒学方面觉得谈"儒佛关系"有损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尊     

以佛摄儒与佛法淑世——欧阳竟无应世方法论浅释

欧阳竟无的儒佛融摄,是以唯识学为主的纯粹佛教与原始儒学的融合,有别于传统思想中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化佛教与以宋明理学为主的儒学之辨的融合。同时,他的儒佛融合,带有鲜明的以儒学为佛学应世之学的特色。其方法论是,严格限定儒学和佛学的内容,从而从学理上探讨两者的内在理路的融摄。他批判了以天台华严禅宗净土为主流的中国化佛教,简别了大乘起信论为主的中国佛教经典,重构了内学;他批判了宋明理学为主流的儒家,批判避谈寂灭本体的儒学,也批判了刚刚兴起的新儒学,重构了儒家。进而,他主张以三智三渐次为具体的方法,将儒学和佛学作深入地融合。他的儒佛融合思想,对当时的思想精英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其重要意义。     

儒佛会通 化俗治世 以《印光法师文钞》为中心的解读

正印光以佛学理论诠释儒家伦理,不仅促进了儒佛互补,也加深了两者的理论会通;既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理论的一次重要探索,也是佛教中国化理论的又一次升华。印光法师(1861-1940)是近代佛教高僧、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他所处的时代,是近现代中国内忧外患最为炽烈之际,社会动荡不安,有识之士各怀忧惧,纷纷奋起推动变革。印光为救时劫,力倡儒佛会通思想,希望"儒宗由佛法而得以复兴,佛化因儒士而得以广布",试图以此"使人人以自治、自立、自强,""实现国家之国治、国立、国强"。     

印顺“人间佛教”伦理思想初探

本文尝试从印顺人间佛教思想的伦理体系入手,初步建构印顺佛化道德概念在人间佛教的不同维度中所形成的完整的逻辑体系,包括纵向的差序层级、横向的规范原则及其佛化伦理的实现途径三个方面。印顺以众生性、人性和佛性的不同区分出人间佛教伦理道德的境界序列,又以现代中国社会的现实为背景提出佛陀人间化的伦理前提、智慈合一的实践理念、集团生活的时代倾向与救世之仁的实践意义作为人间佛教伦理观的原则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家、出家两种殊途同归的佛化道德实现途径。     

“真如”与“生生”——梁漱溟本体思想的演进轨迹及其思考

"真如"与"生生"分别代表了梁漱溟思想中儒佛两家的本体。以梁漱溟早期与后期的不同著述为研究线索,可以清晰地探知"真如"与"生生"这两个本体之间关系的演进轨迹。在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代表的早期思想中,梁漱溟以"生"为儒家道体,"无生"为佛教特色,"真如"与"生生"之间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紧张关系。在以《人心与人生》为代表的后期思想中,梁漱溟一方面开始强调"真如"本体的心体与觉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将生生之体视为人心可以自觉的必要条件,这样,人心、心体的自觉就成了儒佛两家本体的汇通点,"真如"与"生生"的关系转而呈现出融合的姿态。明晰梁漱溟本体思想的演进轨迹,有助于在儒与佛、前期思想与后期思想的讨论框架下,为梁漱溟研究提供更多的问题增长点,更可以为学界关于梁漱溟思想归宿的探讨提供启示。     

由碰撞到融合:论魏晋经学与佛学的关系

魏晋时期,经学化的儒学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因此作为外来文化的佛学,首先面临着与儒学的碰撞与融合问题。佛教僧团、信徒的膨胀对儒家推崇的宗法制社会结构模式的无形解构,佛教构建的"方外"世界的宗教秩序对儒家推崇的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政治伦理秩序的无形解构,构成了儒释的尖锐冲突。然而,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努力追求与本土文化的视界融合——接受儒家话语方式,寻求与儒学表达范式上的贯通;完善佛教戒律,寻求与儒学名教秩序上的贯通;深化佛教理论,寻求与儒学思想体系上的贯通,则使儒释由碰撞逐步走向融合。     

作为哲学方法论的“本来性—现实性”——就荒木见悟《佛教与儒教》而谈

“本来性—现实性”是荒木见悟的一个重要哲学方法论,贯穿其整个中国哲学及佛学研究的过程。这一方法论观念既源自其对儒佛两教重要经典的创造诠释,更是源自其深刻的宗教体验、身心体验乃至战争期间的生命体验,最终在《佛教与儒教》中以“序论”的方式登场。在儒佛思想构造中,正如“本来成佛”或“本来圣人”所示,不论儒佛教说存有多大歧义,都表现出对这一本来性问题的终极关怀;出世间性的佛教对现实性问题亦并不缺乏关心,相反,以冷峻的目光正视现实性,透过现实性以肯定本来性,这是华严学特别是宗密哲学所关注的重点。儒教对本来性与现实性的理论建构更是其核心主题,如宋明儒学中的朱子学与阳明学。故超越儒佛宗派对立,以本来性与现实性的问题关切来整体审视儒佛两教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进而为未来文化发展指明“现实本来性”的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儒学、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明——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和基础。儒学本身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争鸣中成长,在与佛、道的交融中发展的。儒学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同时也对佛、道等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宋明时代的儒学,其实是以原始儒学为基点,融摄了佛、道等多种思想,是儒佛道三教的合一。儒学的当代使命,与儒学自身的特质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密切相关;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课题。     

本体与实践：探究佛学与儒学会通的契合点——对方东树《向果微言》的一种解读

方东树晚年写作《向果微言》,延续了《汉学商兑》中对理学的反思,其立场也从辟佛转向了援佛入儒,通过重新整合与建构儒释的道统谱系,结合先秦以来儒家心性学说与《大乘起信论》《法华经》《坛经》等大乘佛教与中国化佛教经典义理,围绕“身心性命说”“知至可几”“言性异同”等论题和理学家辟佛观点,就“道”“法”“天”“心”“性”“理”等概念展开诠释与会通。方氏会通的有效性在于儒释虽各为独立的思想系统,在面向实践的伦理观念上也有不同价值取向,但两种思想体系融构、创新与并存的基础建立在彼此深厚的共生性之上。     

佛境菩萨行:欧阳渐晚年的教法思想体系

欧阳竟无先生晚年创立的教法思想体系,是近现代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重要判教思想体系之一。本文首先从“佛境菩萨行”的教法纲领、“立教”及作为文字教法的“佛学四科”三个方面,精细地考察了欧阳这一教法思想体系的内涵;接着将欧阳的判教思想与近代以来另外两大判教体系（太虚及韩清净二人的判教体系）加以比较,阐述欧阳判教体系的特质。同时指出如何将欧阳偏向“佛教化”的判教思想体系与太虚偏向“中国化”的判教思想体系,在更高层次上加以整合,实现“佛教的真精神”与“当代中国机性” 的协调,当是近代佛学巨匠遗留给当代中国佛教的一大思想主题。     

印光法师“格物致知”思想初探——兼谈“格物致知”诠释说的流变

在我国儒学史上,对于"格物致知"的诠释,大致有经学体系与理学、心学体系三种,各家解释因学理基点不同而思想各异。印光法师青年时期受理学影响较大,后经历了从儒学向佛学的转变,因其儒、佛贯通的学术风格与挽救世风、世运的宗教热忱,故走出儒学看儒学,对于"格物致知"的定义大胆采用了九川的思想火花,并给予佛学化的处理,于清、民之际儒、佛并弘,影响甚巨。     

从三教关系与契理契机谈隋唐佛教宗派

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既是汉魏以来中国佛教发展的必然,也与隋唐社会环境和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关,它是隋唐多元文化格局中与儒佛道三教关系下中国佛教发展的新成果。对于中国佛教宗派如何评价,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例如作为印度佛教中国化的成果,其主流思想如来藏佛性论是否背离了真正的佛教?本文认为,契理与契机是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原则。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佛教藉着怎样的文化载体,其随机教化的方便与印度是否一样,而在于其根本的宗旨与佛陀创教的本怀是否一致。中国佛教宗派的理论具有儒学化、道学化的特色,但并不能由此而否定或不承认其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及与之根本上的一致。中国佛教的儒道化色彩,并不影响中国佛教仍然是"佛教"。     

论政治儒学的历史演化与人文理性精神

中国儒学本是高扬人文理性的哲学。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把它与封建君主专制沟通起来,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儒家学说的本义。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固有的文化背景与复杂的历史演变,儒学在作为政治化工具的运行实践中,也不断探寻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途径和形式。在经过魏晋、宋明儒的本体改造,同时又吸收佛、道的某些思想和修养方法之后,儒学人文主义的道德气质和理性精神实际上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得以进一步弘扬。而今,正确看待儒学传统,发掘儒学的这种文化内涵、道德伦理,必然成为推动现代化的内在精神动力。     

儒佛“孝”道观的比较

在中国文化中,儒佛两家都十分讲求"孝"道,各自都有系统的有关"孝"的教义,但是儒佛两家的"孝"道观是有差别的:(1)儒家以德教为基础,而佛教以感恩为基础;(2)儒家要求子女帮助父母解决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身心之困,而佛教要求子女帮助父母获得佛教的解脱;(3)儒家要求子女以"三年之丧"来表达对去世父母的"孝",而佛教要求子女以"盂兰盆会"来表达对去世父母的"孝";(4)儒家提出了"人伦父母"的观念,认为互为"人伦"关系的双方都应该发展"孝"的关系。而佛教提出了"众生父母"的观念,认为"一切众生皆是我的父母",因而我对一切众生都必须有"孝"的态度。儒佛这两种不同的"孝"道观已经融合在一起并进入了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试论中国佛教哲学体系

中国佛教哲学作为整个体系来考察,它是一种包含着丰富而复杂内容,表现出特定思想功能、作用的有机结构体,是一个既区别于印度佛教思想体系,又区别于中国儒、道两家思想体系,具有自身特殊结构的独特思想体系。这里,我们仅对中国佛教哲学体系的基本思想元素、结构层次、思想核心、多重联系、功能、作用诸问题进行简要的论述。     

论契嵩的儒释一贯思想

针对朝野上下日益高涨的排佛、反佛浪潮，契嵩作《辅教篇》，阐明儒释一贯的主张，捍卫佛教。在《辅教篇》一书中，契嵩分别从社会功能的一致性、本体统一性、伦理规范的相互贯通性等三方面阐述、论证了儒释一贯思想。契嵩的儒释一贯思想，无论理论的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越了前人，代表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对“天”的重构

明末清初的儒家天主教徒代表了儒学和天主教教理两种文化对话和融合的士人群体,天主教化儒学则是其耶儒互释和融合的以儒学为思想本位的思想体系。本文详论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对传统天观的天主教化改造,这种改造后的天道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坚持儒学本位的耶儒融合。     

日本古代会通儒佛的第一人—圣德太子

公元5世纪初,儒学经由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从中国传入日本,6世纪初,佛教经由同样的路线传入日本。至公元7世纪,圣德太子主持推古朝的政治外交,开始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直接从中国隋唐帝国输入先进的文物制度,儒学和佛教在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层面,开始对日本文化发挥影响。本稿拟以推古朝圣德太子摄政改革期间颁布的"冠位十二阶"、《宪法十七条》,以及"三经义疏"等为主要依据,考察圣德太子对儒学和佛教的兼收并蓄,了解儒佛同样作为外来文化是如何得以互无冲突地适用于彼邦,藉以探讨儒佛思想之于多元文化中得以会通的共同价值基础所在。     

印光的儒佛融合思想论

印光从本体与工夫上分析了儒佛之同异,认为儒佛体同而发挥工夫证到不同,如"五戒"与"五常"即是同,不同则在于做人准则、时空观和生死观上,在"孝"的问题上也有层次之分。因儒重日常人伦,佛重明心见性,印光坚持佛法本位论,提倡儒佛融合则双美,务求佛教所追求的出世信仰能水乳交融在儒学所推崇的入世言行中,以求教化人生、净化人心和有益社会的效果,出离生死之樊笼,通过儒佛思想的互补来落实人生的道德关怀,促成俗世礼义道德的重建,终以弥陀净土信仰作为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