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孟子诠释之演进与孟子升格运动

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主要是在古文运动的思想脉络中不断展开并最终获得朝廷肯定的,而其间士人对于孟子的解读也在不断转变。早期古文运动虽然认定孟子传道,但诸人实际上仍将《孟子》看作羽翼六经之作,并因古文运动的文学写作需求而重视孟子之"文",而古文运动对孟子最看重的一点,也是孟子升格运动获得朝廷肯定的主要原因,是孟子的排辟异端之功。随着庆历之后新儒学的不断发展,其对于孟子之"道"的探讨日益深入,孟子在"治道"上的贡献和在性命之学上的巨大诠释潜能都不断得以凸显,孟子精于治道和善说性命的两面在庆历以至于宋神宗的这段时期内呈现出一段时间的分裂,直到王安石新学和理学都努力连接"内圣"和"外王",孟子的这两面形象才逐渐绾合。此时,孟子之于"文"的启发性、《孟子》乃六经之羽翼的看法逐渐淡出士人的视野,且士人对孟子排辟异端之功的评价也有所转变,孟子逐步趋于全面圣人化,并最终取代颜子成为"亚圣"。     

李觏非孟动因再探

排辟异端本是孟子在唐宋能够成功升格的重要原因,但鲜被注意的是,李觏曾因排佛而非孟。李觏的非孟言论集中在其《常语》之中,而撰作《常语》之前,李觏对孟子其实颇为推崇,这是因为李觏早年对孟子的理解在于其精于治道和排辟异端。李觏对孟子态度的逆转,应是受到阻遏古文运动排佛攻势的僧人释契嵩援引孟子以攻击韩愈、甚至进而消解孔子和儒经神圣性的刺激。此外,由于佛学与性命之学的紧密关系,以及孟子在性命之学上的巨大诠释潜能,既改变了李觏对孟子的理解,也让一贯排佛且不喜性命之学的李觏逐渐对孟子生出反感。     

宋型文化背景下的宋代孟子升格运动

唐宋之际中国经历了一场大变革,宋型文化形成。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孟子经历从政治地位到学术思想、治学方法的全方位变革,称为"孟子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学的升格,又推动了宋型文化的衍生、发展及其民族意识、道德精神的形成。     

孟子升格运动与《孟子注疏》的编纂、刊刻与流传

旧题孙奭《孟子注疏》自北宋起即疑窦丛生,至清遂定为伪撰。其实,撰疏者虽未必是孙奭,却也并未作伪。作伪者,刊刻之书商也。《孟子注疏》是孟子升格运动背景下的产物,它的产生,应在宋神宗熙宁四年《孟子》与《论语》定为兼经之后,宋哲宗元祐之前。其单疏本的出现至迟在宋高宗绍兴中期,注疏合刊本则在宋宁宗嘉泰、开禧年间。《孟子注疏》之进入官方的经学体系,坊间书商与浙东茶盐司功不可没,同时也反映了儒家思想不断下渗的趋向。     

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中晚唐时期,韩愈因感于儒学受佛、道二教的挤压,摩袭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且以其"排佛老"比诸孟子之"距杨、墨",推重孟子之学"醇乎醇"。相较而言,荀学则被指为"大醇而小疵",不列门墙,一场扬孟抑荀的变革遂与"道统"相伴而生。韩愈之后,伴随"道统"的发展,荀孟之间孰优孰劣的话题纷争不断,莫衷一是。至程朱学派兴起,以"道学"填补"道统",以道学家接续孔孟,"道统"定格;取性善说为心性论基础,孟子升格;因性恶说及其与法家之纠缠而贬抑荀子,荀学见黜。此中之得失,需作深入辨析与研探,荀学之复兴,或可期待。     

名士精神与汉魏之际孟子地位之沉浮

孟子在汉代一直等同诸子 ,但却经过了两次复兴和升格 ,第一次是盐铁会议上孟子思想的崛起 ,但其时孟子只是被“利用” ,并不能说明其地位的提高 ;第二次以东汉末年注孟风潮为标志 ,尤其以赵岐《孟子章句》为极致。赵氏对孟子的推崇不仅与东汉中后期以来儒学名士对孟子人格的情感认同有关 ,还有其家族门风的因素。而赵氏之后孟学的不兴 ,又与汉魏之际士人中盛行的“通脱”之风相关联 ,特别是当时的社会思潮与孟子思想中突出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大丈夫”精神无法相融。因此 ,汉魏之际孟子地位的沉浮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     

论《五行》说文对孟子仁义观的发展

孟子力主"仁义内在"说。《五行》说文用这一思想对经文大加阐发。说文继承孟子扩充仁义端绪的思想,发挥了经文"进"、"遂"等概念。受孟子影响,说文也为外在的具体善行在心里确立了一个根源性的起点——仁义之端绪,并把仁义实现圆满的过程看作是从端绪出发,经由主体由内而外扩充而完成的过程。说文在孟子语焉不详的气论基础上提出了"仁气"、"义气"、"礼气"说,既合理解释了经文仁、义、礼的实现过程,又拓展了孟子仁、义、礼的根源性问题及其扩充问题。说文不提圣气、智气,是因为圣、智在经文中有独特的地位,且包含了气的内蕴。     

孟子诗学思想二题再辨

"以意逆志"与"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是孟子诗学的两大核心命题,随着历史与学术的演进而不断受到后世学者的阐释与再阐释。然而与后世的发明有所不同,《孟子》语境中的"以意逆志",是为针对《诗经》教学传承而发,"文""辞""志"的评价层次条理清晰,"意"指读者阅读理解之动态过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章说明了《春秋》类同于《诗经》的"文""辞""志"三层次,在此基础上强调"孔子作春秋"接续道统的重大文化意义。"迹熄"是对时代陵夷大势的形容,不可遽指为某一断限。此二题共同构成了孟子诗学思想的主体内容。回归原典,既要突破现代学科界限,亦需自觉明辨探求本义与理论新创之间的分野,唯此方能正本清源,接近先贤本相。     

孟子与宋代政治文化——以宋人奏议为中心

尊孟是有宋一代的社会风尚,孟学在宋代达到鼎盛。与宋代思想家大力张扬孟子"内圣"不同的是,宋臣积极致力于孟子"外王"事功的实践。孟子学说既是激发宋代士大夫强烈的政治主体意识和涵育其基本政治素质的理论源泉,也是宋代士大夫坚持政治正义的思想灵魂,还是规谏和约束宋代帝王养成教育和立身处世的权威性依据。孟子仁政王道成为宋人经世治政的理想,他们将其作为推行内政的基本理念和应对边患的重要依据,以之评判和制衡现实政治,从而使孟子对宋代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杨时对《易传》、《中庸》、《孟子》的阐释——以本体论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SSCI

杨时是宋明理学南传的重要过渡人物之一,他继承洛学后开出道南学派,对闽学的思想有指导性作用。杨时曾以诚为中心,对《易传》、《中庸》及《孟子》的内容有创新,他根据《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推出"一阴一阳之谓善",进一步指出"善"是"顺性命之理"的本质意蕴;又根据《孟子》"尽心-存心"、"知性-养性"、"知天-事天"说出"知"与"存"的横向意义,配合孟子"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的直贯意义,补充孟子未尽之义,与孟子构成一套立体意义。本文以杨时对《易传》、《中庸》及《孟子》的阐释,以探讨杨时的本体论思想。     

“言知行合一,则天下始有实学”——陈确《瞽言》“素位之学”疏解

陈确治学,尊崇素位实功。他将质疑儒圣先贤的言论辑集裒纂为《瞽言》,开显其"素位之学"的三重逻辑结构:天道之性本善,但由人道"扩充尽才"以见"性之大全",素位之中有性命,明性即是素位之功;人性本善,且情、才、气为善,人伦日用常行之间,已然葆合性善之天命,即此用素位工夫,即是本体流行时;素位之学是君子"戒慎恐惧"实功实行的工夫路向,当寡欲见理、切实为己、改过迁善。学者但肯切实体验日用事功,重素位而轻谈性命,自可素行诚身、居易正己。     

《民功篇》无今文经学观念论

房德邻认为《民功篇》有今文经学,但其提出的三个新论点都不能成立。《民功篇》关于改革社会制度的思想,确与龚自珍的"自改革"相近,但由此推不出就是今文经学的结论;《民功篇》确有对上古怀疑的只言片语,但总体肯定上古帝王功绩,而与《孔子改制考》的"上古茫昧不可考"观念根本不同;《民功篇》确有将中国自秦代以后的政治黑暗归结为"经义不明"之义,但并没有否定古文经学之义。     

蔡清对朱熹《本义》的折中修正——以"保合太和"与"继善成性"的注解为例

蔡清对朱熹<本义>的研究,是在逐字逐句的斟酌中走向前进.他对朱注强调全面理解,并多有义理发挥和字义辩证.在"保合太和"论中,以实理充盈诠解"保合太和",符合朱熹以理为本解释天道流行圆满的主旨;注意"各正性命"与"保合太和"的区别,并将"利"与"贞"分说之;认为"各正"虽指向理,但理不能离气.在"继善成性"论中,肯定"动静无端",道具于阴与行于阳是同一过程的两面;突出道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继善与成性相互发明,其间的差异并不具有绝对性的意义;承认人性兼有善恶高下,推进程颢以来善恶皆谓性和理有善恶的观点,具体化了朱熹对孟子性善论性而不言气的批评;讲性善重要的不在于"善"的质的统一,而在于量的差别.     

湍水之喻与善的必然性——孟子与告子“湍水之辩”释义

孟子与告子经过湍水之辩揭示了善的必然性,首先在于告子错误地理解了水和人,即抽象割裂地视水为脱离大地的分离存在,相应地也将人视为抽象的孤立存在物。告子将人视为整体性与过程性的统一,在能动字义上将性理解为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此即善之必然性的要义。如此必然性,是在与他物构成的整体中,不断由否定而实现自身肯定的过程。     

胡炳文的道统观与学术倾向

元代理学家胡炳文提出:"明道统者"之功大于"行道统者",孔子因作六经而贤于尧舜。他将朱熹视为孔子之后阐明道统的集大成者,以在现实生活中传播和践行朱子学作为传承儒家道统的重要方式。由此,儒家之道的理想逐渐由治国平天下转向普通人的日用常行。儒家道统是圣人之学,也是圣人之心,但道统不是圣人所专有,圣贤相传之心便是人人所具有的本心。学术倾向上,胡炳文以朱子为宗,却并非笃守朱学,而是广泛吸收陆学,对朱子学进行修正,其思想是对朱陆及宋代哲学的整合与发展。     

孟子“义路”说与儒家实践理性的确立

对儒家实践理性的研究已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但是,儒学中的实践理性到底指什么?儒家表达实践理性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它是如何被提出来的?学界并无明晰论述。其实,表达儒家实践理性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是"义"。"义"就是对"仁"学价值的实现之路。"义"的实践性功能在孔子思想中已被肯定,但受"礼"的制约而未能独立。孟子的"仁心、义路"说突破"礼"的限制,建立起一个价值本体与价值实践相对二分的理论结构,将"义"阐释为人的内在理性,又外化为"人之正路",从而为儒家确立了在现实中实现"仁"学价值的实践理性。"义"之所以可以成为儒家实践理性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就因"四德"中的"礼""智"等概念在实践功能上只能从属于"义"。     

《易传》人性论探微

对<系辞>等传中论及人性及其与天道之关系的文字,古今学者的理解各有心得.作者认为,行<系辞>论性语义为一阴一阳的运行变化称之为道,人从天道变化中得到了善,人性使天道赋予人的这种善得到了完成和显现.并且认为,<易传>、<中庸>、<孟子>实际都是认为"性自命出,命从天降"的,都是在人性与天道有一致性的意义上肯定人性善的,故否定<易传>有性善论,以为<易>、<庸>、<孟>的人性说致思路数不同的观点,都是不合实际的.作者又认为,将天道赋予人道正义的意义又返而以支撑人道原则,自<易传>已然,宋儒的天道性命学说与此是一脉相承的,故否定理学与先秦儒学的联系也是不合事实的.作者还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宣扬性善论的主题是弘扬理性,强化人们对人道的自觉与自信,其中凝聚的积极善良的正气,乃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元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