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论——功利主义的宠儿与奴仆

目的论与义务论的区分几乎已为当今实践哲学普遍认可,但义务论现在、且从一开始就一直从属于功利主义。边沁曾建构"义务论"来意指一种功利主义世界观中的私人道德之艺术与科学。这个经典区分由布洛德(C.D.Broad)构造出来以改进西季维克(H.Sidgwick)的功利主义,随后为弗兰克纳(W.K.Frankena)所采纳。对布洛德而言,这种区分意指伦理学的两种对立趋向,然而,在弗兰克纳的教科书中,它变成一种专有区分:义务论意指不计后果,并因而几乎不可能把义务论看作一种全面的伦理学理论框架。然而,这种观念为罗尔斯(J.Rawls)所采纳,并且在他对义务论的契约式阐释中,它实际上已不再归于伦理学领域。     

阐释守诺义务的三种理论 ——基于反自然主义视角的评析

人们普遍承认我们负有守诺的义务,但却很少有人能清楚地说明我们为什么负有守诺的义务。不了解守诺义务的道德基础,人们在推导守诺义务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自然主义谬误:从"做出了承诺"这一事实判断直接得出"有义务遵守承诺"的价值判断。对守诺义务的道德基础的规范阐释可以消除自然主义谬误。当前对守诺义务的道德基础主要存在三种阐释:习俗论、期望论和自愿论。由于习俗论与期望论只能阐释部分守诺义务的道德基础,因而利用它们并不能完全消除守诺义务推导过程中的自然主义谬误。就目前来看,只有自愿论能以反自然主义的方式清楚地说明守诺义务的道德基础,因而利用自愿论能够有效地消除自然主义谬误。从消除自然主义谬误的角度来看,自愿论对守诺义务的阐释是正确的阐释。     

孝廉文化及其当代意义

当前,我们有必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重新探讨孝廉文化及其当代意义。笔者从孝廉概念的梳理与辨析入手,分析了孝廉文化的问题域及其多维基础,探讨了孝廉文化建设在当代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升华孝廉文化教育的具体建议。作者认为,孝廉文化涉及到当代中华文明的道德基础,应给予高度重视;应将孝廉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容,使之与新世纪、新社会、新情况相适应;应将孝廉文化教育贯穿在国民教育的全过程,在底线伦理教育与美德追寻之间保持张力,全方位开展道德教育,使新时期的中华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让中华民族在更高的精神境界上加速伟大复兴。     

试论传统儒家廉德的基本内涵、培育方法及其当代价值

传统儒家"廉"的观念经过了从本义到引申义、从内涵宽泛到逐渐明确的一个过程。汉代以后,"廉"与政治伦理相结合,其道德内涵逐渐明确,具体表现为"廉俭""廉耻"和"孝廉",廉德成为从政者应该具有的一种职业道德。传统儒家廉德在政治生活中主要表现为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这六个方面成为考核官吏廉政的主要依据。传统儒家廉德的养成主要通过修身、教化、制度约束和法律威慑来实现。借鉴儒家廉德思想的智慧,可以为当代中国实现"三不腐"的廉政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把传统廉德的思想内涵、廉政措施与当代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相结合,造就一个不想腐的廉洁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要追求的理想的政治治理目标,也是传统廉德文化当代价值的现实体现。     

简评《伦理学的当代建构》

<正>甘绍平研究员的新著《伦理学的当代建构》(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版)是对基础伦理学探究的成果。以人的意志自由为前提,该著揭示了道德规范具有对人的共通利益以及和谐相处提供保障的功能、分析了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相互关系,阐释了四大重要的规范伦理体系——德性论、功利主义、义务论、契约主义的历史延展与现代流变,并且将这些     

海萨尼对规则功利主义的康德式辩护

海萨尼借鉴康德伦理学的理性、法则、自主和普遍性等观念,并结合功利主义的伦理学资源,提出了一种基于理性偏好的规则功利主义理论。在为这种规则功利主义的优越性进行辩护时,他批评了以黑尔为代表的康德式行为功利主义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康德式义务论,认为前者缺乏“自发的协调效应”且易于破坏权利和规则,而后者对“最大最小值原则”“绝对优先原则”和“道德应当”理论的论证既是反事实的,也是不合理的。海萨尼认为,康德式的规则功利主义能够克服行为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上述缺陷,从而是更加合理的替代选项。海萨尼的理论对功利主义和康德伦理学的当代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们建设自主的规范伦理学理论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从“道”、“德”到“生”、“命”——基于中西文化视野下的认知差异比较

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思考,审视"道"、"德"、"生"的基本命题,重新认识生命与生身、生众、生态三个不同层次的关系.反思以近代的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为主导的西方伦理学和中国社会当下面临的失"德"现象,中西方同时需要向有道德的生命价值的回归,而中式生命哲学观或能为现世的道德实践路径提供思路.     

正义、功利与逻辑:墨家非攻的理由及其战争伦理

墨子"非攻"(反对侵略战争)有两个根本理由,一为不义,一为不利;前者具有义务论的性质,后者具有功利主义的性质。墨子又经常通过以"小"见"大"的逻辑来论证侵略战争之不义,把侵略战争之害还原为关乎个体的两个基本事实即盗窃财物与伤害无辜。正是坚守盗窃与伤害无辜为显见不义的义务论立场,使得墨家的功利主义不同于西方典型的功利主义,后者认可为了功利的最大化可以牺牲无辜,而墨家则绝不认同。     

当代中国民众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状况评价的实证分析报告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目前关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总结中提炼出忠、孝、和、礼、义、仁、恕、廉、耻、智、节、谦、诚十三项指标。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践行情况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多阶段分层配额电话调查。通过对调查情况综合分析表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在当前社会的践行基本情况良好,公民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中的孝、智、和的践行评价最高,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中的耻和廉的践行情况评价较差。公民认为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中的孝、诚、和、廉是最为重要的维度。对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理念的践行状况评价因职业、文化程度、性别的不同而不同,同时一定程度上受到城乡和政治面貌因素的影响。     

忠诚与幸福关系的论证

在道德生活中,人们总是无法回避"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一苏格拉底问题,其实质是要解决美德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人们往往通过反思正义、智慧、节制等具体美德是否促进幸福来论证上述问题,但是鲜有人系统地论证"忠诚"与幸福的关系。忠诚对幸福的影响要么被忽略了,要么被视为对幸福不那么重要。我们试图从儒家伦理、美德论、功利论、义务论和积极心理学等维度论证忠诚对人类幸福具有某种促进作用,但是尚未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忠诚与幸福具有因果关系。     

论杜威对康德义务论的批判

杜威认为义务和内在的自然倾向共同构成自我实现的内外条件,与欲望相联结构成履行义务的内在动力。义务的内容由社会关系所规定,社会关系的情境维度决定了义务的准则不能依赖外在的先天法则。杜威由此认为康德的形式主义义务论无法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让纯粹形式的义务形成具体的义务意识,二是如何让纯粹的义务变成行动者的道德实践动力。杜威认为康德义务论的症结在于不信任真实的道德生活经验,试图以一种基于旁观者视角形成的“应当”来构建道德现实的“是”,杜威认为这是康德所继承的传统二元论在道德领域的运用而已。另外,对杜威义务立场存在两种质疑,一是如何让非理性者从社会关系中获取他的义务内容,二是脱离了反思视角如何形成义务意识。依据杜威整体性的义务观点,这两点质疑都不构成对杜威义务立场的挑战。     

死亡标准与器官移植时的伦理痛苦与法律的无奈

死亡是一个过程。基于纯功利主义考虑,为了增加可移植器官的供应量而人为规定的脑死亡标准,将这一过程提前了。由此,面对生命垂危、处于弥留之际的同胞,人类也永远摆脱不了良心的拷问,永远要生活在道德的焦虑和不安之中,感受着法律的无助与无奈。     

死亡标准与器官移植时的伦理痛苦与法律的无奈

死亡是一个过程.基于纯功利主义考虑,为了增加可移植器官的供应量而人为规定的脑死亡标准,将这一过程提前了.由此,面对生命垂危、处于弥留之际的同胞,人类也永远摆脱不了良心的拷问,永远要生活在道德的焦虑和不安之中,感受着法律的无助与无奈.     

个人生活计划与道德合理性——对威廉姆斯伦理思想的梳理和评论

传统伦理学关于道德决策合理性的论证基本上是遵循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来展开的,康德主义理论所特有的抽象性、功利主义对个体分离的漠视,使得传统道德决策的合理性建立在对人类复杂的伦理经验之抽象基础之上,从而失去了对人类伦理生活原有的复杂性保持敏感关注的能力。当代著名伦理学家威廉姆斯对这两个流派的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以个人生活计划作为个体道德决策合理性来源的观点,为我们重新审视道德合理性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的视角。     

情境适应性人工智能道德决策何以可能——基于美德伦理的道德机器学习

现实道德情境的复杂性对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的深度应用构成了极大挑战，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算法“自上而下”的路径无法成功应对这一挑战；相反，美德伦理“自下而上”的路径为应对这一挑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具体来说，美德模范的“仿效”式学习和注重道德经验的“实践智慧”既保证了道德决策的情境敏感性，又确保了复杂情境道德决策的可靠性。更为关键的是，这两种“自下而上”的美德习得路径与一些机器学习方法高度相洽。因此，美德伦理可以作为情境适应性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的伦理基础。     

公益视阈中的道德义务

公益视阈中的道德义务作为道德义务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有着其特有的不同于其他视阈中的道德义务的规定性。从道德义务的主体看,公益视阈中的道德义务主体是从事公益活动的人,既包括参与公益活动的个体,也包括参与公益活动的组织。从道德义务的内容看,公益视阈中的道德义务主要是指对弱势群体实施无偿救助,维护和保证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帮助他们过上合乎人类尊严的生活。公益主体切实履行救助弱势群体的道德义务有着十分重要的道德价值。     

"孝"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

肖群忠博士的《中国孝文化研究》一书 ,即将在台湾出版 ,作者要我为此书写序 ,正好有一些关于“孝”的想法 ,就借此机会 ,谈一点关于“孝”的意见。在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和优良传统道德中 ,“孝”可以说占有特殊的地位 ,在强调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和优良传统道德的共识中 ,对“孝”文化的问题 ,更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 ,力求使其同今天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 ,并在提高人类的道德水平方面 ,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 ,“孝”在社会生活中 ,有着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一方面 ,它在一定时期内 ,有力地维护着中华民族的和谐…     

义务论与道德运气——一种康德式的视角

一般认为,以康德伦理学为代表的义务论并不考虑"道德运气"。然而,按照威廉斯等人的观点,人的道德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运气等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而这些运气实际上深刻影响着关于一个行为的"道德判断"。本文认为,康德伦理学并非不考虑"道德运气",恰恰相反,现实层面的复杂性正是义务论所思考的出发点,主体的道德动机与道德行为始终不可能脱离开各种运气的影响。正是基于此,康德的义务论才必须提出一种脱离各种运气的法则与原理,它们能在"最小意义"上作为道德行为的衡量标准,从而产生一种基本的"行动指南"。也就是说,康德伦理学不仅不反对或者排斥运气,反而以其自身的原则建构给各种意外情况留下充分的解释空间。     

如何看待道德与幸福的一致性

从主观性维度看,有自我关注、自我—他者之间的关注和他者关注三种理解方式;以自我关注为中心,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敞开了试图决定如何生活的个人的主观性视野;介于自我—他者之间的关注,康德的义务论伦理涉及一个能够理解此主观性的"第三方"立场;以他者关注为重点,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凸显了他者面容的伦理意义及必须与他者"面对面"的伦理主观性视阈。依据关于道德探究的形态学预设,"道德与幸福"之一致性问题的探讨有三种形态分布上的趋向:指向"心灵秩序"的德性至善论;指向"行为法则"的道德自由论;指向"他者面容"的伦理责任论。它们构成了与"幸福"关联的道德探究的道德形态学分布的三条问题轴线:应当如何生活?应当做什么?应当如何在一起?     

斯洛特移情关怀伦理学的价值内涵及其局限

斯洛特试图超越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立足性别差异的道德视界,从英国情感主义道德传统和近年来道德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汲取灵感,发展出一种基于人类普遍"移情"的关怀伦理,由此探索一种可兼具解释个体道德与公共道德的总体伦理学方法。他确立起"移情"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普遍价值,试图证明无论行为者的道德义务或公共道德事务均应以"移情"为基础。基于此,斯洛特将移情关怀伦理视为一种较之理性主义更适合道德领域的新道德情感主义。尽管这种移情关怀伦理的确在道德领域具有普遍性,但本文认为,这种普遍性并不表示它可以解释所有的道德问题,亦难以兼及所有行为规范,更不足以取代理性成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