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家庭支持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探讨

采用问卷调查法, 以773对上级-下属配对数据为样本, 探讨了工作-家庭支持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 在我国文化背景下, 工作-家庭支持由组织支持、领导支持、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四个因素组成, 其中组织支持和领导支持统称为工作领域支持, 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统称为家庭领域支持; 工作投入中介工作领域支持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创造性人格在工作投入与员工创造力关系之间起调节作用。     

领导–下属心理资本一致性对周边绩效的影响——工作关系与私人关系的中介作用

本文基于相似吸引理论，考察了领导–下属心理资本一致性能否影响双方的工作关系(领导–下属交换，LMX)和私人关系(领导–下属关系，SSG)，继而塑造下属的周边绩效。采用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技术，对164份领导–下属配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领导–下属心理资本越一致，双方的LMX和SSG越高；在一致情形下，与“低–低一致”相比，”高–高一致”时的LMX和SSG更高。领导–下属心理资本一致性通过LMX、SSG影响下属的周边绩效。以上结果能为如何有效利用心理资本管理领导–下属的人际互动、下属周边绩效提供启发。     

下属-主管匹配与员工的工作幸福感:领导-成员交换和政治技能的作用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通过2个时点对209名员工进行配对问卷调查,探讨了下属-主管匹配对工作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尤其是领导-成员交换的中介作用和政治技能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下属-主管匹配对工作幸福感具有积极的影响;(2)领导-成员交换在下属-主管匹配和工作幸福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3)政治技能调节下属-主管匹配和领导-成员交换间的关系,即当个体的政治技能水平越低,下属-主管匹配对领导-成员交换的正向影响越强。     

累并快乐着：服务型领导的收益与代价——基于工作-家庭资源模型视角

服务型领导被以往大量研究证实能够对下属产生积极的影响效果。然而, 我们对服务型领导如何影响领导者自己还知之甚少。基于此, 文章根据工作-家庭资源模型, 探讨了服务型领导的收益与代价。采用经验抽样法, 对广州市76名企业单位中的主管进行为期5天的日记研究, 并运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主管每日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既可以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 从而改善工作-家庭关系, 又可能会引发资源损耗, 从而恶化了工作-家庭关系。主管感知的组织支持是服务型领导行为双刃剑效应的“门阀”, 当主管感知到高的组织支持时, 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会带来更多的积极情绪, 而当主管感知到低的组织支持时, 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可能更容易增加资源损耗。以上结果能拓宽我们对服务型领导影响效果的认识, 并为如何干预服务型领导行为提供一些新的启发。     

对辱虐管理与下属公平感关系的再分析：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

新近研究发现辱虐管理对下属互动公平感的负向影响受下属权力距离调节：对低权力距离下属来说这种影响相对较强,反之较弱。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本文对现有研究做了两方面拓展。首先,引入下属针对领导的总体公平感,考察权力距离在辱虐管理与总体公平感之间的调节作用,扩展那些仅关注互动公平感的研究。其次,引入领导-部属交换,解释权力距离具体是如何在辱虐管理与下属总体公平感之间发挥调节作用的。以296名企业员工为被试,研究发现：(1)下属权力距离在辱虐管理与下属总体公平感之间有调节作用;(2)这种调节作用是通过领导-部属交换的中介作用实现的,即对不同权力距离的下属来说,辱虐管理对领导-部属交换有不同作用,进而对下属总体公平感产生不同影响。     

社会自我效能感与工作倦怠的关系：社会交换视角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和领导-成员交换理论,采用两时点追踪问卷调查方法收集了313份数据,探讨了员工的社会自我效能感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自我效能感对工作倦怠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在社会自我效能感和工作倦怠之间有着显著的中介作用;领导-成员交换社会比较调节了社会自我效能感通过领导-成员交换关系预测工作倦怠的间接效应。     

领导-下属外向性人格匹配性与下属工作投入的关系:基于支配补偿理论

基于支配补偿理论,本研究考察领导与下属外向性人格的匹配性对下属工作投入的影响。对743对领导-下属进行配对问卷调查,在两个时间点获取调查数据。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表明,下属与领导外向性人格差异越大,下属工作投入水平越高。在下属与领导外向性人格存在差异的情形下,"高下属外向性、低领导外向性"组合比"低下属外向性、高领导外向性"组合,下属的工作投入水平更高。在下属与领导外向性人格一致的情形下,下属的工作投入和外向性人格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研究证明了在外向性维度上领导和下属是支配互补的关系时,下属的工作投入水平更高。     

仁慈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内部人身份感知的中介作用和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的调节作用

探究仁慈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以及在该关系中内部人身份感知的中介作用和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的调节作用。以68名主管和215名员工为对象,通过对两阶段主管-员工配对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仁慈领导可以借助内部人身份感知的中介作用,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2)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能调节仁慈领导和内部人身份感知的关系,即当关系差异化水平越高,仁慈领导与内部人身份感知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3)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能调节内部人身份感知在仁慈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间的中介作用,表现为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式,即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水平越高,仁慈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通过内部人身份感知的间接关系越强。     

服务业员工个人-组织匹配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和人与情境互动理论,研究探讨了个人-组织匹配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对12家餐饮连锁店225位员工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个人-组织匹配正向预测组织公民行为,员工工作敬业度在两者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此外,分别作为情境因素和个体因素的主管支持、员工主动性人格对个人-组织匹配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主管支持的程度越高,个人-组织匹配与组织公民行为的正向关系更强;而对于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个人-组织匹配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反而更弱。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双职工夫妻的婚姻满意感:一个积极溢出-交叉模型

为了揭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FSSB)对双职工夫妻双方婚姻满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研究结合资源-获取-发展观和基于关系支持的积极发展模型,从夫妻互动(相互支持)的角度构建了一个积极溢出-交叉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370对双职工夫妻配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FSSB与我国双职工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感均正相关;(2)FSSB可通过增加员工的工作-家庭增益促进员工夫妻间相互支持的互惠效应,进而提升员工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感;(3)夫妻双方所获得的FSSB均可通过促进丈夫的婚姻满意感进而提升妻子的婚姻满意感。本研究提示,增加FSSB能有效促进双职工夫妻间的相互支持、提升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感。     

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关系管理研究

研究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的关系管理对于理解华人的心理与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家族企业对当今世界的经济发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文献研究、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对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研究,发现关系管理对于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关系管理工作做得好可以促进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关系管理处理不当,会直接危及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     

亲亲相隐何时休?关系对揭发意向影响的边界

当组织中做出不道德行为的人跟自己关系非常亲近时,员工可能不会揭发他们的不道德行为,进而给组织带来潜在的隐患。鉴于先前研究较少关注如何降低不道德情境中关系的包庇作用,本研究考察了组织和个体特征在削弱关系与揭发负向关系方面扮演的调节角色。结果表明,关系会抑制员工对不道德行为的揭发意向(研究1~3),且关系对员工揭发意向的负向影响受到了组织关系取向(研究1和3)与员工正直(研究2和3)的调节。随着组织关系取向的下降或员工正直程度的提升,关系对员工揭发意向的抑制作用逐步降低。这些结果对于组织内部揭发机制设计具有借鉴意义。     

关系受益人绩效对关系行使人资源分配的影响

关系型决策往往涉及关系行使人和关系受益人两大主体。先前研究很少考察关系受益人的非关系因素对关系行使人决策结果的影响。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室实验来检验关系受益人的绩效水平对关系行使人资源分配结果的影响。四个组内实验设计重复验证了如下结果:当关系受益人绩效明显低于同伴时,关系行使人会照顾关系受益人,并做出对关系受益人更有利的不公平资源分配;然而,当关系受益人绩效明显高于同伴的时候,关系行使人不会照顾关系受益人,并做出更为公平的资源分配。这说明只有当人们处于明显劣势的时候,关系才会在资源分配过程中起到一定的补偿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论界和实践界更好地理解关系型决策过程。     

组织心理所有权的前因与后果：基于“人-境互动”的视角

采用问卷调查法, 以广东地区电信企业的216名员工为研究对象, 考察了组织心理所有权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威权领导与员工的组织心理所有权呈显著负相关, 并且对员工集体主义倾向与其组织心理所有权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领导者高威权作风的情况下, 集体主义倾向与组织心理所有权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性; 在领导者低威权作风的情况下, 集体主义倾向与组织心理所有权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2)上下级关系显著调节员工的组织心理所有权与其沉默行为之间的关系。当上下级关系较强时, 组织心理所有权与沉默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当上下级关系较弱时, 组织心理所有权与沉默行为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性。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对员工职业发展的影响：一个跨层的被调节中介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UPB）作为一种非利己型的非伦理行为正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当前研究大多围绕UPB的前因和形成机制展开,但缺乏对UPB结果变量的探讨。本研究通过对92名主管与399名员工的数据进行跨层次分析,探讨UPB对职业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UPB显著正向影响职业发展,上下级关系在UPB与职业发展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伦理型领导负向调节上下级关系对UPB与职业发展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吸烟者感知吸烟社会规范与社交性吸烟行为的关系：身份认同和关系观的作用

考察吸烟者身份认同和关系观在感知吸烟社会规范与社交性吸烟行为关系中的作用。对1016名吸烟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感知吸烟社会规范显著正向预测社交性吸烟;（2）身份认同对感知吸烟社会规范和社交性吸烟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3）关系观正向调节感知吸烟社会规范和社交性吸烟的关系,而对感知吸烟社会规范和身份认同关系的调节不显著。研究支持了感知吸烟社会规范影响社交性吸烟的身份认同机制和文化价值观调节机制。     

政治与关系视角的员工职业发展影响因素探讨

通过对16家制造型企业中的343个员工、662个同事及343个直接领导的配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文章探讨了员工的组织政治技能、政治知觉,以及他们与直接上司的关系对于员工职业发展的关系。多层线性分析模型（HLM）结果表明：员工的政治技能有助于促进其与领导之间形成良好的关系（guanxi）,并籍此积极影响个人在组织中的职业发展,员工－领导关系是政治技能与职业发展之间的中介变量。另外,组织政治知觉影响政治技能对领导关系的作用,在政治氛围浓重的组织中,员工－领导关系更易受到员工政治技能的影响     

华人人际关系的概念化--针对中国香港地区大学生的实证研究

以杨中芳所构建的华人人际关系概念化理论模型为蓝本,并采用以往的实证研究方法为基础,揭示了当代华人对人际关系如何进行概念化及其潜在的认知维度。杨氏模型认为华人人际关系主要由既定成分、情感成分和工具成分组成。该研究以中国香港地区的大学生为被试进行调查,首先采用访谈的形式,分家族、学校及日常生活情境建立人际关系清单。然后采用多维量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处理被试对关系进行分类的数据。结果发现,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中,被试均依据情感程度对关系进行分类。在等级差异明显的家族和学校情境中,被试依据辈份和等级差异的突显性进行分类;而在等级差异小的生活情境中,则采用功利程度为标准。本文对被试在不同情境中所采用的不同维度进行了讨论,并提出华人人际关系的义务具有工具性质的实证结果。     

仁慈领导对员工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上下属关系与权力距离的作用

旨在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考察仁慈领导是否能够促进工作场所中的员工亲环境行为,以及上下属关系和员工权力距离导向在该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机制。采用“领导-员工对偶”问卷调查法,通过对244名企业员工及其直接上司的调查,结果发现：仁慈领导对员工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上下属关系在仁慈领导与亲环境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员工权力距离导向对仁慈领导与上下属关系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具体而言,当下属权力距离感较弱时,仁慈领导对上下属关系的激发作用越强,反之亦然。     

Building up resourc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burnout among firefighters: moderators of guanxi and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supervisor–subordinate “guanxi” alongside relevant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expressive suppression, undertaken by 402 firefighters experiencing burnout caused by work–family conflict, as revealed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According to the regression model for the moderating effects, high levels of supervisor–subordinate guanxi may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burnout, while frequent suppression of expressivity may enhance this relationship. Moreover, when supervisor–subordinate guanxi is high, cognitive reappraisal may effectively mi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burnout. To this end, both guanxi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are crucial for supporting emotional regulation in the workplaces of ethnic Chinese socie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