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6岁儿童内在公正观的研究

为探究我国儿童的内在公正判断／内在公正观,本研究以内在公正性问题为内容,即以“德性良好者的行为终将得到‘幸运’的回报、德性不良者的行为终将受到‘倒霉’的报应”为线索,编撰了8个道德情境故事作为材料,对318名10-16岁中小学生组成的样本进行了测查。结果表明：我国儿童具有内在公正观、能作出内在公正判断,其形成约在14-16岁,宽恕心理和概率经验则可能是对其影响的两个因素。     

论中国多元化医疗公正的选择

生命伦理学面对的最大的道德困惑是公正问题,其中最为尖锐的问题是生命权利与医疗公正.公正原则在实际医疗领域运用中存在着种种误区.公正观的多元化是现代社会包括现代医疗的必然结果,体现在医疗公正方面合理的伦理选择就在于在不同的医疗境遇中,使用不同的公正原则,从而选择现实的生命伦理学道路.     

"我不知道怎样发现'适度'"——霍布斯对亚里士多德道德理论的批判和改造

霍布斯批判中道学说的要点包括:(1)在指导实践方面,中道学说——更一般地,是指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理论——是空洞的;(2)这种空洞性源于,尽管亚里士多德确立了道德哲学的正确基础,即欲望服从理性的人类灵魂自然秩序观念,然而他未能以规则的形式揭露理性本身的规定性.据此,在霍布斯这里,道德辩护的问题转化为通过理性的自我批判,为诸道德规则寻找理性基础的问题.     

"情""理"之间:一种对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考察

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是东西方伦理学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伦理德性是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对一个人情感和欲望塑造的结果,它使得人们具有了相应的道德情感和欲望,也成为理性思考的起点.实践智慧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的理性思考,针对具体情境而进行的道德理性判断.一个正确的伦理行为必然结合了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情感和理性.与之类似,荀子认为礼义制度通过日久天长的熏陶而逐渐矫正、教化、引导人的情感和欲望,使之趋向道德的结果."义"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理性能力,它为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和框架.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融合互生发展一样,荀子的"情"与"义"也是相互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了人的完善德性的实现.荀子关于"从义不从父"的主张集中反映了理性与情感相融合这一美德伦理学的重要特征.     

批判与建构:规则伦理的问题及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启示

西方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和道义论通过压缩和简化,从“人”这里抽出感性或理性,将之归结为人的全部,以此为预设,它们都希望通过构建某种普遍原则一劳永逸地解决道德生活领域的问题,统称为规则伦理.在德性伦理看来,因为对人及其幸福的误解,离开德性论规则,规则伦理知识与伦理生活出现了某种脱节,追寻德性于是成为了解决现代道德问题的出路,而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中寻找智性资源.亚里士多德作为美德伦理系统经典的阐述者,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为当代的德性伦理方案提供直接借用的资源:幸福目的论的解释框架为德性伦理学提供了理论基点;对幸福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为德性伦理搭起了生活目的的范式;在德性与规则之间追寻幸福为伦理学把握人类生活、建构德性伦理方案指明了现实途径.     

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正义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罗尔斯以及由其引发的正义论思考是近代权利正义论的延伸。对亚里士多德古典正义论的追问和阐释,有助于深刻反省权利正义论的局限。不同于权利正义将政治法律与道德二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正义论以个人灵魂德性的"内在善"为基础,主张通过政体正义和法律正义的制度方式实现共同体的"外在善",通过培育友爱的德性和公民教化实现公民和谐,以弥补政治正义作为制度疗法的短板。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亚里士多德政治正义思想中践行中庸之道的根本体现。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与孔子的"德"之比较

从上个世纪20年代至今,中国学者将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的伦理概念arete译为"德性"、"德"、"德行"、"美德"、"品德"、"优秀"等等.亚氏的arete指人时意思是人的理性的特长、功能.它分为两类:"理智的德性"和"伦理的德性";后者与理性密切相关,显示了亚氏伦理学的理性主义特征.孔子的"德"与亚氏的arete较为相似.孔子的"德"包括才在内,指人的道德.这或许可以叫做道德理性.孔子的"德"包涵内在的与外在的两个方面.在内为个人修养,外化为德行,二者密不可分.具体言之,即修己与安人.比较这两个概念,有助于理解这两位东西方大师的伦理学说.     

生活的沉思与沉思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善与德性概念之探析

本通过考察善与德性概念的意义变迁,揭示柏拉图的知识道德论和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行动伦理学”的内在区别和联系,从而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善与德性概念的含义。     

康德伦理学中作为自制的德性概念

在康德看来,德性意味着基于内在自由原则的自我强制,意味着与人性中无法根除的根本恶做斗争而遵从义务法则时的意志的力量。因此,按照亚里士多德和当代德性伦理学对德性与自制的区分,康德所谓的德性只能是自制。但是,这一点并不构成康德伦理学的问题;相反,由于人的德性总是体现在一个不断的自制过程中,并通过自制而得到培养,因而康德作为自制的德性概念更符合人类现实的道德境况,对人道德上的完善具有更重要的指导意义。     

公正:变化中的美德观念

亚里士多德曾经把公正誉为政治生活的首要美德。他指出,一个社会如果对公正概念缺乏切实可行的一致意见,就必将缺乏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必要基础。而缺乏这样一种基础,又必将危及我们所处的社会。这是因为,由此造成的结果,不仅仅是对道德原则和规范缺乏取得一致认识的能力,对道德体系中美德概念的相对重要性缺乏取得一致认识的极为基本的能力(该道德体系同时确定了权利和功利的观念),而且,对具体美德的内容和特性,也无力取     

德性伦理论要

德性伦理强调以人类自身的内在品质作为人的一切生活的出发点,这不仅使德性伦理在人类伦理思想的起源处规避着人类伦理生活的方向,而且在现代人类遭遇道德困境的形势下,又指示着人类伦理生活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德性伦理最终的理论指向便是将成就德性与明其规范统一起来,从而真正实现人自身的价值。在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对传统德性伦理资源的挖掘,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还是原始儒家的德性传统,都可以为现代伦理理论的建设提供丰富的智性资源。     

"幸福"与"内圣外王"——亚里士多德与朱熹至善思想比较

朱熹和亚里士多德的至善思想在中国与西方很具有代表性.从概念理解上来看,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幸福就是至善,而朱子则指出了至善具有三层含义:某项道德行为做到最好,所有的道德行为都达到极致以及内圣外王.从方法上来看,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沉思是实现幸福的最重要形式,而朱熹则认为可以通过格物致知等功夫达到至善.亚里士多德和朱熹都属于德性伦理学范畴,他们都认为至善的实现和国家作用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     

马克思道德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是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式的

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中,许多西方学者倾向于把马克思道德理论解读为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式的。总体上看,这些学者的论述可以被概括为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道德立场在何种意义上追问"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一德性论的核心问题;二是马克思哲学中的道德概念是否奠基于亚里士多德式的"功能论证"以实现人性向道德的过渡;三是历史唯物主义以何种不同于亚氏德性论的方式来解决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有效辨析亚氏德性论与马克思道德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发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视阈中道德理论的实质内容,即以制度批判和革命实践的方式消除私有财产,实现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区别于亚氏德性论式的独特的道德理论。     

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公正原则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公正原则，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也是调节社会集体与其成员、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一项基本道德原则。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公正原则把个人和集体、公正与平等、权利和义务、公正和效率辩证地统一了起来。这也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公正原则同历史上各种公正原则的根本区别。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的正确"观点——亚里士多德行为理论研究之一

"正确"是隐含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学说中的一个重要而未充分展开的,在后来的西方伦理学中却变成极为重要的关于行为或实践的概念."正确"与感情和行为都相关."正确"并不是对所有人同样的.它是两端间的那个中间,但并不始终与两端距离相等.对适度或正确的这种说明基本上是从数量、关系与性质范畴引出,而不是从实体范畴引出的述说.所以,德性似乎始终是在一种有连续性的存在中相对于恶或错误而言的.感情与行为的正确如果是环境的、具体的,它是否是多而不是一?亚里士多德在两个层面上回答这个问题.在相对于具体实践者的层面,对我而言的适度或正确很可能不同于对你而言的,实践的正确不是一而是多;在相对于两端或错误唯有一个正确的选择而言,实践的正确始终只是一.     

公选义务论——公选公正的道德基础探究

公选义务是公选公正的主体内在担保,确保公选商谈的基本原则得以维护.参与公选工作的专家、公民、专职公选部门、政治领导四者,尽管在公选中承担不同的公选职责,但都应以公民的身份肩负起公选的道德义务,主要包括勇猛精进、承诺于心、公于公选.这三项义务是他们进入公选领域的根本要求,也是由公选活动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共同支撑着公选公正的价值目标的顺利实现.     

技艺与德性中的实践智慧——基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当代伦理学自然主义的比较

亚里士多德在其古典伦理学中讨论了作为制作活动的技艺与作为实践活动的德性以及二者所依赖的实践智慧的联系与区别。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以及当代认知科学,这一类比研究延续到当代自然主义伦理学及其反思中。自然主义伦理学主张技艺与德性及其实践智慧之间存在着某种类同关系,源于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辩护者则主张技艺行为与德性行为的实践智慧在诸多方面存在区别。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技艺行为和德性行为的实践智慧应当有效地整合,即技艺行为的实践智慧可能使人们对整体生活目标的反思更为正确,同时,技艺行为的实践智慧也同时应当遵从基于"好的人类生活"的更高规范标准。     

现代性道德困境及其解决 ——一种可能的康德伦理学路径

随着现代性的发展,社会经历着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逐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但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带来的却是现代性道德困境问题.面对现代性道德困境,现代正义自由理论主张正当先于德性;而德性伦理学则主张德性先于正当,倡导返回“亚里士多德”.但实践证明二者均未能很好地解决现代性道德困境.一种可能的思路或许在于走近康德,倡导正当与德性的现代融合.     

社会主义道德价值基本原则再认识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社会主义道德价值基本原则。它既是社会主义社会诸道德原则、规范之母,又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反映,也是社会主义道德与其他道德的根本区别。     

亚里士多德论技艺与德性

在亚里士多德讨论的各种德性中,技艺受到的关注较少,而且经常被认为缺乏独立的地位。本文试图更加系统地理解亚里士多德关于技艺的讨论,重新赋予技艺公正的地位。具体来讲,本文要讨论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亚里士多德如何借助技艺这种日常现象,来阐明伦理德性的几个核心特征;第二,亚里士多德如何论述技艺是一种德性或灵魂的卓越;第三,亚里士多德为何将技艺与其他德性区分开,给技艺造成一种既特殊又尴尬的地位;第四,我们如何化解技艺的尴尬地位,保存它作为德性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