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特点如何影响人们的合作与冲突行为?

人类的生存繁衍依赖于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合作与冲突行为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心理学的研究热点。本研究通过实验程序操纵Chicken Game中博弈同伴的特点,考察个体在社会困境中面对不同特点同伴时的合作行为。结果发现：(1)同伴道义论组和功利论组总和解率没有显著差异,同伴竞争组和合作组的总和解率也没有显著差异。(2)在与道义论以及合作型的同伴互动时,个体的行为没有明显受到上次博弈反馈的影响。(3)当同伴为功利论时,相比于上次博弈个体选择和解而同伴选择进攻,双方都选择和解时个体在当前博弈中更倾向于和解;(4)在同伴竞争组中,相比于上次博弈个体选择进攻而同伴选择和解,双方都选择和解时被试在当前博弈中会更倾向于和解。实验结果表明个体在博弈任务中会受到同伴特点的影响,并且同伴在博弈中的行为特点的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从同伴特点来考察个体的合作行为,揭示了影响个体博弈行为的一种因素。     

再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义促利 ——与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商榷

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在《试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兼论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之比较》一文中关于儒家伦理的表述前后有矛盾,以情感主义道义论概括儒家伦理和以情感主义功利论概括休谟、斯密也有失偏颇,因此,该文通过"四大道德学派"之间的相互比较说明的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及通过"中西伦理再比较"(以儒家伦理代表中国伦理)得出的中西方伦理之间呈现"互补格局"的结论,也有失误。事实上,道德理论的总原则是以义致利或以义促利,道德理论层次结构应为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理性主义道义论→功利论。该文概括的"道德哲学的四大分野即理性主义、情感主义、功利论、道义论",应该被浓缩为儒家、休谟、斯密代表的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康德代表的理性主义道义论和边沁、密尔代表的最大幸福派功利论。     

论道义论与功利论的一个根本区分:正当与善何者优先

道义论与功利论是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的两种基本理论形态.两者的区分可以以正当与善何者优先来界定.一般来说,强调正当优先于善,并不以善来界定正当的理论是道义论理论,而以善优先于正当,并以善来规定正当的理论是功利论理论.     

个体应对紧张情境的两种理论述评

本文对目前应对研究中形成的两大理论——特质论和过程论进行了简要综述和评论。作者认为，特质论较好地解释了应对方式选择的内在自我动因，但所坚持的应对效果先验确定的观点不利于解释应对行为的学习和改变；过程论在预见、评价、调整和控制应对方式上可以发挥较大作用，但应对过程的测量具有较大的困难，某些情况下仍然需要借助对稳定人格特征的评估。因此，两种理论有机结合，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将是应对研究的正确思路。     

伦理学有第三种方法吗?

如果我们把伦理学理解为意在说明何为正确、何为错误行为的理论,那我们就无法赞成当代哲学界近年来普遍认同的伦理学理论的"三分"格局,即"效果论"、"义务论"和"德性论"的三分主张。事实上,伦理学理论是"效果论"和"义务论"的二分。"德性论"只是义务论的一种形式,即与"以原则为基础的义务论"相对的"不以原则为基础的义务论"。而如果我们把伦理学理解为说明德性的道德价值的理论,把焦点集中在德性的价值问题,而不是关注正确行为的概念,那么,德性伦理学作为一种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的某种人的理论便有了属于自己的理论空间。     

维特根斯坦与行动的Trying理论

Trying理论主张行动者的努力尝试是所有行动的要件,且它就是行动本身。在当代行动哲学中,洪恩斯比与戴维森之间围绕Trying理论的争论,体现为对维特根斯坦"剩余项"问题的不同解答。然而洪恩斯比与戴维森的理解都不能令人满意。维特根斯坦所关心的是,不能由于意志论的直觉而陷入以因果机制类比意志作用的幻象;行动本质上区别于被动遭受的事件,但这不是两类因果作用的分野,而是两种语言游戏的差异。     

董仲舒经权观对道义论立场的回归

《春秋公羊传》中提出的“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重后果的倾向。董仲舒通过将“义”与“道”引入到经权理论之中,为“经”“权”相反相成的经权观的道义论立场找到了一个相对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弥补了《公羊传》中的经权观只能通过在经权关系之外设置实践限制的方式来避免行权违背道义原则的不足。在坚持重道义的基础上,把道义与结果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贯立场。董仲舒经权观中道义论立场的明确和回归,反映了经权关系理论提出初期儒家学者对道义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的调适与平衡。     

境遇伦理与传统道德选择方法之比较

境遇伦理(境遇论)作为一种诞生和发展较晚、逐渐流行、不可或缺的道德选择方法,与传统的功利论、道义论和德性论三种道德选择方法有何异同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通过比较可以凸显境遇伦理的方法论特质、价值与意义,以及传统的功利论、道义论和德性论三种道德选择方法的特征。     

论生命伦理学的自主性原则

自主性原则是生命伦理学的首要原则,其本质在于个人自主地选择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自主分为思想自主、意愿自主和行动自主.自主性原则的思想前提是道义论与后果论.在生命伦理学中,尊重、知情同意、保密和隐私权是自主性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医疗实践中,自主权的行使必须与具体的情境相结合,其价值才能充分实现.     

理解道义论：“牺牲者中心”进路与人的道德地位

"牺牲者中心"进路被认为是理解和捍卫道义论理论的最富有前景的论证策略,因为它通过"人的不可违背性"思想和"人的道德地位"概念,为理解"道德约束"提供了概念资源和理论依据。但是,由于一方面在形式上承诺了一种会导致道义论在实际应用上出现"僵局"的有关辩护的规范个人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在实质上又立足于一种对个人自主性思想的误读之上,"牺牲者中心"进路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的发生路径

“自发生成论”和“理性创设论”是传统道德哲学关于社会伦理秩序生成的两种理论模式。“自发生成论”认为,伦理道德不是纯粹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人类行为实践的自然结果;“理性创设论”认为,伦理道德是人类自觉建构的结果,是人类理性创设的产物。这两种理论模式都以抽象的人性为其理论基础,无法合理解释个体与类之间的伦理关系。基于现实伦理实体的“创生拓展”应成为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的发生路径。     

道义论伦理学谱系考

道义论(义务论)伦理学虽然受到了美德伦理学的不合情理的无辜批判,但作为经典的伦理学类型,依然要对自身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论证时刻保持哲学的反省能力,对各种"批评"具有开放性对话的能力,从而让其理论与思想更加切合伦理生活世界,继续起到引导和规范的作用。详细梳理道义论伦理学的思想谱系,考察它为何不在古希腊而在斯多亚主义中才兴起的原因,它在西塞罗伦理学思想中的内涵以及义务和德性的关系、行为和行为者的关系,德国伦理学为何要采取义务论的形态以及康德义务论与德性论各自承担着怎样的使命与课题,可以发现,对人性的洞察、对美德的崇敬、对存在之天空与深渊的复杂而艰深的知识与领悟,哲学史上莫过于西塞罗和康德。他们的伦理学并非只有道义论没有德性论,而是他们更为深刻地看到:人的德性不是天生的,是在生活和行动中随同人将本身"自然未完成"的自我,造就为主体性的人而生长与"自我造就"的。德性之本性即自由,"德性"的自由塑造本身使它不可能作为伦理的第一出发点而被言说,因为伦理生活和行动本身对于行为者的品质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更具有在先性。     

道德义务的神圣命令理论探析

作为一种元伦理学理论,神圣命令理论主张道德完全而直接地依赖于上帝的命令。"游叙弗伦两难"迫使神令论的辩护者们从意图解释价值论地位和道义论地位的无限定的神令论转向了仅意图解释道义论地位的有限定的神令论。亚当斯论证道德义务是由一位善的和仁爱的上帝的命令所构成,这是有限定的神令论的一个代表性版本。奎恩就道义论地位的神学唯意志论给出了一种累积案例论证。虽然神令论可能具有某些潜在的理论优势,但其遭到的各种反驳说明它还远没有实现完全而直接地解释道德义务这一初始目标。     

混合道义论的马克思道德理论辨析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中,许多西方学者倾向于运用规范伦理学的研究范式来解读和重建马克思的道德理论,道义论便是其中一种路径。英美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科亨、杰拉斯与佩弗都将平等主义的分配即分配正义问题视为马克思道德理论的核心,并将正义原则的正当性基础归因于自然权利,按照对马克思道德理论建构的自觉程度区分,三人被认为是不同程度上的混合道义论者。混合道义论在一定程度上阐明并发展了马克思的道德理论,但从本质上看仍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论康德政治学说的道义论特征

道义论不仅可以用来说明康德的伦理学,还可以用来说明康德的政治学说。康德站在权利原则立场上批判政治的幸福原则,主张政治必须符合权利正当性原则,主张政治行为要以人为目的并实现人的尊严,这些观点都具有典型的道义论特征。康德的政治道义论作为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的演绎,在理论上具有合法地位,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康德的政治道义论既站在权利立场批判了发展的限度,又赋予权利以道德特征,更提出了政治的道德目标,这使得他的政治学说既具有重要现实针对性,也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价值标杆。     

机器伦理的来源

目前设计机器伦理系统的主流方案之一是基于规则,然而学界对规则的来源并未达成一致。M.Anderson和S. L. Anderson给出了一种依赖专家直觉的方案,从伦理学家有一致结论的实例中通过归纳逻辑方法提取出规则;Hooker和Kim则对专家直觉提出质疑,建议用康德式的道义论规则来为人工智能主体的行动提供理由。笔者认为两种方案皆有缺陷,进而提倡一种从众的机器伦理规范,这种方法是基于大量普通人行为选择、用机器学习方法构建的模型。对于这种从众的机器伦理,可能有来自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困难和质疑,但它们都不是严重的和致命的。     

罗尔斯契约论中的正常能力假定与能力缺陷问题

罗尔斯的契约论强调公民是正常而充分合作的社会成员,而且它还假定他们的种种天赋才能处于正常范围。在可行能力思路看来,由于这样一种契约主义的方法论,那些具有严重能力缺陷的人不能从正义原则中公平受益,他们甚至被排除在正义原则的选择过程之外了,因此这种理论没能真正保障每一个人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但在罗尔斯的契约论中,作为正常合作成员之基础的两种道德能力应当被理解为是每一个公民所拥有的,而正常能力的假定意在排除能力差异在原则选择过程中的影响,因而它反而是包容性的。在组织有序的社会中,有能力缺陷的人的一些特殊需要确实没有被当作一个基本正义问题来对待,但这一点乃是平等的政治自主性的代价。     

信号检测论实验中的信息传递效率

信号检测论和信息论在心理学实验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许多实验心理学教材也详细阐述了这两种理论所派生的心理学实验。那么,这两个理论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同样一个实验的结果用这两个理论来审视能否得到不同的结论呢?实际上。无论是信号检测论实验还是信息传递效率实验,被试面临的任务是非常相似的：都是辨别不同的刺激、做出不同的反应,只不过信号检测论实验只涉及两种刺激——信号和噪音,而信息传递效率实验可以涉及更多种类的刺激。     

“显现论”与决策论模型的解释问题

决策的形式模型只有通过适当的解释才能与实证或规范内容相连接。研究个体选择行为的微观经济学，需要采取实证的自然主义方法论来定位其科学性，同时免不了对理性选择进行规范考察。根据经济学家对决策论模型的主流解释“显现论”,对选择行为的说明和预测是基于对行为的经验观测和内在一致性条件的。在哲学上，显现论曾一度被认为是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宿醉”,近年来却得到颇有影响力的辩护，也使经济理论的实证地位得到支持。而对信念、偏好、意图等心理状态及相关规范内容的兴趣，使得决策论模型在哲学上的应用默认了一种心理主义解释。通过引证并回应近年来哲学领域里对显现论的辩护，可以看到，决策论模型允许心理主义解释。但通过论证理论反例的泛在化，澄清其实证预测功能面临先天困境，从而能更恰当地理解决策论的实证地位。     

选择一致性影响结果评价的ERP研究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了当被试主动做出与他人一致/不一致的选择行为(实验1)或看到他人做出与自己一致/不一致的选择行为(实验2)时,其选择行为的一致性是如何影响结果评价过程的。脑电数据表明在结果评价的早期阶段,无论被试是主动或被动地与他人做出相同选择,这种选择一致性都会放大输赢结果之间的差异:体现在选择一致情况下比不一致情况下诱发更大的d FRN。而在结果评价的晚期阶段,当被试先做出选择之后,看到他人做出与自己不一致的选择时(实验2),相比他人与自己选择一致时,诱发了更大的P3和LPP波幅。说明被试很可能把他人的不一致选择加工为一种冲突。因此投入了更多认知资源来加工这一结果。本研究是一个探索性的创新研究,首次从时间维度上分离了选择行为和结果反馈两个阶段,并提供了选择一致性对结果评价有影响作用的脑电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