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常”的现代价值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传统道德的典范形式。"五四"运动以来,因为受"三纲"之累而遭到了猛烈批判。实际上,"五常"完全不同于"三纲","五常"是扎根于人性而形成的道德理念,具有纯粹的抽象的形式和普遍适用的合理内核,具有永恒的价值,是民族精神和民族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时代,"五常"必须与"三纲"切割,经由树立新"三纲":自由为立人之纲,正义为立社之纲,民主为立国之纲,重新组合为新三纲五常。新"三纲"与"五常"的组合,有因循,有损益,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文化守成与文化创新的结合,可以取代旧三纲五常而通行于现时代。     

儒家礼乐的新开展——贺麟的礼乐观

传统礼乐文明在近现代呈现为解体与重构的双重变奏。就对礼乐的现代性诠释而言，贺麟集民国学人之大成，强调礼的宗教性、道德性与艺术性的合一：一方面主张吸收耶教的精神以充实礼教的宗教性，这是对孔教派将礼宗教化的继承与超越；另一方面将康德在知识论中的先验感性时空引入行为领域，认为礼是道德律与由理性所规定的时空的合一，其时空标准，使得礼的行为具有艺术性。这是对王国维、梁漱溟、冯友兰、宗白华、朱光潜等人将礼艺术化的继承与发展。贺麟强调礼乐互渗，其对礼是道德的更高的艺术化阶段、礼教给人带来理性自由的系统论证，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美学史和艺术史上都意义重大。     

儒家“三纲”伦理的现代反思

"三纲"的内容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传统儒家道德体系的"总纲",自产生之日起就受到人们的误解和批评。一些人认为,"三纲"体现的是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这是一种误读。其实,"三纲"体现了儒家"仁义"和"仁爱"的伦理精神,目的是为了协调社会秩序,其本质内涵是从整体利益出发,体现小我服从大我、个体服从全体、部分服从整体的"抽象理想"的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因此,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实践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视野下,应该抛开片面的、单一的思维模式,全面地审视"三纲",从中汲取合理的价值资源,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儒家伦理的“基石”及其价值——对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的一个延展性思考

七十多年前,贺麟先生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中,提倡寻找出儒家伦理"不可毁灭的永恒基石",从而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本文遵此倡导,通过对贺麟该文的深入分析和思考,认为儒家伦理的基石在于:强调人的属人性的社会性存在,尊重社会事实和生活常识,建立高品质的伦理关系。无论现代时空如何变化,但任何伦理理论的建构和道德社会的建设始终不能脱离这三个基石,否则人类社会将会有重新复归野蛮社会之可能。     

走向伦理精神

在精神哲学意义上,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遭遇三大问题:道德僭越伦理,理性僭越精神,道德理性僭越伦理精神;相应存在三大病症:无伦理,没精神,道德理性泛滥;必须进行三大回归:伦理回归,精神回归,伦理精神回归。三大回归必须探讨三个前沿性课题:在人的精神发展和精神世界中,到底伦理优先还是道德优先?伦理道德到底期待理性还是期待精神?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到底是"道德理性"形态还是"伦理精神"形态?伦理是人类的家园和"安宅",精神是回归家园的达道。伦理与精神既是中国基因和中国传统,也是中国话语,"走向伦理精神"是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之路,它期待两个哲学觉悟或哲学革命:由"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意识向"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意识的革命;由只是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意识论"向主体建构的"精神论"的革命;简言之,"伦理"革命,"精神"革命。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是"伦理精神形态"。"伦理精神形态"是植根中国传统、针对现代问题、追求伦理理想和伦理信念的中国话语与中国形态,是伦理道德发展的现代中国精神哲学形态。     

先秦儒家伦理精神的现代价值之考量

先秦儒家伦理思想与道德原则体系呈现出三层结构的样态,是一个完整而严密的人文伦理价值体系。而贯穿其中的先秦儒家伦理精神可以概括为对"自我完善"及"兼善天下"的自由、平等、理性与完满的价值追求,具体包含七个方面的内容。其实质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也是自律价值与他律价值的统一。这种先秦儒家伦理精神对现代中国的伦理价值系统既具有补充与匡正的意义,又具有向现代伦理精神转化和创生的内在机制。     

书讯

正《成人之道——儒家伦理文化》一书包含"儒家与伦理""心性与德性""人格与修养""人伦与社会""五常与做人""原则与方法""传统与现代"七章,共计18万字。作者唐凯麟先生是我国著名伦理学家。本书阐发了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成人之道",揭示了儒家伦理对于个人心性修养、人格培育、人生境界的提升以及对于现代社会道德建设的意义和价值。本书以严谨的学理为基础,是由伦理学家写给大众的儒家伦理文化普及读物。入选"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和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     

道德本性谋划的儒家进路——以樊浩先生“‘德’—‘得’相通”论为中心的讨论

樊浩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德"、"得"相通是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原理。其要义在于:中国伦理同时具有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并由此形成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互为依托的特质;此种特质解决了"德""得"之间的张力,并指向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以儒家经典为分析文本展开思考,"德者,得也"中存在着道德本性谋划的两种进路:主流儒家以道德为目的性之存在,事功学派以道德为工具性之存在,而"德""得"之张力则在大众文化中得以消弭。因之,樊先生虽然准确把握了中国伦理精神的特殊旨趣,却没有具体解答这两种儒家进路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线索与实际影响。儒家伦理形态能否成为当下的道德救穷之途,或可从其中得到启示。     

系统研究深入考察——读孔令宏教授新著《宋代理学与道家、道教》

宋代学术文化历来被视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之高峰,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文集》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邓广铭先生也认为,"宋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     

伦理道德的中国精神哲学范式与中国话语

中国精神哲学传统一以贯之演绎的是伦理与道德"相濡以沫"的文化正剧,而拒绝向"相忘江湖"的道德自由方向发展。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哲学形态的"中国范式"就是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如果进行话语转换,与黑格尔"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西方范式"相比,"礼——克己——仁"的"中国范式"最重要的"中国风情"便是"克己"。"中国范式"在现代以文化坚守与问题共识两种方式呈现,一方面表现为对伦理型文化的坚守,以及"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的转型轨迹,另一方面是在关于分配不公和官员腐败两大问题诊断的高度共识中所表现的伦理忧患意识。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中国话语,就是"伦——理——道——德——得"的精神哲学过程和精神哲学体系。     

"三纲"漫议

"三纲"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原则."三纲"虽形成于汉,但在汉代,其权威地位尚不牢固.而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三纲"的地位、影响又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削弱.自宋代始,"三纲"不断神圣化,牢固树立了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君权、父权、夫权日益绝对化.在明清之际,"三纲"受到初步挑战.到近代,经由"道德革命"的冲击,"三纲"一步步走向消亡.概言之,"三纲"的产生、确立、强化、崩坏是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同步的.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公私观及其现代辨析

公私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和重要的道德范畴。公私含义演化及观念生成的逻辑奠定了传统伦理中"贵公"的价值观,它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伦理气质。历史地分析公、私概念内涵及其主体关系的演变,客观地揭示传统公私观念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意涵,是传统公私观现代价值辨析的理论前提。传统公私观念的形成有两个基本载体,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共同体之公的伦理观念载体,二是认识论意义上天下为公的道德观念载体。这两个载体构成传统公私观的伦理本质,形成存在的实然与道德的应然之间的张力。传统公私观的现代困境恰恰在于混淆了两个基本载体,使得"公""私"无法各安其位,进而出现伦理失序和道德失守。澄清之解,可以从借鉴义利和解之道以及对分殊公私的伦理与道德之理,从根本上使公私回归伦理本性。     

伦理的必然性与道德自由

伦理学界近些年来有种观点反对"伦理就是道德"的俗成看法,认为伦理与道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主张要在将两者区分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合乎逻辑地联系起来。拓展和深入这种具有重要学理意义的观点,需要提出伦理的必然性与道德自由及其逻辑建构的学术话题。伦理的必然性可以从"自然而然"和"人为使然"两个角度进行考察。道德作为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人的品质要素本性都是自由的,然而只有恪守伦理必然性限定的尺度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建构伦理的必然性与道德自由的逻辑关系,应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从三个逻辑方向展开。     

精研慎择刻意求真 东西会通望塑华魂──“贺麟思想与西方哲学引进研讨会”纪要

由澳门中国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协办的“贺麟思想与西方哲学引进研讨会”,于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１日在澳门举行。即将回归祖国的澳门是中西文化最早的融通之地,贺麟先生又是在中西文化会通方面卓有贡献的中国现代哲学史家,值此世纪之交于斯地忆斯人,的确有其特殊意义。来自祖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的四十余名学者,围绕着西学引进和中西文化的融通问题,贺麟先生对黑格尔哲学的译述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问题,以及如何评价井继承贺麟先生的治学成果、治学精神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热烈的讨论。贺麟先生对西方文化…     

道德之“民”的诞生

"公民"与"道德"之间的同一性及其生成的"公民道德",有待由"发生"到"诞生"的理念革命。"公民"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承认,"公民道德"的真谛是通过道德生命的生长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公"之"民"或"道德之‘民’"。道德之"民"的诞生经历了"伦理上的造诣"—"道德世界观"—"道德主体"的辩证过程,展现为"伦理人"—"道德人"—"成人"的有机生命进程。"德"或道德在本性上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伦理是人类的家园,伦理家园的守望迎来"精神"的日出。伦理造诣—伦理家园—伦理精神是"伦理人"诞生的三部曲。"道德世界观"是道德世界的自我意识,以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即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义与利、理与欲、归根结底公与私的对立及其自觉为前提;但是道德世界观的本质是二者之间"被预定的和谐",关键在于必须透过道德行动实现二者之间的和谐。现实中对立—信念中预定和谐—通过行动实现和谐,是"道德人"诞生的生命节律。"道德人"的发展,是道德主体的生成。道德主体经过"良心—善—道德世界"的诞生过程,良心扬弃道德世界观的"二律背反",但内在"一个人的心"与"所有人的心"的矛盾;"善"是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的统一,但具有抽象性;道德主体扬弃良心与善中的矛盾与分裂,"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追求并达到"成人"境界。"公民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既是"公民"与"道德"同一的道德主体的创造,更是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同一的人的世界的创造。     

全球化视域中的生态主义伦理精神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现代人类文明最稀缺的价值资源是"精神"与"伦理精神"。当全球性的生态难题开始挑战人类的生存底线,当全球化的浪潮甚至思潮妄图主宰生态时代的价值判断,生态主义"伦理精神"的回归成为共同的时代期待。如果说,"精神"的本性是"自由","伦理精神"是超越了个体的道德精神与人格精神而形成的"共同体精神"与"实体精神",那么,生态主义伦理精神则是重要的"伦理生态人"精神、"道德实践人"精神和"人类人"精神。在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的当今时代,应当构建生态主义伦理精神与民族精神,消解"经济中心"与"科技至上"的价值霸权、避免文化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并扬弃文化相对主义,在异质文明的生态对话、生态融通与生态合作的基础上促成生态发展,唯有如此,生态主义"伦理精神"才能融入"民族精神",并最终成为"民族精神"。     

法律伦理:当代中国制度伦理构建的核心命题

当代中国制度伦理建设的根本任务在于解决国家公权力的道德合法性问题,而法律又是现代法治中国国家公权力唯一合法来源。因此,让具有中国特色法律伦理的现代"到场",用以构建当代中国法律的现代伦理品格,这应属我国制度伦理建设的核心命题。而要完成当代中国法律伦理现代品格的塑造,根本问题在于如何让当代中国法律具有道德以及具有什么样的道德?无疑,在法律是民主的制度化与法律化的今天,只有以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方式实现对"国家公权力"的完全驾驭的问题,才能真正让当代中国法律具有现代伦理品格。同时需指出的是,当代中国法律应具有的现代伦理品格,不是实现一般意义上的自由或平等,而是实现制度意义上的、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兼顾起点与结果平等的公平正义。     

太极与The Absolute——对中西哲学比较的一个反省

贺麟把中国哲学当中的"太极"当作形而上学的最高范畴,由此提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absolute idee)就是"太极"。这种以中释西的格义做法,在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的初期,情有可原。遗憾的是,贺麟走得太远,他进而认为,朱子同黑格尔一样都是绝对论者。这个结论很大程度是建立在他关于"太极"一词英译的意见之上。贺麟坚信,是the Absolute而不是更多人采用的the Great Ultimate或the Supreme Ultimate,才是对"太极"最好的英译。考其理由,是他认为Ultimate无法反映朱子所说的"太极"除了"至极"之外还有"大中"之意。但贺麟对朱子太极思想的这种理解与朱子原意恰恰是相违背的。这个例子提示我们,成功的中西哲学比较必须建立在对中、西哲学文本准确而全面的理解之上。     

超越原子主义权利观的“伦理精神”——樊浩教授“伦理精神”系列论著读后

樊浩教授通过对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和黑格尔伦理思想的分析,在细致辨析伦理和道德之异同的基础上,建构了内容丰富且具有创新意义的"伦理精神"学术体系。"伦理精神"的本质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伦理精神"现实地存在于家庭和民族这两个基本的伦理实体以及个人与共同体的普遍伦理关系之中。"伦理精神"是对原子主义权利观的超越,它所内蕴的"从实体性出发"的意涵,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处理好复杂的人群共同体伦理关系,培育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道德品性,以克服原子主义迷恋个人权利的道德弊端。     

逻辑、法律与"原子"公民——邓晓芒先生的"连环锁子甲"

在邓晓芒对传统道德伦理的系统批评中,"关公战秦琼"式的主观剪裁构成了他的逻辑剪刀;而建立在"路人"基础上的法律意识则成为他权衡传统道德伦理有无价值的唯一标准,并且也是他对后者进行挑剔的理论长矛;至于原子公民,则既代表着其自炫自誉的现代化招牌,同时也是其借以自我保护的精神盔甲.所有这些,其实都是邓先生"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之"文革"情结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