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焦循易学中的经权观

焦循在易学研究中发挥了汉儒"反经合道为权"的观点。他认为,作为现实道德生活中的一般性准则的"经"是可以自觉进行调整和修正以符合"道"的要求的。"权"的直接目的是"趋时",一方面是对"经"本身通过变通而"反复其道",另一方面,在道德实践之中,要勇于冲破相习成风的准则的约束。焦循的经权观对于处理准则的普遍性和情境的特殊性,以及约定俗成的制度或准则同终极的道义要求之间的矛盾,都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当“道体”遭遇“理本”——论朱子“道体论”的困境及其消解

朱子强调"理气为二,理在气先",却反对"道物为二,道在物先";强调"理无动静",却主张"道体"不息,有时又将"理""太极"与"道"的概念相混同。这反映出朱子在论"理"与论"道"上的分裂,也对其"理实体化"的立场带来了冲击。由此,朱子的"道体论"与"理气论"是否一体,以及其"道体论"内部究竟是保留形上-形下、道-物的二分,还是主张"流行全体即是道体之本然",就成为理解朱子哲学的关键问题。对此,黄榦选择慎言理气先后问题,通过引申朱子"流行全体即是道体之本然"的说法,转而强调"道体"的即体即用、即存有又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朱子哲学中的难题,并在实际上开启了理学思维去实体化的路向。     

论程朱之“权中”观

"权"与"中"的关系构成经权思想的关键内容,自先秦而汉唐,对"权中"关系的阐发经历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孔子首先将"权"与"中"并置;孟子则提出"执中而权",丰富了"执中"思想,并真正开始将"权"与"中"联系在一起;王通以权义并举而归于中;柳宗元则统一经权而归于中。但是,真正将"权"与"中"作为一对关系紧密的范畴来研究的则始于二程,并接续于朱熹,"欲知《中庸》,无如权,须是时而为中"、"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等提法与宋儒对《四书》(特别是《中庸》)的重视密切相关,以《中庸》之"时中"来阐释《孟子》之"执中而权"符合理学发展的内在理路。     

程颐经权观对道德准则普遍性的维护

程颐反对汉儒"反经合道为权"的经权观,提出了"权即是经"的理论。他将"经"视为必须普遍遵循的道德准则,而从"权衡"的意义上来理解"权"。他认为,"权"是内在于"经"的,通过"权"的方式来实现行为合理化的过程,正是具有普遍性的"经"在现实道德生活中落实和展开的过程,"经"的普遍性是不容置疑的、绝对的。这样,道德准则不但在抽象的形而上的层面上具有了普遍性,而且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也成了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标准。尽管程颐的经权观在理论上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他通过经权问题对道德准则的普遍性的强调,反映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发展的必然,对于道德准则约束力的提升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汉宋经权观比较析论——兼谈朱陈之辩

儒家之经权观念起源甚早,先秦儒家主要是在道德意义上讲经权."经""权"二字并用出自<春秋公羊传>,其中"权反乎经"的观念影响深远,但后代儒者对此观念削头去尾,由此就形成了"权反乎经"的双重面貌.宋代理学家扬弃了以前的经权观,以朱熹为集大成者,形成了将经、权统一于道之下的经权观,而所涉及的领域也从道德扩展到了对政治与历史...     

论“好人”观念

"如何与陌生人交往"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虽非核心问题,但并未被完全忽略,对它的回应主要体现为常识道德中的"好人"观念。"好人"指向的是不具有任何特殊义务关系的陌生人之间交往的伦理状态,其精义不在于"老吾老""幼吾幼",而在于"及人之老""及人之幼",其间"推己及人"的过程正是"好人"成为"好人"的关键。在私人交往、职业交往与公民交往尚未获得明确区分的情况下,"好人"观念构成了对陌生人交往一种总体性的伦理指导。它与"好心""好事""好报"等共同构成了一个自相融洽的观念群,从而使自身得到道义论和功利论的双重支撑,在总体上提供了对"陌生人问题"的一种可能回应。     

王船山经权观中道德选择的主体性

在经权关系问题上,王船山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经""权"统一的思想,认为"经""权"是一种体用关系。他的经权观突出了道德主体实践能力的养成和运用,为人在道德选择中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发挥拓展了更大的空间。他认为,道德主体在道德选择中需要通过权衡判断来发挥自己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同时,运用"经"和"权"的意识和水平是随着主体的成长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为了使道德主体能够在经权原则的指导下选择出恰当的行为方式,最主要的就是要充分发挥"心"的权衡判断能力。     

心与成德:早期儒家心论模式的探索

"心"是理解儒家成德成人思想的关键概念.承接商周以来对人的身体和礼仪(社会性)的基本认识,早期儒者在认识"性"进而论辩"心"的思想进程中不断探求人的道德本质,逐渐形成了孟子以"心"论"性"以及荀子"心"以知"道"的成德进路.传统关于孟荀性善—恶之论与他们各自论"心"的立场关系密切,并且由于对心的功能的定位不同,带来二人理论主体中成德路径的不同.从"心"及其与"性""德"三者交互的视角观看早期儒家在人性理论及成德路径上的差异,对于更加系统地把握儒家早期伦理思想及其对于儒家后学发展路向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     

“四论师”“四论宗”“四论学派”考辨

本文考证僧传所载南北朝四论研习者的行迹史料,并辨析"四论""四论师"四论宗"等术语的来源。本文认为"四论师""四论学派"是日本学术界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使用的概念,"四论宗"是学术意义上的虚设。学术界提出四论师、四论学派虽有合理性,但不论是"四论师"还是"四论学派",都不具有与成实、三论同样的师说意义。     

老子之“道”义旨阐要

本文从"道"字古义的哲理升华、老子之"道"的价值取向、老子之"道"的形上品格、老子之"道"与其"德""教""治"诸范畴之关系等角度,扼要而系统地阐发了老子之"道"的深刻意蕴。文中指出,《老子》五千言虽多涉及"德""教""治",但"道"一以贯之于其中。     

道义与结果在道德生活中如何统一——经权观与儒家规范伦理思想的性质

"经"和"权"的学说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在道德生活中将具有共识性的道德准则与具体的生活情境结合起来的态度和努力。在儒家的经权观中,"经"体现了儒家规范伦理思想的道义论、动机论的特征,"权"则体现了对功利和效果的认同。儒家的经权观反映了其伦理思想以道义论为主、结果论为辅的特征,以及对人事的关怀和在道德准则的普遍性问题上的基本倾向。     

“春王正月”与“贵微重始”——兼论后儒对《春秋》文本的哲学阐释

汉儒董仲舒等人以为《春秋》"春王正月"具有"贵微重始"之大义,唐孔颖达据此提出"五始""五事"说,是对"重始"的具体阐释。另外,孔颖达"五始"之"礼义"说以为《春秋》有礼学思想。宋儒以《易》解释《春秋》,则将孔子以《易》"精微"思想与《春秋》"贵微"说联系起来。后儒解释《春秋》,有将《春秋》与其他经部典籍联系起来进行文本解读的倾向。     

闻道反己:郭店儒简的修身论

郭店儒简对儒家的学术价值是"提供了从孔子到孟子的桥梁"。这种学术思想的过渡性特征,同样既丰富又深刻地贯彻在郭店儒简的道德修身论上,具体说来:在道德修身方面,郭店儒简注重发挥了孔子那个"为仁之方"的"求己"与"内省"方法,所谓"君子求诸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之类,并藉此深化了诸如"君子敦于反己"和"闻道反己,修身者也"的修身之道,而且这种修身之道又肇端了孟子诉诸"反求诸己"来"尽心""知性"以及"知天"的心性修养之源。     

王夫之“继善成性论”中的哲学建构

在王夫之以易学为根基所建立的思想体系中,《易传》的"继善成性论"成为其哲学建构的重要经学文本与理据。王夫之在天人关系的视域中对儒家所言的"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阐释,以此对以往的人性论进行判释、鉴别,继承和细化了宋儒从气化论、天道观和体用论等方面言"性"的传统,通过分析道、善、性之内涵与关系,来对人性的来源、本质、生成、善恶、异同等诸多问题展开分析,运用宇宙论和本体论两种思维方式,重点分析了"继"与"成"的逻辑内涵及相关延伸问题,为其独具特色的人性生成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朱陆修养工夫论的思想渊源及其异同——以“尊德性”与“道问学”为宗旨

朱陆修养工夫论与先秦思孟学派及其继承者理学奠基人周敦颐、张载、二程之间存在渊源关系。朱熹在继承程颐理一分殊与居敬穷理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庸》《易传》《大学》《孟子》及周敦颐、张载思想的阐发,从理事并进、知行互发的立场出发,确立了尊德性与道问学并行的修养论。陆九渊远承孟子大体说,近承程颢识仁说,从心即理的立场出发,确立了以发明本心的尊德性统摄道问学的修养论。由此朱陆思想体系中修养论的来源、内涵及路径存在差异,直接导致修养方法上的易简与支离,修养内容上的践履与讲学,儒学门户上的禅学与俗学之争。其实儒释之辨在于是否承认天理,陆王心学只是将天理收归道德本心,从而将儒家道德心性之学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宋儒道统论与士大夫的主体意识

在唐宋变革、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下,宋代士大夫群体推动了儒学重建。他们作为"道"的承担者和主体力量,也积极致力于道统论的建构。宋儒的道统论是士大夫主体意识的表达和体现,与当时崛起的儒家士大夫群体及其主体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它提出并努力解决的问题是:在儒、佛、道三教并盛之时,哪家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在儒学学统四起之际,哪一派是儒学的正学?在道统与政统、儒生与君王的共治结构中,由谁主导国家秩序?宋儒建构的道统论,特别是朱熹通过《四书》学而建构的道统论,在上述三个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论证和回答。     

陆西星“艺道”观简论

庄子"艺道"观重在强调"道"对"技"的超越,历代学者多承此论。陆西星在此基础上认为由"技"而"道"尚需"技进而精""顺理而处"等不同层面的努力,并且认为由此可"虽应万变而神不劳",达到对心神的养护。与此同时,陆西星发展了庄子"艺道"观,形成由"适意"入"忘形",由"忘形"而"物化"的主体境界论,以及"无心""无情""大心"等修养论。本文旨在从以上三个方面论述陆西星对庄子"艺道"观的发展,突出其在中国美学史上的贡献,同时丰富对陆西星这位道教学者的研究。     

“学”作为道德生活何以可能 ——《论语》“学”论：《中庸》

《中庸》作为《论语》"学"论,是对《论语》之"学"作为一种可能的道德生活的合法性做哲学证明。本文通过对孔子一以贯之"为学之道"是"仁且智"的中庸之道的讨论,对《中庸》"学"—"德"—"道"、"道"—"德"—"学"的天人双向回环路径的构建,对中庸之道"不可能"与"不可离"的悖论的分析,开启了"学"作为道德生活何以可能的论题。在《中庸》中,构建了"天"-"性"-"道"-"教(学)"的整体"为学"境域,为"学"作为一种道德生活何以可能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并对《中庸》中的不同类人对中庸之道的不可能的可能性分析,论证了"学"作为道德生活的现实可能性。     

清代乾嘉学人论宋儒“图书”易学

清代乾嘉学人继承了清初以来批评宋儒"图书"易学的学术传统,但是也表现二种不同的学术取向:一是通过批评宋儒"图书"易学这一途径来完成向汉易探求的转换,同时对其"先天"、"太极"之学所显现的思想内涵也着力予以维护,其"图书"易学本身已由文献的真伪诘辨,逐渐转向阐发其思想内涵的价值,并且从哲学的角度予以重新审视"图书"易学。二是从本质上颠覆了宋儒的"图书"易学,虽然貌似回归传统的象数之学,事实上却是创拟了一种有别于宋儒"图书"易学的新"图书学"模式。     

从“道”、“德”到“生”、“命”——基于中西文化视野下的认知差异比较

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思考,审视"道"、"德"、"生"的基本命题,重新认识生命与生身、生众、生态三个不同层次的关系.反思以近代的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为主导的西方伦理学和中国社会当下面临的失"德"现象,中西方同时需要向有道德的生命价值的回归,而中式生命哲学观或能为现世的道德实践路径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