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崇公抑私”到“尚公重私”——中国公私观转型视界中的公民精神培育

公私观念构成了中国人行动逻辑的深层基础,而公私差异生成了中国人行动逻辑的特殊主义特性.在"差序格局"与"伦理本住"的社会生活中,"天下为公"的理想、"大公无私"的品格、"崇公抑私"的手段所衍生的"公"的观念却始终是一种基于私人关系的圈层意识,无法超越"一己之私"的范畴,故而思想界多有诟病.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并积淀扎根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公私观念,对于国人之公共参与行为、公民精神培育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国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或动机的约束上.将公私看作是绝对冲突、势不两立的双方,并且将与个体自我有关的一切方面都归入"私"的范畴而视作必须灭绝铲除之列,如此逆人天性而行,则实际结果只能是公私关系的扭曲和逆转,只能是正常、正当的"公"与正常、正当的"私"的两败俱伤.追求程序公平,必然要肯定"合理之私";强调结果公平,必然要奉行"尚公之道".所以,培育公民精神,推进社会公平,需要大力提倡"尚公重私"的公私观.     

儒家公私观述论

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公私观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尽管不同的儒家学者对于公私关系的理解往往各有不同,甚至相去甚远,但是在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上,都是提倡和主张大公无私、崇公抑私的.儒家公私现所体现的社会道德理想、价值取向、道德追求对后世影响深远,构成了中华民族伦理思维、道德生活以及行为选择的基本方式和主导方向.对儒家的公私观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合于时代要求以及人们现实生活状况的新的公私观,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当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     

我国青少年学生公私观特点的研究

在人生价值观中,公私观处于主导的地位,人生价值观的性质集中体现为如何看待和处理公与私的关系.是主张“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还是主张“先私后公”甚至“自私自利”,抑或主张“公私两利”,历来是不同公私观点的标志.青少年时期是个体人生价值观开始形成并逐步稳定的关键时期,他们的公私观特点将会对其人生道路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我国青少年的公私观念已发生了一些变化.     

“公”与“私”的道德化——对先秦时期“公”“私”内涵转变的考察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注意到中国的"公"与"私"独有的伦理色彩,但他将这种伦理色彩归因于先秦道家"天"的观念并不准确。先秦的"公"与"私"从最初的具体身份指称,转变为表示"公正"与"偏私"的抽象道德概念,在先秦文献中有迹可循。"公"的伦理色彩并非全然来自道家之"天"。从《礼记·礼运》可以看出,虽然"公"在儒家语境中获得伦理色彩,但它的基础在于儒家对"共"的理解,与道家"天"的观念无关。     

公私对立与公私并济——宋儒对《孟子》中舜的行为的合理性论证

学界对《孟子》中舜的行为是否合理纷争不已,主要原因在于,未阐明舜或孟子看待亲亲与守法公正之关系的特定视角。对此,宋儒阐发了公私对立与公私并济两种观点,从道德责任角度论证舜的行为的合理性,彰显出公私观的多维伦理意涵。公心与私意对立的道德价值观阐明,合理的行为出于主体道德责任意识与伦理角色的合宜要求,并排除主观情欲与私自用智的干扰。公义与私恩并济的政治伦理观则揭示出公私领域既分明、又可能重叠之事实,以及家庭与社会双重责任的不容推卸性。据此,有效化解恩义伦理困境的方式不是恩义的价值高低排序与选择,而是出于伦理责任与仁义道德的恩义两全与恩义不相害。     

方法论视阈谈传统伦理的现代价值研究——朱贻庭教授学术访谈录

<正>问:您虽退休有年,但仍活跃于学术领域,尤其在传统伦理现代价值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先是提出"伦理文化演进的‘原源之辨’",后又提出"文化生命结构的‘形神统一’"。这两个概念都涉及传统伦理现代价值研究的方法论建构,标志着您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的研究达到了一种学术自觉。我们的访谈就从这两个概念开始。先请您谈谈"原源之辨"。     

现代商业伦理研究中的"合法性"问题及相关思考——评《现代商业之魂——商业伦理问题研究》

现代商业伦理的伦理观念应该在遵循传统商业伦理道德基本观念的同时,不断汲取与融汇现代商业文化的价值观念,并发展成为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商业伦理精神.我们在遵循传统经济伦理中的一些基本伦理价值的同时,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分析和解决在现代商业境遇中的道德冲突并提炼出现代商业伦理之精神与核心价值观,这是当下研究现代商业伦理最为重要的任务.     

论公私观

公私观,即人们对公与私及其关系的基本观点。公私关系问题,古往今来,都是人们天天接触,无不关心而又往往不甚了然的一个重大问题,它是世界观特别是人生观的一个重要范畴。     

单位制变迁中工人与国企情感疏离研究

本文以东北J市H企业为例,探究单位制变迁过程中集体情感疏离问题。通过国企变迁三阶段^①的调查研究发现,疏离原因有三:其一,在公私合一向公私分化的转换过程中,"公"与"私"的制度规范开始流变,工人处于茫然状态。其二,公私分立向公私多元化变革,代表公权力的管理层权力获得强化的同时,伴随的是工人私权利的弱化,"公"的制度与"私"的个体之间被简化为人与人的关系,公、私内容与形式产生错位与扭曲。其三,在公私分立向公私多元化转换过程中,"公"的制度授予性角色延续,公私沟通理性不足,职业伦理、公共文化认同受阻。本文认为,单位制度变迁背景下,国企形构的公私合一向公私分立、公私多元化转换过程中,员工处于"无意义"状态、情感疏离之中。理想的公私分化、公私多元与公私互构实为契约精神、契约法定关系建构的开始,它容括职业道德伦理与行动法则各个层面。     

论底线伦理的“后退”与信念伦理的“缺乏”

中国社会当下的道德现实警示我们,底线伦理正在呈现"后退"之势。同时,由于社会超速世俗化和市场化所致,却又"缺乏"信念伦理。若无坚实而清晰的信念伦理的支撑,底线伦理的"后退"就难以避免,最终也将无法维系和坚持。信念伦理是一种特殊的道德类型学,狭义的信念伦理是指在一般伦理领域内,与(传统的)美德伦理、规范伦理、现代分析伦理(或"元伦理学")相较而立的伦理(学)类型。它以信仰或信念为终极道德目的和最高行为规范,以道德或伦理的理想价值(或韦伯意义上的"目的性价值")为终极道德伦理的价值评价标准,借助于道德文化传统的理想范型、道德先贤、道德典范或道德先进的范例化(examplification)或道德类型学(moral typology)研究,阐发、论证和确立一整套基本道德伦理规范和伦理学基本理论。     

重建美德伦理如何可能——序秦越存博士新著《追寻美德之路》

“美德伦理”（the Ethic of Virtue）这一古老的道德文明样式曾经作为人类生活最基本的价值目标和意义向度，伴随着人类走过了几千年的风雨历程，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中外传统道德文化和伦理学观念系统中最古老而经典的伦理观念图式和道德实践图式了，当然也是中外传统文化之生存和演进过程中最重要而深刻的道德文明之构成要素。     

文化生命结构与传统道德继承

根据“形神统一”的文化生命结构,要从传统道德文化其“形”与其“神”两个方面的统一中去发掘存在于传统道德文化中的优良资源,尤其是要去发现蕴含于其中的“古今通理”,如“中和”之道、“仁爱”之德、“见利思义”的价值模式等,进而实现对优良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传统道德的继承不仅要立足现实对传统道德中具有现代价值意义的范畴、概念和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和改造,从而实现现代价值再创造,而且还应重视对承载着传统道德价值的载体(“形”)的保护.     

论明清之际公私辩中“私”的正当性及其限度

有学者认为,明末清初形成的重视“个人”的 一股思想潮流,自清代中叶以来从地表消失,直到近代,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思想家又展 现 了现代性的“个体”观念。这种观点的实质是认为在明清之际的公私辩中已经出现了维护独 立性的个体、个人的思想。实际上,深入分析以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为代表的明末清初 思想家的公私辩中对“私”的正当性辩护及其限度,可以发现,尽管私、私欲在某种程度上 被肯定,但并未获得独立性地位,相对于公而言,私仍然具有某种伦理之恶的属性;在群己 关系中,“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仍然局限于抽象的概念层面,并不具有 现代的个人、个体属性。从明清之际至近代,公私辩的逻辑进路是一脉相承的,“公”是“ 私”的前提,“群”是“己”的限度,他们的区别在于各自致力于探寻达至“公私和谐” 的路径不同。     

王船山义利之辨中的公私取向

王船山义利之辨是与公私之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船山不仅对利作出了公利、私利的区分,而且对义也作出了公义、私义的区分,整体上要求重公义、轻私义,重公利、轻私利,故此提出了"循公废私""存公抑私"等命题。与此同时,船山对个人私利亦作出了完全有别于理学的独到性分析,承认个人私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尚公崇私"的伦理学命题,体现出一种早期启蒙的伦理倾向。船山这种"尚公崇私"论蕴含着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起来的因素,是对理学"贵义贱利"以及否定个人正当利益的批判性超越,而其公私论与义利论的结合则彰显出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对立而朝向义利并重、公私兼顾的价值目标。     

明清之际的两种“公”的观念——从黄宗羲、王夫之比较的视角

明清之际天下之"公"的观念,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基于明代后期"人欲"的伦理正名而有所发展。其在具体内涵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其一以黄宗羲为代表,认为存在一种客观实在的、作为资源的"公利","公"是对这一客观公共资源的共享;其二以王夫之为代表,认为"私"利是基本的社会现实和思考"公"之秩序的起点,"公"则是各个"私"利间协调和谐的状态。前者是作为"共"的公利共享的"公",后者是作为"通"的私利调和的"公"。这两种不同的"公"的观念体现在黄宗羲和王夫之关于井田论、封建论、君臣关系等领域的观点差异中。     

关于儿童对公私财物损坏的道德判断的研究

培养儿童正确认识公与私的关系,促进公有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是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心理学有必要对不同年龄儿童理解公私关系,形成公有观念的特点和规律进行发展的研究。 儿童的道德发展是皮亚杰(J.Piaget)曾经研究的课题(1932)。皮亚杰用假设道德     

儒家医学伦理的建立:“医者仁心”与道德病人

儒家与医学的亲近关系是一个近世文化现象。这种亲近关系的一个标志是基于儒家思想的医学伦理体系的建立。这种医学伦理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中古的"知医为孝"观念,另一个是两宋理学家对"仁"的重新诠释。"知医为孝"观念的基础是以个体的自然关系为起点的儒家价值系统。这种观念仅能提供对医学价值的有限肯定。两宋理学对"仁"的新理解突破了儒家对自然关系与非自然关系的传统区分,构成这种医学伦理的主要概念基础。"仁"的"生生"之力与医学的"活人"具有同质性,使医学获得前所未有的道德价值。     

"美好生活"本位的现代教育伦理信念及合理性辨析

教育伦理的理念之思,并非一种脱离具体主体性人格和现实情景的抽象玄思,而是有着具体的所指,是基于对教育实践活动之自我纯粹性境界的道德理性诉求与伦理价值期许。面对来自技术、市场和资本等的冲击,现代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始终面临着不仅仅基本伦理观念层面的道德困惑与冲突,而且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内部,同样面临着基本伦理价值观念生态(有机)观念的恢复与重建的伦理使命。着眼教育的本质,现代社会的教育伦理观念的建构以及实践展开,必须在反思批判的基础上,结合变动了、变革着的当代世界以及当代中国社会的教育现实,着眼并始终贯彻"教育是通向人类美好生活的通途"之一崇高的教育价值理想,着眼健康生命与健全人格养成,以创制、引领新的文明形态的气度,创建具有典范性、超越性的优良的中国特色的民族化的现代教育伦理文化的高度,切实推定以灵动的整全性生命、丰盈性的精神世界以及健康高尚人格的养成为基本伦理价值追求的"美好生活"本位的现代教育伦理建构以及相应的高远目标的实现。     

儒家伦理的民族特色与现代意义

儒家伦理的民族特色与现代意义李春秋儒家伦理,是在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土地上,在先秦时期形成、发展起来,以汉民族为主要载体的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它既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伦理,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产生了伟大作用,对东方乃至人类文明...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惰性因素及其现代置换

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研究,学界多纠结于其"德治主义"抑或"德治道统"的演绎上,对其惰性因素及其负面效应却少有问津。诚然,传统政治伦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但传统政治伦理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如专制道统、礼仪制度、宗法等级观念等,以其既有的社会传导功能阻滞着人之现代化实现。它消解着人们的法治意识,破坏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应然秩序和价值期待,并造就了当今政治道德生态的多种症候。在现代化的追梦中,必须摒弃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惰性"因素,实现政治伦理文化的现代置换,真正构建一种以人民利益至上,平等精神、责任意识、公正意识和服务意识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政治伦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