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及其得失——一个由过程思维切入的思考

安乐哲将过程—关系思维由宇宙论扩展用于阐释儒学人性论、伦理学。他高扬人在关系性互动中的修身实践。在这种实践中,个人与角色是并生的。这种对"角色"的理解依重个体经验,具有很强的动态、开放和处境化的特征,从而缓和了对传统儒家血亲伦理所作的固化和封闭的理解。但由于经验具有复杂性,修身的发端不应该被绝对化地置于血亲—家庭关系中,"角色"应该被赋予更加多元的内容。同时,过程宇宙论可能给人带来无常、寂灭感,这不利于道德实践。     

君子上达:儒家人格伦理学的理论自觉——以陈来先生《儒学美德论》为中心

陈来先生新著《儒学美德论》借镜美德伦理学把握美德伦理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思考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寻找中国道德思想的出路,促发了儒家伦理学的理论自觉,开辟了当代儒家伦理学发展的新路径.沿着陈先生的理路系统地探讨儒家伦理学的理论形态,可以发现:不同于以行动为中心的规则伦理学,作为一种(广义的)美德伦理学,儒家伦理学以行为者为中心,核心主题在于"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成为这样的人");同时,儒家伦理学超越了"行为与品质"/"规则与人格"二元对立的伦理学范式,克服了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美德观念的狭窄性和抽象性,而是朝向一种整体性的理想人格.特别地,儒家理想人格不仅追求道德上的完满,更进而寻求在天人关系中安顿生命与价值,具有深切的形上意蕴.整体而言,在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背景之下,儒家伦理学蕴示着一种相对更优的未来伦理学的建构路径.     

应用伦理学视域对孟子“人”的概念的反思

儒家道德哲学在理论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的转向中一直缺席,但儒家道德哲学并不缺乏与应用伦理学契合的"人学"因素。孟子用"四心"和"四端"作为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展现了人内在的"心-性-情"这一道德结构,其关于"人"之伦理性的论断与西方的"伦理"观不谋而合,同时也从自然-自由的角度阐释了人内在的道德人格之平等和自主,这与应用伦理学的基本精神颇为一致。特别是"仁"与"人"的内在关联,进一步证明了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道德哲学能够参与到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确证中来。     

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

儒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伦理,即如何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因此,确立人类社会的秩序是历代儒家久盛不衰的理伦旨趣,由此汇成了规模宏大的儒家伦理的思想及规范体系,并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发挥着现实作用.近代以来,儒家伦理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目前,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认真探讨这一问题: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是只能陈列于历史博物馆的文化展品呢,还是可以继续发挥现实作用的文化因素?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要厘清儒家伦理在传统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发挥作用以及在近代社会之所以受到冲击而衰落的深层原因.本文正是力图以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线素,通过历史的分析,对这一问题作一个侧面的深入思考.     

儒家伦理是利他主义吗？ ——兼与王海明教授商榷

利他主义是西方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将儒家伦理判定为利他主义者颇不乏其人。王海明先生不仅认为儒家伦理以利他主义为总原则,而且认为儒家思想是当今中国崛起的枷锁、包袱和障碍。而深入分析孔、孟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可见,与王先生建立在"经济理性人"意义上的"为己利他"伦理观不同,以"立己立人"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观蕴含着利他、利己的双重因素,并在"内圣外王"的人文理想中超越了利他、利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正面的人性情感为价值优位的"为己之学"和"仁本主义"。儒家这一伦理观有着深厚的人性根基、民族积淀和实践智慧,至今仍是重建中国伦理最重要的传统资源。     

儒家伦理普世化的可能性追问

随着普世伦理的兴起,儒家伦理普世化也受到了很多人的积极支持,但这种观点主要出于情感而非理性.普世伦理是现代性扩张的结果,而现代性所体现的是一种西方中心论,所以,产生于中国的儒家伦理不可能成为西方的伦理观念.中国人当前的主要任务不是儒家伦理的普世化,而是如何利用儒家伦理解决中国现实的问题,从而促进中国伦理发展.     

在世俗与神圣之间: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之比较

中国儒家伦理与西方基督教伦理作为两种不同的伦理文化类型,其本质差异典型地彰显着伦理的世俗性和神圣性的一体两面,体现了中西伦理思想的各自特色。从学理上对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进行比较研究,既是厘清两者所代表的中西伦理文化特征的需要,也能为当今中国的道德建设带来启示性     

晚期梁漱溟的“儒家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现代化两难问题的解决为核心

晚期梁漱溟尝试通过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解决他早期文化观中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问题。由此梁漱溟实际上建构了一种“儒家马克思主义”,即儒家思想框架下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首先,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同属于文化第二路向,因此有两相结合、会通的可能性;其次,只有通过与经历了现代化的第二路向文化即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前现代的儒家思想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最后,儒家“仁”的思想可以作为批判西方现代化问题的道德规范性标准,儒家的伦理本位思想被他用来阐释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文化早熟”的论断、对“仁”的超历史理解有一定的理论缺陷,但晚期梁漱溟的“儒家马克思主义”在丰富今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解,以及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儒家天命信仰的特色

儒家的天命信仰是建立在进化论的“生命共同体”原则之上的。它通过“天人合一”的思想阐述了人的世俗生命和天命的神圣性之间的统一关系,因此在儒家的“宇宙大家庭”关系里,可以推导出儒家式的公平和博爱价值观。在理论上可以用“性命之学”总括儒家的生命共同体信仰,其世俗与神圣相统一的精神主导了儒家科举考试的内容从汉唐的“五经”转向宋明的“四书”。儒家通过亲缘关系揭示的不仅是一种家庭纽带,而且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普世的和谐伦理,它体现了人在终极关怀方面的主体性、创造性;与西方的教堂救赎相比,中国人的信仰可以被概括为一种根植于“家庭生命延续”的世俗信仰。     

儒家自我观与现代组织中的伦理型领导

西方现有的伦理型领导力理论使得组织伦理规范和伦理行为得到了重视和强调,但是其规范性伦理和工具性伦理的思路并不能真正解决组织中的伦理问题和心理问题。西方主流文化所理解的个体,总是要使自己独立于他人,外在的一切关系,不论是他人,还是自然、社会,都是异于"自我"的他者,这很可能会造成内在道德感的缺失和归属感、认同感的匮乏,而儒家的自我是一种关系中的自我,在与他人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交往中才得以体认和发展。儒家自我观中有关"反求诸己""修己安人""己立立人"等思考,或许可以成为伦理型领导中领导者与组织成员以及相关利益者之间关系构造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