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历史哲学的基础

作者认为,康德历史形而上学的意义不次于《纯粹理性批判》在其自身领域的重要性,它将哲学问题由存在领域转向义务领域。普遍世界历史观采用的是先验方法,与目的论联系在一起,体现出大自然的计划。如果说康德伦理学追求个体的自由及其道德独立性,那么其历史哲学则强调人类只有通过社会这个媒介,才能实现其真正的道德任务。人类自身的二重性构成康德历史哲学的本质,也是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动力,由此决定了社会政治的真正任务,由此方显启蒙运动的真正意义。     

论康德的政治哲学

康德的"永久和平"(der ewige Friede)概念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在康德之前,马基亚维里、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博丹、霍布斯这些近代政治哲学和国际法学的奠基人都对永久和平的理想不屑一顾.只有圣·皮埃尔神甫的《欧洲永久和平的方案》和卢梭的和平观念构成了康德"永久和平"概念的直接源头.在《永久和平论》中,康德从自由的实践理性原则出发,并提出,共和国家的自由联盟是永久和平的基础,并给出了一整套关于世界公民权利的"世界公民主义"(Cosmopolitanism),给出了今天人们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哲学论证.这个思想对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这些当代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康德实践哲学的目的论之维

目的论是理解康德批判哲学的重要维度,也是理解其实践哲学的一个重要维度。康德认为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对目的有一种必然追求,人的目的能力为实践领域的目的理论提供了前提条件,因而在实践领域中,他持有一贯的目的论立场。基于人的双重本性,康德在实践领域中提出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目的理论:技术性的实用目的理论和道德性的客观目的理论,两者只有在以至善为终极目的的道德目的论体系中才能得到统一。总体来看,康德在实践哲学中的目的论并不与其义务论相冲突,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将效果论整合到道德目的论之中。     

康德“永久和平论”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要求人类政治从“自然”的野蛮状态走向“自由”的文明状态.他利用条款的形式向世人论证永久和平的内容,并且阐述着其在政治伦理领域内的价值实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其中所体现的政治伦理思想为目前政治与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方面提供了全面而理性的视阈,为当今现代国家的“文明”诸如在政治管理与道德、政府道德以及从政者道德领域内的理论建构提供了积极的参考,为全人类国际政治关系的“永久和平”发展走向提供了有效的路径选择,对现代政治和国际政治秩序的建构都体现着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     

哲学退位——论康德哲学中哲学和政治的关系

V．格哈特从西方哲学传统和政治传统来解读康德的《论永久和平》,从康德对“公共契约”中“秘密条款”的反讽论述中揭示出康德的真正意图是为人民提供权利、并实现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重要变革。在康德之前,西方哲学传统和政治传统一直继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路线。按照柏拉图,哲学和政治应当合而为一,最高的理想是“国王从事哲学、或哲学家变成国王”;按照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政治具有一种类比结构,“从事统治就像从事哲学”。在康德那里,哲学和政治相分离,哲学批判和政治实践隶属于两个完全独立的行动领域,“从事统治和从事哲学是互补的社会活动”;因而康德为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确立起一个新的范式模型。这个范式模型意味着：哲学退出政治。格哈特把康德对哲学和政治的分离归因于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之间的差异。过去的哲学家往往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同一化,从理论知识来推导实践洞见;康德看到,理论知识是先天的,实践知识则与境遇性和经验性的事务状态相关,因而不能从理论知识来推导实践知识。     

康德道德哲学的“目的”之维

康德伦理学被视为义务论的典范,因而许多研究主要围绕其"义务"(Pflicht)概念展开,探讨自律的意义和道德法则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康德著作中不乏关于"目的"(Zweck)的论述,甚至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建构了一个体系完备的目的体系,这对于深入理解义务和幸福、自律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而言尤为关键。本文尝试对康德关于目的概念的定义和目的论体系的建构做出考察,进而分析康德道德哲学的目的之维,从而分析目的何以沟通自然与自由的问题,并阐释将作为道德存在的人视为创造的终极目的的价值和意义。     

政治与道德的分与合——论康德政治哲学中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康德的政治著作中,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有分界、冲突、一致等不同表现形式——政治与道德严格分界,如果发生冲突则提交道德来裁决,政治在根本上以道德为基础。其不同形式具有内在关联,它既体现了外在自由和内在自由的关系,也是康德理性主义哲学的必然要求,政治是理性的产物,道德也产生于理性。全面分析康德政治与道德关系的思想,对于理解现代政治很有启示。     

论康德政治学说的道义论特征

道义论不仅可以用来说明康德的伦理学,还可以用来说明康德的政治学说。康德站在权利原则立场上批判政治的幸福原则,主张政治必须符合权利正当性原则,主张政治行为要以人为目的并实现人的尊严,这些观点都具有典型的道义论特征。康德的政治道义论作为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的演绎,在理论上具有合法地位,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康德的政治道义论既站在权利立场批判了发展的限度,又赋予权利以道德特征,更提出了政治的道德目标,这使得他的政治学说既具有重要现实针对性,也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价值标杆。     

论康德哲学中道德与法权的关系

道德与法权的关系问题是实践哲学领域的一个核心课题,康德对于这个问题作过积极思考和重要贡献。本文主张,在康德哲学中,必须从"自由"这个最高原则来理解道德与法权的关系问题;道德是法权的根据和目的,而法权是道德的必要条件,但法权归根到底是一个道德问题和自由问题。而在法权作为道德的必要条件的论证方面,本文认为历史主义的论证方式要比自由主义的论证方式更为可靠。     

康德哲学中政治对道德的促进

康德坚信正义的制度设计能够促进民众的道德进步,但从他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的论述中又很难看出政治促进道德的具体机制,这就使康德面临盖尔斯顿所作出的"未能澄清道德进步的来源"的指责.结合康德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相关论述可以重构出政治促进道德的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消解人们对自我价值的焦虑,消减人性中的趋恶倾向;第二,通过对公共性条件的满足,强化人们的道德动机;第三,通过在制度设计中嵌入自由而平等的人的观念,促使人们把他人当作道德平等者来对待.     

康德对感性论的变革——一种存在论阐释的尝试

通过为知识奠基,为自由辩护,康德不仅成就了其伟大的思想,也对历史与现实产生了同样伟大的影响。他为知识奠基的工作既为科学确立了基础,也揭示了科学的内在有限性,迄今警醒着人类既要尊重科学,又要避免陷入科学至上的盲目与狂妄。而他为自由的辩护,不仅为一切公正法则奠定了基础,而且确立了每个人类个体不可让渡的基本权利,从而一直召唤并仍将召唤人类个体对配享幸福的权利与尊严的觉悟与追求。今年适逢康德逝世200周年,本刊先后发表了《康德历史哲学:“第四批判” 和自由感》(邓晓芒)、《道德敬畏与价值判断》(谢地坤)、《康德的“图式”概念及其在当代英美哲学中的演变》(江怡)以及《康德对感性论的变革》(黄裕生)等文,以纪念这位仍照亮人类心灵的伟大哲人。     

康德的法律哲学与国际和平

面对排除或无视权利、义务和自由的概念以及把道德哲学变成非道德学说的当代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倾向,这篇概要将探讨给这些概念以系统论述的康德哲学。不离开哲学理论的领域,而只是粗略地作为一个实例把理论应用于联合国宪章,如下的论述旨在阐明法律的政治实践的原理。在实践方面什么是权利的问题,如果不是指经验上的问题(那样就会杜绝一般的回     

有限理性存在者的公民伦理——兼论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的公民伦理思想

本文力图把康德的公民伦理思想置于其历史理性的理论框架之中来思考其限度及趋向。在康德历史理性的言说中,公民在康德那里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它是自我作为有限存在者“并非无拘”。康德对于用“有限理性存在者”来对其公民伦理思想进行限定,一方面基于康德公民伦理思想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实践理性理论,另一方面出于他对卢梭的法权哲学原则的呼应。从价值趋向、交往结构、制度规范、内在德性、权利属性、外在环境等方面对康德的公民伦理思想展开分析,可以察知康德公民伦理思想的趋向也体现为世界公民状态。     

德国古典历史哲学述要(下)

四席勒历史哲学的主要著作是《什么是普遍史,人们研究它的目的何在》(1789年)。对前一问题,席勒答曰:普遍史就是人类的进步史,是理性与自由的原则的成长和发展史。对后一问题,席勒答曰:这种研究的目的在于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指引人们去追寻最高的价值,从而在思想上超越他们的此在的生与死的狭隘界限。由此可见,席勒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康德关于历史哲学的总体设想。但是,他所真正关心的,不是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意义上的历史事实问题,而是历史的教育功能和道德功能问题。     

政治哲学的连续性:世俗化政治哲学中的战争与和平

我在本文开初考察托马斯·霍布斯的思想中关于国内战争和国家间战争的不对称的论述,就是说,在离开自然状态———那是一种个人间普遍通行的状况———和自然状态中的持久性(它形成一种存在于国家间的状况)之间的不对称。其次,我要论述康德通过双重引入进步和“世界政治的”和平的观念,超越这种不对称而取得思想进展。近些年来哈贝马斯对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的关注(哈贝马斯,1996 ) ,新近在科索沃与车臣发生的事件及其对形成一个国际刑事法庭去审判反人类罪的涵义,都激发了关于国内和平和超国界的权利问题的研讨。在霍布斯著述中关于战争的不…     

什么是道德的最好理由——从康德的观点看

康德为人的最高价值与尊严提出许多不同的理由:自律带来原则的自我一贯性;自律体现无条件的、最高的善;人格性具有绝对的崇高性;设立道德法则的立法者拥有普遍有效的权威性;自由构成了行为负责能力和诸内在价值的根源,等等。笔者认为,基于崇高性和基于内在价值来源的论证是康德哲学基础性的深层论证,而"自由构成内在价值的来源"是康德为道德提出的最好理由,对当代哲学思考仍然有独特的意义。     

对形而上学的实践哲学反思

形而上学能否被终结是长期存在于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欧洲传统形而上学是一种实体论的思维本体论,康德颠覆了这种传统的形而上学,但并没有颠覆形而上学本身。他通过纯粹理性批判为人的自由本质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同时又在他的实践哲学中为形而上学找到了栖身之处,即以人的自由本质为依据,确认普遍的道德法则和权利法则只能来自人的纯粹理性,而不是来自经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以人的感性活动为本体论原则完成了对以往旧哲学的总体超越,从人的生命活动(劳动)出发确认人的自由本质,并将"改变世界"确立为实践哲学的主题。人类改变世界的活动必然要面对实践的普遍法则和价值理念。这些普遍法则和价值理念不可能直接出自于对经验世界的归纳和概括,而必然是以人的自由本质为前提性依据,通过人们的理性思维推导出与人的自由本质根本一致的普遍法则和价值理念。而依靠我们的理性能力来探讨实践的普遍法则和价值理念,正是形而上学在实践哲学中的运用。     

人性的绝对价值能否成为道德动机——对自然化康德伦理学解释的批判

在康德学界中一直存在着对其伦理学的动机空洞性指控,认为康德无法说明人类之所以要将自己置于纯粹先天道德法则的约束之下的自然动机.作为对这种指控的回应,一些英美康德学者试图将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提到的人性作为理性本性的绝对价值自然化,以提供一种我们将自己视为理性存在者从而自律地遵守道德法则的自然动机.但这种自然化的解释不仅违背了康德原文的论证结构,同时也否定了先验哲学的某些根本立场.义务性和道德法则的可能性并不是通过引入自然动机的方式,而是在先验哲学整体性视角之下通过对人类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一种批判和演绎被确证的.     

如何以理性和自由为起点论道德——以康德伦理思想的论理方式为例

摆脱世俗强权和宗教神权的禁锢,以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人的“理性和自由”为起点论道德,无疑是进步的。康德沿袭近代理性主义传统,满怀启蒙世人的情怀,从人人平等地拥有理性和自由出发,以普遍法则如何可能为主线,系统论说道德的形而上意蕴,并引导大家回归现实,提出“以人为目的,尊重人”的道德建议。其论理方式虽纷繁复杂但很是严谨,我们可以从康德的历史任务谈起,沿着康德为何以“理性与自由”做起点以及如何以“理性与自由”做起点的进路,探析“理性与自由”作为康德伦理思想论理方式的起点和内在逻辑。     

自然与自由的统一——庄子与康德的比较研究

当代人迫切需要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庄子与康德对此问题的看法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中都具有典型性。康德希望通过美学统一人的认知与意志,通过道德目的论以及人的实践活动来统一自然与自由。庄子主张人应该尊重自然,并认为可以美的生存方式体验自然与自由的统一。康德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人工营造的道德世界,庄子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人与自然亲密无间的生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