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仁政理想的基本面向——以《孟子·梁惠王上下》为中心的探讨

《孟子·梁惠王上下》较为集中地呈现了先秦儒家关于仁政的典型看法,可视为儒家仁政思想的基本纲领。孟子以君主明辨义利为仁政之前提,以民本为仁政之核心,以恻隐之心为仁政之人性基础,以与民同乐为仁政之价值导向,以王天下为仁政之终极目标。这五点构成了儒家仁政理想的五个基本面向。而儒家所谓的仁政,大体就是指在宗法君主制中以德性论为基础设计的理想政治模式。     

论徐复观对儒家民主思想的发明

徐复观对儒家的德治展开了一种创造性的解释——德治即"无为之治"。为政者要消解自己的好恶和才智,限制自己的政治权力,使自身处于一种无为的状态,即非主体性的状态;而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即"以百姓之心为心",突出天下人民在政治中的主体性,即以天下治天下。德治即"无为之治"含蕴着深刻的民主思想。徐先生的解释把儒家的德治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认为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民主精神,但没有建立民主的制度和法治;而现代的民主政治,只有建立在儒家之仁义道德的基础上才能根基牢固。     

先秦儒家社会秩序建构中的仁道价值及其哲学依据

从社会秩序建构的视角来看,先秦儒家的仁道价值既是治国过程中的惠民爱民理念和政策,又是天下一统途径选择中的惠民爱民理念和政策。先秦儒家认为天是仁道价值的终极依据,主要解决社会秩序建构的合法性问题,人性是社会秩序建构的现实依据,主要解决社会秩序的合理性问题。两种依据在秩序建构主体的价值创造活动中逐渐融合。     

论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

王道是先秦儒家所努力追寻的一种理想政治状态。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往往效法古代先王,尧舜禹文武周公的美德传说、事迹记载以及礼乐制度成为他们提倡王道的思想素材。虽然儒家预设先王之道为王道存在的历史依据,却进行了创造性的内容充实,仁政学说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思路,贯穿于儒家仁政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利民为民、关注民生,展现出一种利民价值取向和为民情怀。与此同时,先秦儒家通过批驳"霸道"进一步彰显了"王道"之道义内涵。在当今社会,思考王道理想的问题与出路依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通三统”与秩序的政教之旨

通三统是公羊学中重要理论,具有多重理论意义。通三统要求存二王后,要求以天下万民为本,不私一姓,是对特定政权之合法性的限制。三统之说源于三正,这是其天道依据;其实质则为忠、敬、文三教,蕴涵着德教文质互变的规律。"通"三统的真正思想力量不在于要把三种不同的"统"并包进来,而在于以一贯之道去"通"这三统。仁政施于上,德教行于下,是三统所要通的一贯之道。此道百代所同,是一切政制之宪,是最为根本的政治合法性,也因此而构成儒家政治最深刻的宪章。     

试论朱熹对儒家公私观的发展——基于临政处事之道的分析

亲亲之恩既具公共普遍意义,又有个人特殊性,其公私双重意涵使得儒家公私观复杂且吊诡,也造成了实践中的难题。这在为政者的政治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朱熹之前的儒家或倡导政治实践应断绝一己亲恩,或认为为政者可通过权衡成全一己亲恩,不仅未解决这一难题,反而导致了因公灭私和以私害公两种后果。朱熹提出"本于天理,验于人心"的临政处事原则,在为政者与公众、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中实现了为政者一己亲恩与政治公平性的动态平衡,完善了儒家普遍之公寓于并成于具体之私的思考理路,相较于西方"二元对立""公私二分"的思维模式,对于应对当今制度世界与生活世界相隔绝的问题颇有启发。     

稷下儒家流派的政治理论

在以往《管子》的研究中,言稷下黄老学派者有之,论齐法家者亦有之,唯不见稷下儒家。本文试从政治思想方面对《管子》中稷下儒家流派作一番探讨。一、行德政——“顺民心”的思想路线行“德政”、“顺民心”是儒家的基本思想路线。孔子讲“德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孟轲讲“仁政”:“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德政”、“仁政”     

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的儒家再思考——兼评范瑞平《"以人为本"不是"以政为本"》一文

在对范瑞平文章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以下三个观点:富民教民是儒家的理想.保民济民也是儒家仁政的现实诉求,基于文化、历史与现实国情我国宜选择政府主导型医疗保障模式;现有制度框架并不妨碍家庭在医疗决策中的作用;"过犹不及"是儒家的中庸之道,由此,基本医疗的界限和范围,"保大"或"保小"的价值取向都是需要动态调整的.     

儒家哲学视阈中公共性问题语境分析

公共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儒家哲学对社会交往、公共活动、公共利益、公私矛盾与统一等公共性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儒家公共性兼具超越性与现实性两个向度。"道"是儒家公共性超越向度的表达,是人间秩序建构的价值标准,是现实社会的合法性基础;"礼"与"仁"是儒家公共性现实向度的表达,"礼"为现实社会构筑制度基础,"仁"为现实生活提供精神支柱。儒家哲学正是围绕"道"、"礼"、"仁"的实现而展开其公共性内涵。在这一展开过程中,儒家的社会理想与人生意义得以实现。     

论儒家王道理想的道德基础及其现代困境

基于政治正当性根源于民的政道观，儒家要求为政者以仁心行仁政。而道德层面的“仁(心)”并不以现实层面的政治分界为限，在必要的时候，亦将寻求超越甚至摧毁现实政治的界限，以改善暴政之下的民众的人道境遇，是为王道政治的道德基础。这显然是一种理想化的价值优先的政治观念。然而，此种政治格局并非常态。一旦进入华夷之辨的语境，价值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张力就将无可避免地凸显出来。在民族国家意识普遍觉醒的现代世界，二者之间的缠绕、撕扯势必更加复杂。有鉴于此，在现代语境之下，传统儒家王道理想可能需要某种更温和的理论表达。     

儒家政治秩序的基本设计体系

儒家思想是一种以探寻理想政治秩序为旨归的价值体系。围绕政治主体(实体)、社会规范、政治秩序力这三个政治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机理,儒家构建了其政治秩序的基本样式。其基本设计体系是:以己—家—君(国)为政治秩序实体、三纲五常为政治秩序规范、仁政和家长式权威为秩序力。以此为框架,儒家设计和建构了一个家国同构、等级分明的锥形序化结构:它以仁为圆心、以礼为半径,以纲常为圆周,以仁政和家长式权威为中轴,君、臣、民、家等政治主体都囿于这个锥体之内,而君位于最顶端。     

儒家的人格结构及心理学扩展

人生儒学的核心是"成人"。"成人"的构成的因素和结构如何?这是理解儒家学理、中国人精神面貌的重要方面。文章从儒家典籍入手,归纳出其人格结构因素为"仁"、"礼"、"知"三因素。"仁"、"礼"、"知"体现出"德"属性,互动决定了儒家人格结构的"仁道"终极目标和"知命"社会功能——"命"可行时,外在事功,实现"外王";"命"不可行时,内在超越,完善心灵。"仁"、"礼"、"知"的充分发展并"知命",即为圣人、君子;不完全发展,即为民;缺乏则为小人。文章进而尝试从儒家的人格结构拓展出现代心理学意义的人格结构理论。     

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仁”的构建

本文认为"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是儒家以人为本的集中体现。自爱是仁爱展开的基本环节,仁者自爱,中和长寿。仁始于爱亲人,亲情之爱体现为孝悌之道,是为仁之本。忠恕之道,推己及人,是践行"仁"的基本途径。泛爱众人,亲近仁德的人,博爱无私。行仁政,爱民力,是王道政治的基本理念。爱物惜命,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民胞物与。敬事鬼神,使民德归厚,体现人道精神。当今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也应该把"仁"放在其核心地位,立仁之大本,实现天下归仁的大同理想。     

早期儒家和古代犹太教慈善思想之比较

早期儒家和古代犹太教都具有丰富而悠久的慈善思想,两种文明的慈善思想都"劝人向善"并"助人施善",主张周济穷苦、关爱贫弱。早期儒家慈善思想以"仁"为核心,以"恻隐之心"为驱动;古代犹太教的慈善思想则以"公义"为核心,以对上帝的信仰为动力,靠宗教诫命来维系。二者之间的差异标识出两种文明的特殊性:儒家是一种世俗伦理体系,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慈善是君子风范的理想追求;而犹太教作为典型的"一神信仰",强调的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慈善是信仰对人类生活的约束。     

法先王:儒家王道政治合法性伦理

"先王"是儒家塑造的王道政治伦理典范。儒家提供的统治合法性政治伦理包含在"法先王"的命题之中。这个命题有两大尴尬和弊端:一是"圣王"理想蜕化为"王圣"现实;二是"圣王"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政、执法者。不过,儒家的王道政治伦理为救济这些弊端准备了资源,在现代宪政条件下仍然有着革新的内在空间。     

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的儒家再思考——兼评范瑞平《“以人为本”不是“以政为本”》一文

在对范瑞平文章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以下三个观点：富民教民是儒家的理想,保民济民也是儒家仁政的现实诉求,基于文化、历史与现实国情我国宜选择政府主导型医疗保障模式;现有制度框架并不妨碍家庭在医疗决策中的作用;“过犹不及”是儒家的中庸之道,由此,基本医疗的界限和范围,“保大”或“保小”的价值取向都是需要动态调整的。     

先秦儒家的"人禽之辨"

"人禽之辨"是先秦儒家为传统礼乐文明存续作合法性辩护时提出的重要命题,它集中体现了儒家在"人的价值发现"问题上的思想成果。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揭示了人类理性即"辨"是人禽之别的内在根据;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发现了人类具有超出动物"类性之仁"局限性的独特价值,确立了一种由"辨"而"合"的人禽关系模式。     

先秦秦汉儒家革命思想变迁

从先秦至秦汉,儒家革命思想经历了从"圣王革命"到"布衣革命"的转变,这种转变的产生,与汉代形成的"大一统"背景紧密相关,亦有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可循。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一方面承继先秦儒家孟、荀对"汤武革命"的肯定态度;另一方面也创造性地发展了"应天受命"观念,实现了从强调"顺天应人"到强调"受命而王"的转换。这种转换同时也从理论上完成了"布衣革命"的论证,即革命的发动者不再一定是具有"大德"的圣王和贵族,而是通过后续的"神化"将开国皇帝进行重新包装与塑造,以证明上天的"受命"。而有汉一代,儒家的革命思想亦经历了从"受命之符"到"符命革命"再到"图谶革命"的嬗变发展。     

仁者自爱:儒家传统的道德生命观及其哲学基础

"仁"是儒家最基本、最核心的道德观念。在"仁者爱人"的层面,儒家仁道的基本精神在于要求行动者为他人而抑制自我、奉献自我。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对"为他"向度的单纯强调之上,则儒家的仁道就可能沦为一种对行动者自身缺乏积极价值关怀的片面的自我否定。因而,在"为他"的深处还要体认到"为己",而这一语境之下的"为己"是在"成己"的意义上而言的,其实质内容在于行动者道德生命在深刻意义上的自我实现,这就是儒家"仁者自爱"观念的基本内涵。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只有在仁者自爱的基础之上,仁者爱人方始成之为一种真正出于行动者自律的道德实践。由自律而行为,"爱人"也就具有了"为己"的性质,而不再是单向度的"为人",从而扬弃了道德规范的外在性与异己性,而这也正是孔子所倡导的"仁者安仁"的逻辑基础。     

仁学实践论浅说——儒家仁学思想的历史发生、推扩开展及其实践论反思

自孔子开宗创派、以仁立教以来,有关仁爱、仁道的话语就始终贯穿于儒家的整个理论论说与思想演生的历史脉络中,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儒之为教的实质意义正在于它在历史上建构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话语、理念与实践。就仁道理念的实践次序而言,历史上的儒家大都强调自家庭之孝亲开始,逐渐由近及远地不断扩充践行仁道的范围,推己及人乃至于最终达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高远境界。在今天,我们必须从仁学实践论的进路推进和深化儒家仁学思想的新开展,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其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