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关系及影响机制

内外化问题是青少年最常见的心理行为问题,共情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具有重要联系,但以往研究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时候不注重共情不同成分的区分;即使区分了共情的不同成分,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作为共情的不同成分和内外化问题的关系仍旧存在一定争议,且共情对内外化问题影响的机制鲜有探讨。本文首先综述了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关系,并借助共情的发生过程（自我-他人模型）理论、发展过程（风险性发展模型）理论和相关神经生理因素,为理解共情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影响机制提供了解释。未来研究可明确共情的定义,发展更生态化的测评方式,并进一步探索影响因素及机制,结合和关注个体特点、特殊群体及文化背景,以便为揭示共情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构建更系统的理论。     

特质积极共情：一种高利他性的人格品质

特质积极共情是对他人积极情绪信息感受和分享的能力。目前对特质积极共情的研究刚刚起步,在相关概念内涵上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检验。特质积极共情可以有效促进亲社会行为倾向和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是一种高利他性的人格品质。未来研究中,需要在明确并丰富特质积极共情的内涵界定基础上,开发更为有效的测量工具,探讨其促进社会功能背后的作用机制,并开展提升积极共情能力的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     

共情鸿沟的研究综述

共情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同时也是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共情能促使个体产生亲社会行为并维持和谐的社会秩序(Hoffinan,2001),因此对他人准确地共情就显得十分重要。共情鸿沟作为影响共情准确性和情感预测准确性的重要因素,对共情鸿沟影响因素与机制的研究正逐渐成为热点。如何消除共情鸿沟,使个体在评估他人感受时更加准确,从而引发更多的共情与亲社会行为,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依次介绍了共情鸿沟的内涵、共情鸿沟的种类、共情鸿沟的研究方法、共情鸿沟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制,最后提出了未来研究展望,希望能为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借鉴指导。     

共情可控?以自上而下视角考察共情的可调节性

以往研究表明共情的特点包括自动化与情境依赖性。但是, 有关共情的理论模型与潜在神经机制仍存有争议。为更好地适应现实需求, 研究重点从共情的结构和功能角度逐渐向塑造和调节共情发展。近年来, 有研究者提出自上而下的心理过程与共情调节有关, 特别是共情的目标表征形式, 以及目标的价值权衡。因此, 考虑到共情的目标导向性对于共情的内部构建与外部表现形式的影响, 建议未来研究考虑从自上而下视角考察共情的可调节性。     

共情的神经机制

共情是社会认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维系积极社会关系的社会动机因素。近年来,脑成像技术的发展为共情的神经机制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共情的神经机制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共情神经机制的研究主要包括共情的"表征共享"基础、共情的镜像神经元特征、共情调节的早期、晚期评价模型、共情的调节因素以及特殊个体的共情研究。在此基础上指出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研究的方向。     

群体共情对群际关系的影响：基于社会冲突解决的视角

摘要：群体共情是指群体成员内化和间接体验另一群体成员的认知和情绪情感的过程。群体共情与个体共情不同,表现在身份感、共情偏好和文化影响的差异等方面。群体共情对群际关系具有促进作用,有助于减少群际冲突,促进群际亲社会行为。共情动机和文化框架转换是分析群体共情对群际关系促进机制的两个视角。未来研究可以探索群体共情与个体共情神经机制的差异,建立群体共情对群际关系影响的综合模型,探索群体共情在群际关系改善中的作用机制。     

神经科学视角下的共情研究热点

共情是指个体对他人情绪和想法的感受及理解。近年来关于共情神经机制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多集中在情感共情、认知共情、生理性疼痛共情等方面,而对社会痛共情、积极共情和不对称共情反应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由于研究范式及个体差异等原因,研究结果之间也充满着争议。未来研究可以设计更具生态效度的共情研究范式、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共情的神经机制研究、从神经机制角度探讨不同共情能力个体的特点及共情反应的调节因素。     

认知神经研究中的积极共情

积极共情指个体对他人积极情绪状态的理解和间接分享过程。虽然它与消极共情在产生过程中都依赖于镜像神经系统和心理理论系统的活动, 但是两者在产生难度上不同。对于积极共情情感如何在大脑中表征的, 不同的研究者观点各异：一些认为与消极共情一致, 都集中在脑岛及其相关脑区; 而另一些则认为是大脑的愉悦系统。关于积极共情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共情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方面。今后需要进一步了解积极共情在产生机制和情感表征上的特点, 拓展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并展开对特质积极共情神经基础的探讨。     

情境对共情的影响

共情指的是个体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共享并理解他人的情绪状态的倾向, 包括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两种成分。现实生活中的共情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具体情境中, 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其中, 情境的公开性或私密性、意义性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共情的产生或共情反应的强烈程度。共情对象在特定情境中与共情主体之间的群际关系、人际关系等也是重要的情境因素, 共情主体对于和自己属于同一群体或拥有较亲密人际关系的他人更容易产生共情。情境对共情的影响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实现。有关情境对共情的影响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仍然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未来的研究需要在情境因素的内涵上进行深入挖掘, 从认知加工的角度对情境影响共情的机制做更为细致、微观地解析, 还可以从共情主体的视角明确个体差异如何调节了情境对共情的影响作用。     

动觉共情干预在舞蹈动作治疗中的应用

共情是心理咨询和治疗中常见的干预方式。舞动治疗中的共情主要以动作呈现,称为动觉共情。动觉共情的干预方法在舞动治疗的临床实务中运用较为广泛,但是在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比较缺乏。动觉共情的主要干预方法包括镜像(mirroring)、见证(witnessing)和无领导者舞蹈(leaderless dance)等。国外研究者认为,动觉共情的干预有利于增强个体的共情能力,并从多个角度解释了动觉共情产生效果的原因。其中,研究者们对镜像技术的关注最多,主要从镜像神经元的角度去阐述镜像干预技术得以产生疗效的原因。从动觉共情整体研究现状来看仍然存在一些局限,包括目前还没有统一明确的定义、能够有效直接测量动觉共情的工具仍有待开发,以及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等。     

计算模型视角下信任形成的心理和神经机制——基于信任博弈中投资者的角度

人际信任渗透在社会交互的各个方面, 是促进和维持合作的重要基石。以往研究者借助信任博弈范式, 主要探讨了人际信任的理论模型、生物基础和影响因素等方面。近年来, 研究者开始将计算模型应用于信任博弈的数据分析中, 深入挖掘人际信任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 将计算模型与神经影像技术结合, 加深对信任行为背后脑机制的理解。目前将计算模型应用于信任博弈范式中的研究主要针对“信任是如何形成的”这一科学问题, 未来要进一步发展计算模型方法, 结合非侵入性脑刺激技术, 应用于精神疾病人群中, 以深入理解正常和异常信任形成的心理和神经机制。     

社会互动视角下的人际情绪调节：概念、测量和理论取向

人际情绪调节指的是个体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对自己或他人情绪进行调节的社会加工过程，对人际互动和社会关系的维持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人际情绪调节社会互动的视角，首先探讨了人际情绪调节的概念；其次简要介绍了人际情绪调节的测量方法及其优缺点，包括主观评价法，实验室法和动态评估法等；最后分别从沟通理论和过程理论两方面梳理了人际情绪调节的研究，并针对这两方面的理论取向，提出相应的未来研究方向。     

An Integrativ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al Model of Supervision for Professional School Counselors‐in‐Training

Professional school counselors (PSCs) at higher levels of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negotiate complex situations and perform counselor‐related tasks with empathy, flexibility, tolerance for ambiguity, boundary setting, 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awareness, and self‐care more effectively than do individuals at lower levels of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n integrative clinical supervision model designed to promote the psychological growth (ego maturity) of PSCs‐in‐training; presents practical components of the model; and discusses implications for PSC educators, supervisors, and researchers.     

人际同步性现象：探索心理咨询过程中同盟关系的新视角

人际同步性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的言语特点、行为表现、生理指标以及神经生理活动在时间上出现重合的现象, 得益于近10年内技术上的突破, 研究者开始对心理咨询领域的人际同步现象进行初步的探索, 试图从该视角揭示心理咨询过程中咨访双方的互动模式和同盟建立的内在机制。近期研究主要关注非言语同步、生理同步、人际脑同步与同盟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并针对它们各自对同盟的作用机制发展出了相应的理论。未来的研究者可以更多地关注同盟动态变化过程中的人际同步性, 发展整合理论来回应同盟建立的内在机制, 并在临床应用上促进具有人际同步性的心理咨询互动过程。     

共情倾向与受害者可识别性对大学生捐款意愿的影响:共情反应的中介作用

以83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共情倾向和受害者可识别性对大学生捐款意愿的交互效应及内在机制。结果表明:(1)对低共情倾向的大学生,受害者可识别性对其捐款行为不存在显著影响,对高共情倾向的大学生,受害者可识别条件下的捐款意愿显著高于不可识别条件;(2)受害者可识别性通过增加高共情倾向大学生的同情反应,进而增强其捐款意愿。     

第三方惩罚的演化与认知机制

第三方惩罚一般是指当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与自身利益无关时,个体牺牲自我利益来惩罚违规者的行为。最近的研究发现,对于个体而言,第三方惩罚是一种具有适应性的信号,包括建立良好的声誉以及威慑违规者。不同情境下第三方惩罚的功能有所差异,它是一种特殊的利他行为。第三方惩罚依赖于多个系统,涉及情绪反应、共情等社会认知能力以及认知控制等中央执行能力。探讨该行为的演化和认知机制也能贡献于个体、群体和人际层面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     

Towards a Consensus About the Role of Empathy in Interpersonal Understanding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great deal of controvers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both about how to conceptualize empathy and about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empathy and interpersonal understanding. Ideally, we would first establish a consensus about how to conceptualize empathy, and then analyze the potential contribution of empathy to interpersonal understanding. However, it is not at all clear that such a consensus will soon be forthcoming, given that different people have fundamentally conflicting intuitions about the concept of empathy. Thus, instead of trying to resolve this controversy, I will try to show that a fair amount of consensus is within reach about how empathy can be a source of interpersonal understanding even in the absence of a consensus about how to conceptualize empathy. As we shall see, the main controversy concerns a few phenomena that some researchers view as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empathy, but which others view either as merely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r as consequences of empathy. My strategy will be to try to show how empathy can generate interpersonal understanding by virtue of these phenomena—regardless of whether one chooses to conceptualize them as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empathy.     

信任还是设防？互动博弈中社会善念对合作行为的促进效应

社会善念是个体在人际互动中充满善意地关注、尊重并保护他人选择的需要和权利的行为,通过实施社会善念有助于提升他人的合作行为。为检验这一假设,本实验设置了“施—受”双方的互动博弈情境,采用“物品选择游戏”操纵实施者的社会善念水平,分别利用信任博弈和公共物品游戏测查接受者在互动过程中的信任水平和合作行为。结果发现：相比于低社会善念组,被试在高社会善念组中表现出更高的信任水平和合作行为。进一步路径分析也发现,信任在感知社会善念与合作行为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可见,社会善念行为的实施为互动双方建立信任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降低了人们时时“设防”的监控动机,使合作带来的利益双赢成为可能。     

The Many Faces of Empathy in Experiential,Person-Centered,Collaborative Assessment

Paul Lerner was an amazing clinician and teacher, and he wrote that empathy was the “heart” of his particular approach to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In this article, I discuss 3 meanings of empathy: (a) as an information-gathering tool, (b) as an interpersonal process, and (c) as a healing element in human interactions. I then demonstrate how each of these meanings of empathy is exemplified in Lerner's written work and in collaborative and therapeutic assess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