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体用论的渊源、特色与定位

体用论在邵雍哲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邵雍思想的特色所在。邵雍的体用论与哲学史上常见的内与外、基础与表现意义上的体用论颇有不同,代表了另外一种较为陌生的思想传统。此种体用论的直接来源是邵雍之父邵古的声音之学,体用概念是邵雍对声音之学特有的全用概念所作的哲学抽象。其更为久远的渊源则是发端于汉末曹魏之际的“形质论”的体用论传统。此种传统重在分析物理,与在佛教影响下形成的重在分析性理、空理与天理的“本体论”的体用论传统恰相对立。邵雍“观物”的哲学宗旨,与其“形质论”的取向内在相关。     

论邵雍先天易学哲学的体用观念

邵雍在其先天易学哲学中广泛运用了"体用"观念。在邵雍这里,"体用"既可以在性质范畴下对应事物的阴阳属性,也可以在关系范畴下描述事物互为体用的关系。由"体用"引申出的"体性"概念展现出了阴阳世界的复杂多样,以及易学阴阳模式的强大解释力。而"体用"与先天学之数算结合产生的"体四用三,存一不用"思想,作为先天学世界图景的基本架构,蕴含着邵雍对于生生不息之自然运化背后的必然性根据的深刻思考。     

南北朝佛教“体用”观念的树立

中国哲学“体用”观念的树立，起始于六世纪初的南朝佛教撰述。梁武帝、沈绩与宝亮等佛教思想家在形神论语境中缔造了这一哲学范畴。而在北朝佛教地论学派的撰述中，体用观念整体上带有明显的修道论色彩。梁武帝与沈绩以“体”为中心，以“用”为附庸，体用之间无所谓平等。但是，在地论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法上所撰《十地论义疏》中，体用与本末一样，指向不同的修道位次，体用平等关系由此浮现。法上更在缘起论语境中开出体用说的存在论意义。南北朝佛教体用观念的树立，为体用成为中国哲学的关键性范畴奠定了坚实基础。     

体用论与传统儒家形而上学

中国早期哲学思维方式属于本源论模式,具有形象化特征,欠缺思辨性。佛教将万物视为相、用,以为其体或为心、或为空等,表现出哲学思辨模式。宋明儒家吸收了这种抽象化思辨模式,其代表之一为朱熹。朱熹以体用论为思维方式,将万物之理视为体,万物之流行与发用视为用,比如道之体为性,道之用为情。体用方式成为朱熹观察世界、理解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基本模式。早期的朱熹体用论依然具有本末论色彩,其表现为"中和旧说"。后来的体用论有效地克服了本末论(本源论)的局限性,进入了思辨性阶段,其表现为"中和新说"。朱熹体用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提升为思辨哲学,并成为一种追问终极性存在的本体论。     

实践哲学视域中的王船山体用论

"体"和"用"是中国哲学史中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王船山对贵体贱用的体用论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相与为体"的观念,强调了体用之间所具有的交互性。从实践哲学的视角来看,体用之间并不是形而上下的主从关系,而是主、客在经验的语境中形成的交互性的关系。体不能脱离用而成为孤立的存在,正如理论无法超出生活实践找到立足点一样。笔者认为,船山的体用论蕴含着理论理性从属于实践理性的思想,这种思想也是中国哲学真精神的体现。     

张载心学论纲

张载作为北宋理学的共同创建者、关学宗师,建构了一套涵盖天论、道论、性论、心论等多方面内容的哲学体系,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心学(1)思想。应当指出,张载的心学有其独特性,与后来陆象山、王阳明以"心"为本体的心学有所不同。时下张载心学研究论域存在以下不足:对"心-物"关系这一张载心学的基本问题缺乏自觉,对张载"心-物"关系形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其"心-物"关系的理论基础也有所忽略。有鉴于此,有必要以张载的三个心性论命题作为观照的视域,以张载心学的基本问题作为探究的主线,从三个方面为张载心学建构纲要并加以阐释:一、心性论的三个命题;二、"心-物"关系的形态划分;三、"心-物"关系的理论基础。最后,还将对张载心学的哲学特性、历史影响和现代意义略作总结。     

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观念

朱子在《太极解义》中分别以太极之“用所以行”“体所以立”释“阳动”“阴静”,使得“体用”观念构成了朱子《太极图》宇宙观建构的重要线索。“体用”与“阴阳”的关联可追溯至以形质为“体”、功用为“用”的“形质论”传统，而朱子进一步借助张咏“公事有阴阳”之论，将与“阴”“阳”相应的“体”“用”之意涵普遍性把握为“已定”之确定性与“未定”之可能性。通过这一普遍内涵，朱子在《太极图》诠释中统合了“阴阳体用”与“理气体用”两种范畴下的“体用”观念，由此将“阳动”“阴静”分别阐释为太极作为形上“所当然”之理内在禀具的确定性之“体”(“必然”)与可能性之“用”(“能然”)两方面要素在形下气化层面相继不已的实现环节，推进了古代哲学关于阴阳统一性问题的思考。     

体用互余:论方以智易学哲学的“四分用三”说

方以智易学哲学中的"四分用三"说是对邵雍先天易学"体四用三"说的继承和发展。他区分了"有体之体"和"无体之体"、"有用之用"和"无用之用",并基于体用的两层内涵提出"体用互余",强调体用相对待之中有统贯体用的无对待之至体。同时,体用交轮体现为"一其体用",这是方以智对《系辞传》"易无体"而"以前民用"的诠释。方氏的体用思想与其"先天即在后天中"的易学主张是一致的,其目的在于纠正阳明后学以先天之本体而废后天之工夫的流弊,强调后天之时用。     

罗钦顺哲学理气论与心性论关系再探讨

罗钦顺心性论对于心有两个向度的强调：一方面，虚灵、知觉、神识描述了一种作为认识功能的心；另一方面，心性体用这个思路描述了一种作为性体之现象的心。心如上两个层次的意义必然引发出两种不同的心性关系。其中，心性体用的关系和理气论中的理气一物较为融贯，而心性能所的关系则与此不太融贯。罗钦顺肯定没有像批评他的刘宗周、黄宗羲那样直接主张心与气的平行对应关系。不过，以朱子学作为衡量标准，罗钦顺的理气论与心性论之间没有明显的不统一。只能说罗钦顺哲学在心性论内部因为对心的定义有多层，心性关系并非形式上只有一层，这里会产生形式上的不一致。     

道论诠释学的基本构成与理论特征——以林安梧先生诠释学的存在论为中心

作为当代儒学理论建构系统的典范之一,道论诠释学以"道"为核心,在创造性地综合儒道佛的基础上以"存在三态论"重构了中国哲学的古典存在论,阐明了与这样一种"道"之存在论密切相关、相互支援并且具有一定方法论特征的道之"诠释学"。这种道论诠释学蕴含着诸多富有独特意味和创造精神的理论特征与思想价值:以"诠释学"这一理论框架重新整合、安置了中国哲学的存在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以"存在三态论"这一思想建构有机地综合了中国哲学与文化领域儒道佛三大思想系统,厘清了它们之间的互动可能与相应关系;高度重视社会历史生活总体视域下的意义诠释与生存实践活动,具有明确的实践哲学特征;适当地提升了语言在中国哲学中的存在论地位。     

熊十力哲学的明心论

<正> 熊十力哲学是五四以来传统色彩最为浓重的一个体系,尽管他在实质上也受到近代西方哲学的刺激与影响,但其体系从思想资料到思想方向都显示出与中国传统哲学(包括佛教)的直接联系。因而,在研究熊十力哲学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进一步彰显出这种联系,还要由此入手,澄清他对传统究竟做了何种适应现代的调整与转化,从而了解现代新儒家之为“新”的某些特质。在熊十力的哲学中,体用论与明心论构成了这一体系的主要部分。体用论以“体用不二”(?)宗,建立了一个有特色的哲学的宇宙论。明心论则以“本习之辨”为中心,他自称之为“哲学的心理学”。就体用论与明心论的关系说,前者是后者的宇宙论基础,后者是前者在人类     

从“不二论”看佛教对吠檀多哲学的影响——以乔荼波陀的《圣教论》为例

吠檀多是印度正统派哲学最具代表性的宗教哲学派别。本文以吠檀多哲学的代表作——乔茶波陀的《圣教论》为例,着重从《圣教论》的表述形式、"不生说"、"不二论"以及"幻论"与中观论的联系等四个主要方面,对吠檀多哲学与大乘佛教哲学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比较研究,详细论述了早期吠檀多哲学家基于"梵-我"关系的哲学原理,在充分利用佛教概念和哲学范畴的同时,吸收并杂糅了大量大乘中观佛教的思想理论和论证方法,以建构自己的绝对无分别不二论哲学体系。在论述吠檀多哲学与龙树中观哲学的关系时,明确指出二者哲学的本质上的区别,以及在对经验世界的看法上和与真理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所具有的相近或相似的地方。     

邵雍先天易学探析——兼论朱熹对邵雍先天易学的别解

自邵雍先天学倡明以来,学者多以朱(熹)释邵(雍),褒贬不一。邵雍的先天易学,是以宇宙生化的方式铺开,通过纵向的体用和横向的变应关系,经由内在象数的交易生变,而形成先天图,揭示天道的生化之机。先天之宇宙论定位是体用、变应和交变的宏观视域。体用与变应是先天的两种作用方式。体必交而生后,体以变为用,变必有应。体用与变应又因交变常交织。邵雍的先天易学,本于先天、体用、交变和变应四个逻辑架构,于先天图之形成过程、图式结构和功用发挥上一以贯之。朱熹执着画前之易及其自然流露,从横图着眼阐发先天图某些阴阳流行对待之蕴,亦谓有所得。但其未能透彻邵雍之先天、体用、交变、应变,故于先天易学为别解者多。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体用观

在第十六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台湾辅仁大学,2009 年 7 月 8 日—11日)上,我提交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文化体用论评价》一文,主要评析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 (含海外华裔学者)就中西文化问题论争提出的各种文化体用论说,诸如中体西用论(文化保守主义者、现代新儒家、当代新儒家)、儒体西用论(贺麟)、西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者、充分世界化论者)、西体中用论 (李泽厚)、中西互为体用论 (傅伟勋)、"今中为体,古洋为用"论(张岱年)以及"马魂、中体、西用"论(方克立) ,等等。针对以上各种对文化体用论的分析,我受方克立先生的影响并在其文化论说的     

简论中国古典哲学的意义理论

简论中国古典哲学的意义理论苟志效中国古典哲学有自己独特的意义理论，这就是它的以实践理性精神为论旨的言意关系理论。这一理论从庄周和《易传》的作者开始，中经王弼、欧阳建、孔颖达、邵雍、程颐、张载等人的反复辩难，到王夫之终结，两千年间一脉相承、余绪不绝，形成了贯穿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条主线。过去，由于材料的芜杂和以西方意义理论为正统的偏见的影响，人们不仅忽视了中国古典哲学在这方面的独特贡献，而且进而将中国古典哲学视为一种前语言哲学、反语言哲学（可参看《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倾向》，载《中州学刊》１９９２年…     

王夫之“继善成性论”中的哲学建构

在王夫之以易学为根基所建立的思想体系中,《易传》的"继善成性论"成为其哲学建构的重要经学文本与理据。王夫之在天人关系的视域中对儒家所言的"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阐释,以此对以往的人性论进行判释、鉴别,继承和细化了宋儒从气化论、天道观和体用论等方面言"性"的传统,通过分析道、善、性之内涵与关系,来对人性的来源、本质、生成、善恶、异同等诸多问题展开分析,运用宇宙论和本体论两种思维方式,重点分析了"继"与"成"的逻辑内涵及相关延伸问题,为其独具特色的人性生成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儒家哲学的两个传统

儒家哲学包含两个不同的传统,即以孟子为代表的性本论传统和以荀子为代表的人本论传统。前者主张以善性为本,倡导顺其自然。后者突出仁义为本,强调教化改造。在儒家发展史的早期,这两个传统之间常常是冲突的。到了宋代,儒学家们用体用论模式重新处理了二者的关系,以性为体、以文为用。二者之间最终形成和谐的整体。     

道教南宗白玉蟾“道心论”考述

"道心论"是指在唐宋三教合一思潮影响下,道教南宗的创立者白玉蟾在阐释"道心"关系时所形成的一种修道证道理论,其核心是以心解道、以心释丹。"道心论"是道教南宗理论的基石,南宗关于性、神、炁、精的理论阐发皆受制于此。其理论创建集中体现在白玉蟾《蟾仙解老》中,主要有三个思想内涵:"道即心,心即道",道心不二论;"道由心生、心由道有",道心互化论;"道者,心之体;心者,道之用",道心体用论。道心论涉及道心关系、身心关系和性命关系诸层次问题,其中,不二论与体用论主要是解决修道根基问题,互化论则是针对修道实践问题。通过"心"为中介,将形上之道论与形下之丹法整合起来,构建了极富特色的"道—心—丹"丹道理论模型,成为宋代道教丹法思想演进中极重要的一环。     

天人统一于一心——论邵雍儒道兼综的境界哲学

在北宋五子中 ,邵雍较为独特 ,他儒道兼综 ,学际天人 ,建构易学思想体系 ,利用易之体用关系将儒道两家思想涵摄其中 ,在人性问题上也力图融合儒道两家 ,并提出观物思想将儒家的人学与道家的天学融为一体。在天人关系问题上 ,他找到一个联结天与人的可靠纽带 :心。天人统一于一心 ,从而成功地把儒家的性命之学与道家的天道问题贯通起来 ,完成儒家的人学本体论与道家宇宙本体论的统一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境界哲学。即通过个体之心的自我超越 ,实现宇宙本体与道德本体的统一 ,进入形而上的本体境界 ,又通过推“诚”落实于现实人生层面 ,体现为身心和谐的“安乐境界     

论朱子的“体用一源”思想

"体用一源"命题最初由伊川提出,其本意是指易学中理象两者融合无间、一体共在的关系,并未将其上升为一个具有本体论意味的哲学命题。朱子在乾道己丑之前,受李延平影响,主要在体用同时的意义上来理解"体用一源"的意义,这种理解比较符合伊川原意。在己丑之悟后,由于对中和问题看法的根本改变,为了配合其改变后的心性论、工夫论、本体宇宙论,朱子对"体用一源"更多是从体先用后、"体立而后用有以行"的意义上来理解。朱子的这种解释,与伊川的原意有所出入,是出于其哲学"前见"的对该命题的"深刻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