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信念规范性驳难的阿尔斯顿方案述评

启蒙运动以降,基督教有神论一直面临证据主义的规范性驳难。这一驳难认为,由于有神论信念无法获得命题证据和论证的足够支撑,因此无法被信仰者合理地持有。晚近的改革宗知识论者针对这一驳难提出了颇具影响的辩护方案。本文以阿尔斯顿的实践合理性方案为代表,从正反两方面评价阿尔斯顿基于宗教经验而来的有神论合理性证明,并考察这一整套合理性辩护方案背后的知识论意涵。本文认为,该方案的知识论意涵包含了一破一立两方面:从"立"上讲,方案开创了从宗教经验证成宗教信念合理性的研究进路;从"破"上讲,该方案实际上是改革宗知识论者对启蒙以来的证据主义和强理性主义思潮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成果。最后,我们将看到阿尔斯顿方案与整个改革宗知识论阵营的内在关联。     

知觉的道德知识如何可能

道德知识对道德行为有规范和指导的作用,然而,道德知识面临来自怀疑主义的挑战和传统的来源问题的疑惑,因此,对道德知识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对道德知觉的辩护,进而证明至少有一些道德知识是知觉知识,则可以同时回答怀疑主义的诘难和传统的来源问题的疑惑。基于道德实在论为真、知觉是产生知识的可靠途径以及我们可以持有道德信念这三个前提,我们认为:由于道德知觉可以满足内在和外在两个条件,因而道德知觉是可能的;由于道德知觉可以满足古德曼的知觉知识的标准,即知觉机制产生真信念和在相关的反事实情境中,主体不会产生相同的信念这两个要求,因而,知觉的道德知识是可能的。     

合情理性、辩护真诚性与罗尔斯的公共辩护策略

罗尔斯的公共辩护理念,要求为正义原则所做辩护必须取得合乎情理的公民的合理接受。但这里作为规范性限制条件的"合乎情理"却主要不是认知意义上的,因此合乎情理的公民持有认知上不合理的信念完全是有可能的。而这将会导致"辩护的真诚性"问题:即为正义原则所做的辩护,诉诸的是一个人所持有的认知上不合理的信念。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辩护工作是分两阶段来完成的,分阶段的辩护策略可以避免"辩护的真诚性"问题,因为在这两个阶段中,面向某个公民持有的认知上不合理的信念作辩护的问题都没有发生。     

知识的价值难题及基于“淹没论证”的解决路径

知识的价值难题是近20来年英美哲学的核心论题。一般认为,知识的价值高于真信念的价值。而扎格泽博斯基则主张,一旦真信念在场,可靠主义所主张的可靠过程的价值就被"真"的价值所淹没,使得知识的价值不会超过真信念。为了应对这一"价值难题",普理查德将其范围从可靠主义扩大到任何将真信念视为知识构成要素的知识理论,由此提出了"淹没论证"。本文在该论证的基础上,通过重新区分知识价值、辨识认识价值的真一元论假设等,进一步探究破解"价值难题"的可能路径。     

绝对不可错论是怀疑主义的根基——以彼得·乌格为例

乌格是当代为数不多的、公开为知识论怀疑主义辩护的著名哲学家.乌格为怀疑主义辩护的理路是:以"水平的"和"弯曲的"为例,来说明绝对术语与相对术语的不同,并把"确定性"当作绝对术语,来证明怀疑主义的正确性.乌格借绝对不可错论来为怀疑主义论证的这种方式,是怀疑主义论证的一般模式.研究鸟格的怀疑主义论证,有助于我们正确揭示怀疑主义产生的根源.     

重估知识的价值——“淹没问题”再思考

知识比真信念更具有价值,这是我们的直觉。英美认识论研究中的过程可靠主义试图解释这一直觉,认为这一直觉来自信念形成过程的可靠性。但这一理论遭到"淹没问题"的挑战,即信念形成过程的可靠性本身并不会为知识带来额外的价值。因此,如何回应"淹没问题"成为认识论研究需要承担的任务,可能的解决来自重估这一直觉背后的真理一元论预设。     

布鲁尔与“强纲领”相对主义

在大卫·布鲁尔看来,相对主义是对绝对主义的拒斥,"强纲领"所为之辩护的相对主义,意味着科学中的知识主张不是也不能表示绝对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知识都是猜测性的、有局限的,都是可以修正的,把"绝对"这个词语加于知识主张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一个人接受或者信奉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乃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援手”为什么能够得到辩护

在“孺子事例”中,外在主义在解释为什么“援手”对个体具有权威性时遭遇困境,无法为“援手”进行辩护.朱熹的伦理学提供了一种以外在主义为基础的调和性框架:第一,承认价值实在论;第二,“仁”是对价值实在论的受动回应能力,在面临孺子入井时必然产生“恻隐”,“恻隐”是唯一的动机性及辩护性理由.这种主张拒绝了主体经验的关涉,对一个没有任何善、好、对或者恶、坏、错价值经验的主体而言,援手是必然的.如果主体依照的是由“入井”的价值事实所引起的“恻隐”而行动,则援手是获得辩护的;如果行为者所依照的是某种理想的价值信念或者利益的追求,则援手无法获得辩护.朱熹的框架既包含了外在主义对于规范性的权威的认同,又包含了内在主义关于行为解释的主体相关性.     

蕴涵论题的实验之争

蕴涵论题主张,知道蕴涵相信,如果S知道P,那么S必定相信P。然而,迈尔斯-舒尔茨等人关于"不自信的考生"的实验对蕴涵论题提出了挑战。该实验数据证明,在缺乏信念的情况下,受试者也能进行知识归赋。罗斯等人把信念分为正在发生的信念和倾向性信念,认为迈尔斯-舒尔茨等人的数据只能证明知识可能不蕴涵正在发生的信念,而不能证明不蕴涵倾向性信念。穆雷等人通过地球中心主义案例证明,倾向性蕴涵论题也是错误的。巴克沃尔特等人则通过区分厚信念与薄信念,批评了反蕴涵理论,坚持知识蕴涵薄信念。笔者认为,蕴涵理论是知识论中的主流观点,借厚信念与薄信念的区分,可为其作出辩护。     

论普兰丁格的“保证”思想——兼论“保证”对“盖梯尔问题”的解决

知识论首先关注的是知识的定义。但"知识就是被辩护的真信念"这个经典定义却遭到了"盖梯尔问题"的打击。普兰丁格致力于知识论大厦的推倒重建,建立起了以"保证"为核心的知识论体系,他认为这有助于解决"盖梯尔问题"。他的思想有一定的启发,但也存在其偏颇之处。     

基础流变与责任对称——论推论语境主义对阿格里帕难题的消解

阿格里帕三难问题对认知辩护的可能性提出了巨大挑战。与传统的基础主义、融贯主义、无限主义方案不同,推论语境主义对阿格里帕三难问题提出了一种诊断式的回答。根据推论语境主义,正是由于断言者和挑战者之间的责任不对称,无穷倒退问题才会产生。一旦我们代之以“默认与挑战”(default and challenge)的辩护观,赋予断言者和挑战者同等的辩护责任,怀疑论问题就能随之消解。推论语境主义预设了辩护的论辩观,批评者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但本文基于知识论内在主义的立场捍卫了这一预设。整体看来,推论语境主义不仅消解了三难问题带来的怀疑论挑战,还发展出一种流变的基础主义,为克服独断论做出了实质贡献。     

洛克论信念合理性的伦理之维

信念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靠的认识论根据,是洛克宗教哲学所致力探究的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洛克在阐释人类知识的起源和范围的基础上,对信念形成的心理机制及其认知特性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与拥有可靠证据的知识不同,信念,特别是宗教信念,表现出的是一种赞同,但这种赞同不是建基于其内容的证据可靠,而是源自于对信念提出者的信任。在洛克看来,这种因信任而表达的赞同,不可能是知识,充其量是一种具有可能性的"猜测或想象"。因此,信念必须受到理性的管控和引导,在证据基础上进行检验和评估。这是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类不可舍弃的道义责任。洛克通过证据原则和评价原则等对信念的规范以及由此提出的伦理责任之要求,在现代思想史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虽然既有赞成也有对其证据主义原则提出批评和修正,但洛克的看法无疑是现当代学者们探究信念认知合理性问题的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源泉。     

盖梯尔问题的来龙去脉

盖梯尔问题在当代西方哲学家中几乎无人不晓,因为它涉及到西方哲学家对知识本质的看法。西方哲学中,对实质性的问题极难形成共识。但关于知识或知道(knowing)是什么的问题,西方学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看法却几乎完全一致。这个看法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柏拉图认为真念并不是知识,真信念只有经过辩护或证明才能成为知识。(Plato,Meno,97a-98b;Theaetet201c-210b)关于知识即得到辩护的真信念的理论可以简称为“JTB理论”(JTB是英文Justified TBelief的缩写)。JTB理论一直没有受到真正的、明确的挑战,直到1963年,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哲系…     

新休谟争论以及因果的怀疑主义规则性理论

以盖伦·斯特劳森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对休谟的因果理论提出了一种怀疑主义实在论的解读,形成了所谓"新休谟争论"。本文通过梳理和评估新休谟争论,对因果的本体论以及模态论方面的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最终提出并辩护一种因果的怀疑主义规则性理论。     

捍卫动机内在主义：一种基于道德理性主义的策略

道德理性主义的概念性主张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道德概念蕴含着道德的要求与规范性理由之间的必然联系。根据这一概念性主张，一些哲学家发展出一种以实践上的理性为条件的道德判断动机内在主义。反对者则通过挑战道德理性主义的概念性主张来反对这一版本的动机内在主义。然而，拒绝这一概念性主张将导致我们无法解释人们的道德信念的来源，从而让道德语言实践成为不可理解的。只有接受道德理性主义的概念性主张，我们才能对人们如何形成道德信念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意味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这一概念性主张为真，而以实践上的理性为条件的动机内在主义可以得到辩护。     

洛克论神学命题的认识论意义

洛克开创性地提出了考察信念合理性问题的新思路,提出理性指导信念,提倡基础主义、证据主义和道义主义的认识论原则,并将其运用到有神论命题之上,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对神学命题合理性问题进行理性规范。在他看来,神学命题不具备知识的确定性,它属于信念,而不属于知识。对此,他将神学命题分为三类,即合乎理性、超乎理性以及反乎理性,并分析了每一类命题的合理性意义。他的认识论思想,尤其是宗教认识论思想,对18世纪及以后的西方宗教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元伦理学中的康德式建构主义

康德主义伦理学被怀疑论者看作一种心灵-独立的实在论,并因此遭到它的批评。实在论者则把康德主义伦理学作为一种心灵-独立的实在论加以辩护。科斯嘉承继并推进了罗尔斯所实现的康德主义的元伦理学转向,在回应对康德主义外在实在论批评和辩护的同时,提出了一种建构主义的程序实在论,并把它作为一种内在的实在论加以辩护,完成了道德实在论的内在转变。但是这种康德式建构主义却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即它作为一种内在的实在论同时是一种非认知主义。从理论的融贯性来看,与这种康德式内在实在论相适合的应是一种康德式内在认知主义。     

波普尔、归纳问题与理性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是否真地解决了休谟的归纳问题,学界的回答通常是否定的,人们认为,波普尔所谓的证伪主义暗中引入了归纳。艾伦·马斯格雷夫于2004年为波普尔作出了辩护,这种辩护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波普尔的观点,但也为他的哲学图景增加了一些富有活力的要素。本文试图结合这一辩护策略,重新考虑证伪主义的理性主义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逻辑、心灵以及理性这三者之间如何相互关联的概念地图。     

“发现”与“辩护”为何难以二分——从科学实践的观点看

<正>一问题的由来及其演进"发现"与"辩护"的关系是科学哲学中一个重要问题。按照经典归纳主义的观点,归纳法是科学发现的一条重要途径。归纳是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其结论的范围有可能超出前提,因此具有一种扩散和创造的可能性。逻辑经验主义继承了古典经验主义的观点,但只保留了归纳的辩护功能,却抛弃了其     

阿尔斯顿的混合主义确证理论评析

引言 1963年美国年轻的哲学教授葛梯尔在<分析>杂志上发表了<确证的真信念是不是知识>一文,这篇不足三页的小文章引发了当代英美哲学界对确证本质的四十余年的争论.[1]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着"确证何以可能"的问题逐渐形成了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两大主流学派,两者之争占据了当代英美知识论研究的中心舞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