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若学对西晋玄学的影响

般若学对西晋玄学的影响王晓毅在西晋思想发展史上，玄学思潮对佛教般若学的兴起具有决定性作用。那么这一时期的佛教对玄学是否存在着某种反作用呢？由于学术界的研究多集中在玄、佛深入交流的东晋时期，故对这个问题涉及较少。学术思潮之间的影响永远是双向的。尽管佛教...     

《周易正义》之编撰

唐代为五经撰正义,为注疏统一之始。清儒服膺汉学,主翔实,故于《正义》多所讥诋,讥其虚浮。然唐时,儒玄合流,既已蔚为风气,孔氏《周易正义》之所以以形上学为纲纪者,亦非无故。此外,《周易正义》释义先以辅嗣为本,旁引汉魏南北朝诸说以供参证,有驳有断、有议有辩,与《书》《诗》《札记》诸疏之参据旧疏、杂出众手者不同。具体而言,《周易正义》调融南北,荟萃诸家,故用王而不固于王;参以玄言,故义理架构颇与老庄相通;渐染于浮屠,故排佛而用佛;发明义例、考辨意旨,自下新义,故有学术价值可言,尤宋人疑古开新之先导,非株守一先生说者可比。     

魏晋玄谈

玄风起于东汉党钢以后的清谈,由此而激起的玄学思潮,则始于曹魏正始年间。玄学的,主旨就是“玄”,即幽深玄远。质言之,玄学的主旨在于探讨现象世界之外、之后、之上的终极原则,这是先秦、两汉以来,天人之学所未及的。所以,玄学思潮的兴起,是中国哲学从汉代天人感应的目的论神学哲学向本体论哲学转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和中间环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哲学,虽然也主天人合一之说,但其实质,应是内其圣而外其工的伦理政治哲学。战国以降,为了适应中国封建化进程的步履,儒学吸取道家自然哲学日趋明显,苟氏之学应当说是一个代表。但毕…     

关于汉魏佛学玄学化及所谓"禅宗"的玄学化问题

汉魏之际，佛教在中国的流布主要有禅学和般若学两大体系。当时缁素对般若学的理解、注释，都脱不了魏晋盛行的《老》、《庄》玄学思想。而名僧与名士颇相投缘，《般若》与《老》《庄》又相互发挥，故史称晋代之玄学、《般若》之合流，为学术界之大宗。《般若》也倍玄风得以广为流行。禅宗历代大匠与佛陀核心思想——拈花不二宗旨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中国禅宗老庄化、玄学化，是不能分辩玄佛同异之混淆之论，是不能成立的。     

范宁对灾异说经的继承及反思——以范宁《春秋榖梁传集解》为中心

作为汉晋"毂梁学"集大成者的范宁的《毂梁传集解》,对两汉灾异说进行了广泛的应用与理性发展。首先是征引与保留了大量灾异说《春秋》的经传注解与相关著述,其次是其本人自注对《毂梁春秋》经传也多有神学性发挥,更为重要的是,范宁深受魏晋玄、佛思潮的影响,并进而对汉代以来的灾异说经进行了理论反思。     

道教“重玄”哲学论

在道教发展史上,隋唐时期出现了一个标立“重玄”的哲学思潮。它以唐初成玄美开释老庄为显要,以唐末五代杜光庭述《道德经胜“宗趣旨归”,明“重玄为宗”作为总结。国内外学者围绕有无一个“重玄学派”已有聚讼,而对这个思潮的哲学内涵、历史地位则未深究。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加以探讨。一、重玄之宗脉关于有没有一个重玄学派,这自然涉及到对“学派”的界定,但实质问题还是有没有一个重玄思潮。如果有,它有怎样的历史起因、承传脉络与思想特征。“重玄”,乃取自《老子》“同谓之玄,玄之又直”。然而,就其历史意义来说,它并非《老子…     

比较文化论集序

比较文化学（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ｏｇｙ）这个名词，在我提出以前，尚未见有一部真正可称有体系的著作。梁漱溟氏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唐君毅氏的《东西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１９３３年正中书局）都是体大精深，提出自己的假设，由此假设来比较东西文化，指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另一方面，如加藤玄智氏《东西思想の比较研究》（大正十五年京文社）、高楠顺次郎氏《东西思潮と日本》（昭和十七年第一书房）对于东西文化之分段及合流点，虽有一番解释，却毫无价值可言，不能说是科学的。近于科学…     

“道家重玄学”刍议

本文针对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重玄”思潮的各种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上以重玄思辨发挥老庄学的重玄学术思潮,可以界定为“道家重玄学”。它的真正宗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庄子。道体重玄论是对魏晋玄学术体论的深化和超越。道性自然论,推进了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念和对道的本质特性的理论认识。修心复性论,对唐代后期和五代以后内丹学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源。重玄境界论,实质上是对当时人们所遇到的宇宙人生问题提供了一种解答方案。道家重玄学自觉地并富有创造性地适应了当时作为时代思潮的心性之学,并与隋唐佛教心性论一起成为宋代儒学产生的重要资源。     

从"玄之又玄"到"重玄"的演变

从"玄之又玄"到"重玄"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玄之又玄"本意是"幽远而又幽远",指道的不可知性与终极性."重玄"的最初含义是"重天",佛道两教学者用它来指宗教的终极境界.隋唐时期"重玄"与"双遣"连用,指"遣有、遣无、遣其遣"的三重否定思想方法."重玄"与"双遣"的结合标志着从"玄之又玄"向"重玄"的转变最终完成.     

读《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

<正>《论语》是一本常读常新的经典。自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孔子与《论语》的命运随着国运的兴衰而上下起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兴起了一场传统文化复兴热潮,《论语》在其中居高不下。围绕《论语》而兴起的"论语学"随之悄然复兴,对《论语》的研究与诵读成为风尚。不过,就"论语学"史的专门研究而言,结合玄、佛思潮解读魏晋南北朝诸多的《论语》注释著作,却是个公     

天人共同体视域下的正义观——一项哲学语法考察

通过对"正义"的哲学语法考察,本文认为在这个全球地方化的时代,人类需要一种天人共同体视域下的正义观。我们思考"正义",便需要同时注意到"正义"的三重面相,即旧义、翻译义和新义。我们应当从"正义"相对于"justice"的"偏离"中细心体察汉语思想自主创新的端倪,进而通过思考自觉地参与到"正义"之新义的生发过程。Justice以权利为中心,彰显个体自主原则、平等原则和理性原则。与之相比,天人共同体视域下的正义观同时强调先天道德情感、特别是仁的普遍性,它也对justice所隐含的原子式理性个体的预设提出质疑。同时,此种正义乃是在天人共同体的视域中理解人,包括人的担当与理想之境。正义的国家理当助成全人类中不同的个体与群体在天地之间"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周易·乾·彖传》)。     

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历史经验

儒、释、道三教合流,于南北朝后期初露端倪,于唐宋大致定型,于元明清登峰造极。它们各自建构的"三教合流"观,首先是确立"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基础性含义,用政治儒学治理社会,用心灵佛教调适精神,用养生道家护养身体,殊途同归,共同达成善治的社会—文化目标;然后是标识自身高于或者优于其他两家的特殊性含义。基础性含义巩固并推进了三教合流的历史大势,特殊性含义深化并提升了三教合流的理论—实践内涵。基础性含义求多元,特殊性含义求发展,是中国古代三教合流积淀下的珍贵历史经验,有助于导引当代宗教各美其美、良性互动、和谐共存,以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     

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历史经验北大核心CSSCI

儒、释、道三教合流,于南北朝后期初露端倪,于唐宋大致定型,于元明清登峰造极。它们各自建构的"三教合流"观,首先是确立"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基础性含义,用政治儒学治理社会,用心灵佛教调适精神,用养生道家护养身体,殊途同归,共同达成善治的社会—文化目标;然后是标识自身高于或者优于其他两家的特殊性含义。基础性含义巩固并推进了三教合流的历史大势,特殊性含义深化并提升了三教合流的理论—实践内涵。基础性含义求多元,特殊性含义求发展,是中国古代三教合流积淀下的珍贵历史经验,有助于导引当代宗教各美其美、良性互动、和谐共存,以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     

因玄而成思,致思以达玄——《重玄之思—成玄英的重玄方法和认识论研究》读后

罗中枢教授所著《重玄之思——成玄英的重玄方法和认识论研究》一书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2010年10月,20万字,以下简称《重玄之思》,所引只注明页码)。该书主要从重玄方法和认识论的角度来论述唐初成玄英的"重玄学",本文按图索骥,就该书的一些研究特色作一评述。一、紧扣时代背景,深究学术源流道教得以产生,是建立在先秦天人观念、鬼神崇拜、礼乐祭祀以及诸子百家的思想基础之上。先秦之际的中国思想,更为注重宇宙论和价值论的探讨,宇宙论的思想成为此一时期思想家的重点,其中儒家的天道观、     

宋代“三教合一”思潮述论

宋代的“三教合一”思潮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政治的、道德伦理的层面，强调三教在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功用是一致的；二是学术理论的层面，主要表现为儒、佛、道三教中心义理的相互融合、吸纳。佛、道二教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方法为儒家所吸收，使儒学体系更为系统化、理论化，并形成新形态的儒学——理学；道教也在该时期积极吸纳儒、佛...     

志、量、识——王船山经义、史论对心性之学与政治实践之间关系的思考

为应对佛、老的高妙一直以来对于士大夫人心的征服的困境,儒学到宋代道学那里终于也提出一套心性之学来与之对抗,以重新挽回士人之心。道学在对抗佛老而大讲心性时,却也未必自觉意识到自己也变得有玄虚化的一面,以至悬空,变得无可把捉,荡而不返,从而也就很难区分于佛、老,这就成为了新     

试论支遁、僧肇与道家(道教)重玄思想的关系

本文系作者探讨佛道关系的系列论文之一，阐述了东晋高僧支遁、僧肇对道家（道教）重玄思想的融摄和阅发于前，道教重玄学者融摄支遁、僧肇佛学思想于后，二者互相融摄、相得益彰的关系。文章指出，支遁、僧肇的佛学思想不是道教重玄学的理论根基，只是在重玄学的形成过程中给予了较显著的思想影响和一定的思想资料方面的滋养     

从“良知”到“孔矩”:论阳明后学三教合一观之衍变

本文以阳明后学为研究主体,试图疏理明中叶后三教合一的衍变形态,并论证它呈现出从"以良知范围三教"到"以孔矩收摄二氏"的思想转折.这个思想转折揭示了晚明儒者的三教合一观,不再以"如何确立良知主体"为主体意识,反之,鉴于当时的合流过度强调教体的"圆融性",对教法"规范性"有所疏略,导致"儒不儒、禅不禅、玄不玄"的三教相滥现象层出不穷,社会伦理秩序继而受到挑战.因此一些儒者尝试回到三教根源处,重新确立以孔子之道为规范的合流原则,以期能解决当时的失序危机.然从以"良知"为主体到以"孔矩"为规范融合主张的转变过程,也明显地透露了两大值得思考的讯息:一、部分阳明后学开始逾越以"良知"为主导的思想观念,寻求另外的思想出路;二、学者欲表述孔子无言之天道,加强了儒家"宗教性"的向度.     

道教重玄思想建构及其文化意义

道教“重玄”乃是道教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思想流向及其构建形式。其思想源流非常复杂,不仅宗承老庄道德之学、旁融佛家心注之说、汇通儒门义理之念,也是顺应时势,博采杂家的结果。正因为此,“重玄”思想建构才形成了其突出的特点,它对此后的中国文化的发展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 “重玄”语缘自《老子》“玄之又玄”句,此句古训为“幽深而又幽深”,用来形容道之深奥难测。此语最早出现于魏晋南北朝的道书佛籍中。据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卷５称：注老以“重玄”为宗,始于魏隐士孙登,之后,梁朝道士孟智周、藏旁静,陈…     

魏晋文论的兴起与玄学中“天人新义”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代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个极为重要的时代,是继先秦百家争鸣之后又一个思想大解放、大活跃的时代。其中文论的兴起与玄学的盛行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也更为历代史家所关注。本文试图对文论的兴起与玄学中“天人新义”的形成作些相互关联的考察,从而探讨一下“文学自觉”与“哲学反思”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