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有为与孔孟的人格观

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以孔学革新的面目出现,但他的思想并不是孔孟思想的翻版或复制,而是有其因革之处。从人格观的角度来看,康有为的思想与孔孟的思想有什么关联?其或因或革的原因是什么?这一思想对中国的近代化有什么意义。 一、人格重建与复归传统 甲午战争前后,为了解决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康有为提出改革主张,指出中国的改革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引导。然而在变法的实践中他又深感。     

孔教与现代中国的合法性之争——读《孔教与国家建构：变奏与复调的历史(1895-1919)》

<正>当提及晚清民初局势，“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是共识，在这波诡云谲的历史变迁中，最根本的追问事实上指向现代中国的合法性建设。告别晚清，从帝制走向共和，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计划的核心，但它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全方位的合法性危机。思想界、学术界、政界乃至民间社会都在经历这场危机，并试图以新的思想、学术概念、社会思潮或政治实践在大变局的混乱中探寻新的道路。是接受德先生、赛先生的洗礼，     

康有为视界中的二程

关于康有为视界中的二程,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分析：审视维度、学术归属、思想解读和态度评价。就审视维度而言,康有为是最早将二程纳入近代哲学视野的哲学家。二程在他那里的境遇与大多数国学人物的情况类似,集中出现在其戊戌维新之前的早期思想中。就学术归属而言,康有为对二程的思想来源和身份归属津津乐道,与其热衷于考辨中国文化的“学术源流”密不可分。就思想解读而言,康有为注意到了二程的义理、中庸和变化气质方面的内容。就态度评价而言,康有为对待二程的态度取决于他的孔教立场,给予二程的评价褒贬参半。康有为的二程观信息量丰富,对于体悟康有为的国学观以及宋明理学观提供了有益资源。     

康有为谭嗣同的新仁学

仁,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也是中华民族历代思想家对人际关系的沉思和伦理道德的调适。从“孔子贵仁”,到孟子“仁政”,再到朱子“仁统四端”,直到近代康有为、谭嗣同论仁,都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追踪时代的脉动,不断更新其内容。从发展形式上观察,中华仁学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新陈代谢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孔孟儒家的仁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意义上的仁,而康有为论仁尤其是谭嗣同著《仁学》一书则是把儒学近代化,用近代价值观念对古代儒学进行了新的诠释和重建,把儒学的思想核心仁从传统引入现代。从仁思想发展的价值取向总体上判断,康有为谭嗣同对仁的新解说,标志着中国古典仁思想的终结和近代仁思想的形成。本文把康有为谭嗣同的仁思想称之为“新仁学”,以区别于前此的中世纪“旧仁学”,并从本质与特征上进行必要的归纳与演绎,以便从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审视它推动中华民族价值观念进步的意义。     

康有为的经学近代化改革及其失败北大核心CSSCISSCI

康有为是清末民初政治界、思想界、学术界的风云人物。他领导的维新变法,以传统的春秋公羊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这种学术思想曾经沉寂了一千多年,后由清代中叶的常州学派复兴,辗转传承至康有为。他尝试用西方的政治理论来充实并拔高,以之辅翼他所领导的政治变革运动。因此,康有为的经学思想,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既有中国古代经学的深厚底蕴,又附丽着非常鲜明的西方文化色彩。这体现了经学在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裂变和异化。虽然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对康有为其人其学提出批评,但谁也不能否认他在挽救国家危亡方面做过的努力,也不容质疑他在经学转型方面做出的贡献。楼宇烈先生认为“康有为也许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尝试着使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孔孟学说,向近代转化、为近代社会服务的第一位探路人”①,我们认为,这种评价公允而合理,虽然他的经学近代化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他尝试使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努力还是有其意义的。     

论康有为的哲学思想

一康有为的思想体系康有为的思想产生成熟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它反映和代表着当时封建社会上层进步阶层主要是正兴起的地主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意向和主张,它的现实的经济政治要求和利益。同时,康有为的思想也是数千年来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终于在最后一代封建士大夫们身上分崩瓦解和向资产阶级思想方向蜕化的表现,作为一面镜子,它清晰地照出了晚清末年一整代“老新党”们这种新旧并陈青黄不接的思想面貌和阶级性格。     

康有为人性论思想研究

康有为的人性论思想包含三个部分：（１）自然人性论,它是康有为人性论思想的核心;（２）情欲合理论,它是康有为人性论思想中重要的和颇具特色的组０成部分;（３）变化气质论,它是康有为人性论思想中具有实践意义的内容,也是康有为的自然人性论与中国古代的自然人性论的区别所在。康有为的人性论思想汲取了我国古代人性论思想的精华,并有新的发展,批判地继承康有为的人性论思想,对于我国心理学思想的发展和当前的教育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论梁启超对康有为孔教思想的介绍、评价和误读

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梁启超不仅将康有为称为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宗教家,而且声称康有为"宗教思想特盛",并对康有为的宗教思想予以概括和阐发。在《论支那宗教改革》中,他声称自己的演讲只不过是"述康南海之言"。就康有为的宗教思想来说,梁启超对孔教思想的介绍、阐发最多,态度变化也最大。从早期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亦步亦趋到后来的公开驳斥,直观地展示了梁启超与康有为的思想分歧。通过梁启超对康有为孔教思想的介绍和评价,可再现梁启超对康有为孔教思想的误读及两人思想的分歧。     

康有为思想研究

一、康有为的自然观李泽厚、任继愈认为康有为的自然观有难物主义倾向。李泽厚指出,康有为继承了中国“气”一元论的传统和形式,加添了他们当时所能了解的近代科学的新内容。“气”被饱饱地填进了近代化学物理学的科学物质概念,如“以太”、“电”、“元素”的内容。康有为在自然观上也坚持着进化发展的观点,是受了十九世纪达尔文进化论的影     

《彝伦攸斁——中西古今张力中的儒家思想》

本书以人伦问题为思考主轴,重新刻画了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以及在中西古今的张力中展开的中国现代性的相关理念、主张与道路等思想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清晰地呈现了儒教传统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遭遇的重大问题和巨大张力,详细地分析了现代儒学的思想方向与理论困境。     

康有为对孟子性善论的阐释

在康有为的人性论中,《孟子微》具有独特价值。《孟子微》中的人性思想成熟而深入,并包含对性善论的三维阐释:一是在三世说的视野中将性善称为“太平之基”,二是在人类品性的差等视野中把性善视为“为上根人语”,三是在生命个体的构造视野中认性善为“以魂统魄”。康有为还创造性地以“性善”为“平世之法”,并将“平等”“民主”等现代政治观念与之凑泊。这种立足于儒家心性论而展开的现代性叙事,虽然“尽精微”不足,却在“致广大”的层面蕴示着儒学发展的未来。     

中国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本文所说的“中国的自由主义”是指：在现代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吸收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而形成的,以实现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为最高原则,不对中国的社会矛盾作切实研究和准确判断,而力求在中国实行英美式的自由、民主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公认胡适是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５６页）,是“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精神脊梁”,“是时代的狮子和猛虎,是自由、科学、理性的象征”。（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载《开放时…     

传统儒家思想资源的现代意义

百年以来,中国数代知识分子一直希望在实现中华民族求存图强的现代化事业中,能够顺利地实现西方文化资源的本土化,或者说是将中国的本土文化资源现代化。从“中体西用”到“以日为师”或“以俄为师”,再到“西体中用”,中国的思想家们在这百年里进行了     

思想改造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成

本文通过分析20世纪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提出一条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新路径。我将重点描述,在共产党统治下,"知识分子"这个社会范畴是如何具体化的。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被一般化、普遍化,各种各样的人群被纳入这一范畴,并在此范畴内确立了多元主体的立场(multiple subject positions)。这一具体化过程持续到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对中央政策、地方组织和个体行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的分析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国家-知识分子"关系以及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     

论康有为“大同世界”的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前,中国近代出现和经历了三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康有为改良主义的“大同”空想和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生主义”空想。它们在不同阶段、不同性质上,各自以独特的面貌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丑恶事物的鞭挞和对美好生活的向     

由康有为论近代人道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

中国近代人道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康有为用人道主义思想否定了封建道德纲常对人的束缚 ,但并不否定儒学 ,而是认为用人道主义阐释的儒学是真正孔子儒学。过去一般认为康有为这是打着孔子的旗号宣传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 ,其实不完全如此 ,康有为实际上是用人道主义改造传统儒学 ,试图使儒学在近代蜕变为人道主义化的新形态儒学。同时 ,康有为也用传统儒学改造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 ,否定了西方人道主义中的个人主义观念。康有为的这些思想代表着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特点 ,显示了人道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学在近代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     

浅析康有为与仁学思想

康有为是我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作为站在历史变革、中西方文化冲击交融、新旧文化转化的潮头人物，他的贡献是巨大的。而《大同书》是康有为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在其中我们看到了康有为对儒学思想的新的发展，新的诠释康有为将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归结于儒家经典道德“仁”。并对“仁”赋予了博爱、平等、大同等新的意义。     

论梁启超对康有为著作的侧重、解读和态度变化

梁启超好史,尤其对清代学术史研究情有独钟。他是康有为的学生,对康有为的关注自然成为其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南海康先生传》《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到《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介绍、宣传涉及方方面面。就对康有为著作的解读来说,梁启超始终侧重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而很少关注其他著作。如果说对这三部著作的侧重、解读奠定了梁启超对康有为的整体评价和历史定位的话,那么,其中的态度变化则生动再现了梁启超本人的思想变化以及与康有为思想的差异。     

陈撄宁仙学思想的道统论色彩

继承自家文化的道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人物普遍的心理历程,陈撄宁创立仙学与历史上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是一种“经学忧患意识”形态之道统论的体现。在道教人才极其缺乏的近现代史上,其“提倡仙学,舍我其谁”的豪迈气魄和以道为本、仙道救国的思想体现了他作为近现代史上道家文化大师勇于担当的主体自觉之道统论色彩,代表了道家文化现代重构的宏大声音。     

大同与神明——康有为《论语注》思想析论

在《论语注》中,康有为将孔子改制理解为“政”与“教”的双重改革孔子一方面揭示了由“小康”渐进“大同”的政治改革路径,一方面提出了由“各亲其亲”到“直隶于天”的教化改革路径,两者共同组成孔子改制的主要内容。在康有为看来,孔子改制不是对前代的因革损益,而是对中国文明的奠基,正是孔子提出改制并形成完整的改制思想,中国历史才得以跟随孔子教导,从政教两个方面整体地摆脱野蛮,进入文明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孔子之改制意味着文明的开创,孔子因此被赋予“文明之教主”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