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猛龙碑》笔法浅析

《张猛龙碑》是北魏书法中的精品,康有为评其为"正体变态之宗"。《张猛龙碑》是魏碑中的典型代表,在魏碑中属于中性书风的代表作,即不似《始始平公造像》中刀锋之感过甚,也非《郑文公碑》中圆润典雅,融入篆书笔意。《张猛龙碑》在笔法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刚健劲拔、纵逸雄强。用笔以方圆兼备,以方为主,方圆结合,变化自然。同时,此碑的技巧含量丰富,风格特征独具,包含了魏碑中的典型笔法与结构,所以,对于此碑的笔法的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魏碑的整体风格。     

云南天主教教区历史沿革考

正天主教在云南的传播最早可追溯到元朝。教会史学家方豪在《云南天主教史考》中云:天主教何时入滇,盖不可考。《马可·波罗游记》第117章"哈刺章州"(即云南)谓,首府押赤(即昆明)有若干聂斯脱里派之基督徒,当可信也。方豪根据元典章、大理崇圣寺圣旨碑、昆明筇竹寺圣旨碑以及元代一些游记等考证,得出了天主教在元朝已经传入云南的结论。一、天主教初传云南明末清初,天主教第二次传入云南。1644年,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克成都,一些天主教徒为了躲避战乱迁到四川与云南交界的盐津县一带,以     

《祭侄文稿》的书法艺术探究

颜真卿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其作品《祭侄文稿》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针对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的书法艺术进行分析,文章分为四个部分,颜真卿的生平及学书历程;颜真卿《祭侄文稿》的书法特点;颜真卿《祭侄文稿》的艺术价值与影响;后世学习《祭侄文稿》的意义。试探颜真卿《祭侄文稿》的书法艺术。分别从历史背景、风格、价值、影响等方面相互结合分析,探究其书法艺术。     

《祀三公山碑》对于现当代书法创作的影响和启示

《祀三公山碑》碑文字体于篆隶之间,方圆结合。其笔力遒劲,书风古茂,清代书家多有临摹,艺术价值颇高。以齐白石的书法、篆刻作品为例,分析结体的篆隶结合与"竖有行横无列"的章法布局展现此碑对其艺术风格的影响之深。通古思今,《祀三公山碑》对于当代书法创作自内而外、由形及神地在书法意识形态和书法创作意识觉醒两方面产生影响,扎实的传统功力与抒情性、视觉效果并重,才是符合时代主题与文化的。     

唐《冯师训碑》书法艺术特征探析

唐代是中国书法的鼎盛时期,其后书法艺术不断发展成熟,篆、隶、楷诸体艺术形态被不断挖掘、充实,艺术风格更加丰富多样。武周时期所立的《冯师训碑》融隶、楷于一体,笔画方圆皆有,在唐代碑志中别具一格,与六朝"双爨"纯属二路。研究该碑可探知其独特书法艺术规律,为当代书法提供新的创作风格和美学形式,同时对武周新字研究有一定帮助。     

“二爨”的书风研究

文章通过对比《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两块魏晋时期刊刻且同出自云南的碑,详细分析两块碑的用笔、结体、章法等特征,总结两块碑书风的异同,让学书者对属于隶楷字体过渡时期刊刻的"二爨"更加了解,懂得欣赏并深入理解"二爨"的书风。     

读"南诏德化碑"小识

著名的云南大理太和城之《南诏德化碑》，早载入《云南通志》，继收入《金石萃编》，复补正于《八琼室金石补正》，孙太初先生更作《南诏德化碑笺证》，详审史部。 碑文所云，以儒家忠孝义礼，贯穿始终。然而，究其宗教内涵，犹有未尽。笔者浅陋，令将所识，述之如下。 碑云：阁罗凤“始乎王在储府，道隆三善；住即重离，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宇人之术……”。则知阁罗凤作王储之时，即已信仰佛教。“道隆三善”。“三善”者，三善道也。依佛教六道轮回之说，人作善举，可转生“天道”、“人道”、“阿修罗道”，是谓三善道。如作恶业，则转生…     

论六朝士人佛教放生的实践、精神追求及放生文体的历时演进——从萧绎《荆州放生亭碑》说起

据现有文献记载,我国放生建碑肇始于萧绎《荆州放生亭碑》(以下简称《放生碑》),后世还有颜真卿《放生池碑》、刘筠《敕延庆院放生池碑铭(并序)》、张端《放生池碑》等。《放生碑》对六朝以降放生碑、记与其他诸文体的写作,具有一定的先导意义。目前学界对于《放生碑》的考察主要集中于佛教放生、宗教民俗、动物保护等领域。然而,在此之中,《放生碑》多以文献例证的形式出现,用以说明当时已经出现放生现象,一些认识甚至存在讹误。[1]这表明对于《放生碑》的理解尚待进一步深入。     

高道宽及西北全真道的早期发展北大核心SSCI

据笔者寡识,现存3种高道宽碑传,即《甘水仙源录》之《洞观普济圆明真人高君道行碑》、《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之《圆明真人》和《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之《圆明真人传》。据之,考述高道宽行事。     

北齐《崔氏宗门宝塔之颂》石碑考鉴

《崔氏宗门宝塔之颂》石碑是传世稀少的北齐碑刻,不仅对研究崔氏家族历史、阖门崇佛活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还是研究当时书法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藏品定级标准》的有关规定,将其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中国宗教学者侯冲

正侯冲,北京大学哲学学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访问学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长期致力于汉传佛教仪式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发表《水陆碑研究》、《眉山水陆考》等学术论文100余篇,整理《销释金刚经科仪》等佛教仪式文献10余种,著有《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2002、2011)、《云南与巴蜀佛教研究论稿》(2006)、《云南阿吒力教经典研究》(2008)、《汉传佛教、宗教仪式与经典文献之研究——侯冲自选集》(2016)     

大元国师法旨碑年代补证

山东长清灵岩寺大元国师法旨碑是元代现存唯一一面藏汉双语国师法旨碑刻。此碑单以辰属纪年的立碑年代引后世学者对其诸多考证,分别有沙畹、王尧、祖生利、中村淳的1341年说,冯承钧、蔡美彪的1305年说,常凤玄的1365年说,清代金棨《泰山志》以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的不确定年代之说。碑文落款蛇年与定岩长老是判定年代的两个依据。通过灵岩寺墓塔林所立的《慧公禅师道行之碑》与《方山璧公禅师寿碑》,可以推知定岩1335-1348年间住持灵岩寺,据此断定大元国师法旨碑立于1341年。文章首次提出定岩长老住持年代的下限,从而补证沙畹等人主张的1341年立碑之说。     

清代济南章丘锦屏山道教龙门派研究

明清以来,全真道教在山东济南章丘境内盛传,道教宫观遍布,碑文石刻众多。自雍正十三年(1735)至民国初年,龙门派曾在锦屏山留下一段辉煌的历史。其中代表人物有韩阳成、刘来广、王复昌、李合林、孙永平、李永传、张元珠、杨至绪等。锦屏山道教碑刻也多为首次发现,如乾隆二年《重修锦屏山朝阳洞老君堂碑》、乾隆八年(1743)《锦屏山记》、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山碑》、嘉庆四年(1799)《重修老君堂碑》、道光三十年(1850)《重修锦屏山庙宇碑》、咸丰五年(1855)《重修碑》、同治六年(1867)《重修老君堂碑》、同治九年(1870)《重修文昌阁碑》、光绪十二年(1886)《重修碧霞祠老君堂碑》、光绪二十一年(1895)《重修老君堂碑》等。查阅王昶《金石萃编》、陈垣《道家金石略》等相关碑刻文献则疏于收录。锦屏山碑刻内容详尽,文辞朴实,文章完整,篆刻精美,对清代道教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论徐无闻“清雅刚正”书风及其美学思想的形成——以徐无闻《鲜于璜碑》临本为例

谈到拙朴厚古一路的汉碑,首先令人称赞的是《张迁碑》,而同样为汉碑中的精品的《鲜于璜碑》,不常为人所推崇。此碑沉雄严整,方劲朴茂,厚拙古辣,其风格与《张迁碑》近似,尤其是此碑的碑阴。碑刻一般是古代书手先写,然后刻工上石凿刻而成。历经近两千年的岁月变化,此碑昔日原貌不同于今日所见。华人德在撰写两汉书法史时,对此碑这样描述道:"也有刻手拙劣,不能表现笔意者,如《鲜于璜碑》,结体收放随意而生动,其书者水平可与《张迁碑》相颉颃,而刻工不称,用刀平切直下,致使笔画板滞臃肿,大为减色。"正是基于此,后来书家对书写原本憧憬和向往成了艺术追求的内在动力,给予我们更多的解读空间和想象的视野。通过凿刻痕迹,并结合东汉时人墨迹,尽可能还原于《鲜于璜碑》的墨迹真相,或赋予它新的内涵和审美趣味。     

王羲之行书字法探析——以《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为例

王羲之,东晋时期著名书法家,史称"书圣"。《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乃王羲之书法之大成也,其碑由怀仁集唐内府所藏王羲之真迹而成。碑字选自王羲之各帖,如"知、趣、然、群、或"字都取自《兰亭序》,怀仁经过长达二十四年的收集和拼凑,苦心经营,终成此碑。《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其主要特点为:一是字数多,字字精雅飘逸;二是字体多,将王羲之的楷书、行书、草书杂糅在一起,大胆组合、搭配,动静结合;三是变化多,笔法十分丰富,线条粗细变化、繁简、虚实关系很多,字的书写速度、结构等变化丰富,可谓千变万化,字字不同;四是字的笔画,气势充分体现了王羲之书写的特点与韵味。王羲之的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书法真迹早已不存于世,《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历来都被作为学习王羲之书法的典型范本与研究参考资料。文章对《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的笔法、字法、章法等方面进行阐述,并结合笔者在实际创作中的体会,试图对《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作深入的研究。     

我是怎样辨识两尊古代佛像内容的

所谈的两尊佛像，在二十世纪的佛教考古与艺术研究中格外引人注目，它们对探索佛教美术和佛学思想均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佛像内容比较复杂，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它们的认识一直限于猜测之中，而且以之作为立论的依据，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此二佛像自身，还关系到重要的学术问题。笔者近年来在研究佛教造像碑过程中，揭露出此二佛像内容的真实面目，兹述辨识的过程，希有助于对其它佛教遗存的认识。之一为四川成都万佛寺刘宋元嘉二年（425）造像碑，清光绪初出土，被法国人窃失，后下落木明。1918年《广仓古石录》刊布，之后有人撰文认为碑阳…     

甘肃省成县五仙洞石窟与南宋禅宗

《五仙洞记》碑碑阴阴刻富于禅意的观音菩萨像;碑文词句反映了禅宗活动情况;宗辩依禅宗规制建造寺院;五仙洞僧人重视自悟、自信、自主;"轻举之术"兼有三教因素,是佛教禅学、道教内丹学派、儒家心学理学相互融合的事例。故南宋时期五仙洞石窟是禅宗的一处活动场所。陇南禅宗与四川佛教有一定联系。南宋朝廷对五仙洞石窟僧尼和财产加强了管理,控制着陇南禅林。《五仙洞记》碑和《孚泽庙牒》碑为研究禅宗史提供了新的材料。     

蔡邕《笔论》的书法艺术理论探微

<正>汉代是书法艺术理论的源头,蔡邕是汉代最有影响力的书法家之一。它的《九势》、《笔赋》、《笔论》、《篆势》等理论著作可以说是中国书法艺术理论史上的伟大丰碑。他的书法艺术理论启迪和影响了之后的书法理论和书法创作实践。     

山东所见马钰《归山操》题刻考述

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马钰在家乡宁海三教堂与众人相会时有感而作《归山操》。此诗成文之初即竞相传颂，影响广泛，不仅道家典籍对其全文载录，相关人士还将其刻石以传不朽。山东流传至近现代的《归山操》石刻共发现三例：其一为青岛崂山华楼宫碧落岩处的《丹阳真人归山操》题刻，由元代崂山道人云岩子刘志坚刻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其二为潍县玉清宫《昆嵛山马真人琴曲归山操碑》,丘处机书，金代都尉唐括元义立石，前定海军节度副使吴似之作跋，立于金大定戊申年(1188);其三为烟台市牟平区范园遗址的《琴操归山操》碑，由马钰故友州学正范怿主持镌刻并作跋，立于金大定甲辰年(1184),最为古老。马钰作《归山操》寓有归真之意，此诗既是他晚年对人间世事的深沉思考与忧虑，又是他对道术修行的真切感悟和对修道成真的憧憬。     

浅谈书法艺术中的留白

<正>本文以留白在书法艺术中的必要性为切入点，从书法中的线条、单字和章法三个方面阐述了“留白”在书法艺术中的表现形式。笔者认为只有重视书法创作中的“黑”和“白”的和谐统一，创造包含创作者思想情感的意境，才能真正给予欣赏者以美的享受。一、书法艺术中留白的美学价值我国的书法艺术，在黑与白两种色调之间。书家挥毫落纸，不仅生成了黑色部分，也诞生了白色部分。“黑”即是书家用墨的结果，此“白”即古人对空白的处理也叫作“留白”。